宁都暴动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第26路军在江西宁都举行的起义。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于江西宁都城所举行的武装起义。二十六路军前身为冯玉祥西北军之第五路军。中原大战后，西北军被蒋介石收编为二十六路军。1931年1月调往宁都参加宁都“围剿”中央苏区。九一八事变后，该军广大官兵对蒋介石对外不抵抗、对内“剿共”和消灭异己的反动政策日益不满。在共产党秘密组织的领导下，第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会同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等举行了这次起义。起义部队进入中央苏区后，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下辖三个军。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任各军政治委员。宁都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代价最小而成绩最大的起义，对全国抗日反蒋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1931年，在位于江西省东南部的宁都，爆发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余名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投入红军。

第26路军原系西北军，在中原大战时为冯玉祥第二方面军第5路军。1930年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10月，蒋介石收编该部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任命孙连仲为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辖第25、第27师和骑兵师，由河南、河北交界地区移驻山东济宁。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部队建立过组织，一直有着深刻的政治影响。1931年2月，蒋介石令该路军从山东开赴江西“剿共”，并将其骑兵师留在黄河以北，有意削弱其战斗力。第26路军官兵对蒋介石排除异己的做法甚为不满。南下途中，队伍行动迟缓，经蒋介石再三催促，才于3月底陆续到达江西。在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中，第26路军第81旅大部被红军歼灭，该部震动很大。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该部进驻已处于中央苏区包围中的宁都县城。

鉴于以上情况，隐蔽在该部的共产党员积极开展争取工作，发展党员。第73旅旅部参谋、共产党员刘振亚经中共中央指定为该军党的特支书记。3月，中革军委选调部分同志进行兵运培训。5月，军委又派共产党员王超、李肃、袁汉澄（即袁血卒）通过各种关系进入第26路军，与刘振亚取得联系。8月，由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等同志组成中共特别支部，在官兵中积极发展党员，团结了一批同情革命的骨干，掌握了部分武装和机要部门。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第26路军官兵要求回北方抗日救国，遭到蒋介石拒绝，更加深了官兵同蒋介石集团的矛盾。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和季振同等爱国将领，开始寻找抗日救国的新出路。中共秘密特别支部根据党中央指示，秘密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还发展了赵博生入党。待条件基本具备后，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指示中共特别支部和赵博生同志，抓住有利时机举行武装起义。同时，在宁都县城外红色苏维埃区域活动的中共宁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遵照上级指示，也加强了对第26路军官兵的宣传、瓦解工作。该军许多官兵越来越向往苏区，向往红军。第26路军中共特别支部和参谋长赵博生经过努力，争取了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等人，并通过他们又联络了一批进步的中下层军官。

11月底，中共第26路军特别支部在南昌的接头关系被国民党破坏，部分文电被查抄，其中有第26路军地下党部分成员的名单。12月5日，蒋介石电令第26路军总指挥部逮捕刘振亚、袁汉澄等，送南京惩处。电报被总指挥部译电室主任罗亚平（共产党员）收译，他立即送交特支书记刘振亚。刘振亚当即召开会议，研究应变对策，决定乘总指挥孙连仲不在宁都之机，组织部队举行起义；由赵博生负责向南昌行营复电“遵令照办”敷衍蒋介石，争取时间；派袁汉澄等前往瑞金与中革军委联系；由赵博生抓紧做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的工作，争取这两个旅同时起义。

8日上午，朱德主持召集王稼祥、叶剑英、左权、李富春等开会，专门听取袁汉澄关于第26路军准备暴动的情况汇报，并研究确定了支持暴动的对策：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暴动；如不能争取全部暴动，则以第73旅和总指挥部的部队及其他党员能掌握的部队，以“进剿”为名，在适当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起义，开到苏区；如暴动未成功，暴露的同志如赵博生等，离开部队到苏区来，未暴露的继续留在部队中开展工作；暴动时间定为12月13日拂晓，暴动前解决反动军官要坚决，行动要快，要注意保密；暴动时尽可能将宁都地主武装头目逮捕。会后，为了支援国民党第26路军起义，毛泽东、朱德等从瑞金来到石城县秋溪村，召开有红军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决定以红军第4军派一个团和地方武装继续围困石城南面敌军据点，主力在宁都东北郊10公里处的会同地区，牵制广昌方向之敌第6路军，支援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

为保证起义成功，中革军委指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携带电台，前往彭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村联络指挥起义行动；派红军第4军到会同地区相机予以策应。赵博生在做通董振堂、季振同的工作后，派出中共党员郭如岳前往瑞金与刘伯坚联系。刘伯坚接见郭如岳后，致信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对他们率部起义表示欢迎，还就起义时间、组织工作和注意事项等作了一系列具体指示。

11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会见了前来请示汇报的第26路军中共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袁汉澄回忆，毛主席当时点点头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插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们能把26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

袁汉澄等返回宁都，向特别支部传达了中革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这时，国民党南昌行营发给第26路军的一批冬衣和饷款已运到广昌。为得到这批补给，赵博生等和中共特别支部经过慎重研究，建议起义时间推迟一天，并派出袁汉澄等前往苏区汇报。中革军委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将起义时间改为12月14日晚。

13日晚，第26路军中的中共特别支部主持召开暴动行动会议，就贯彻中革军委指示发动和举行起义，作了具体部署。

14日18时，赵博生按预定计划，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的名义在总指挥部宴请全军团以上主官。除第25师师长、代总指挥李松昆推病未到外，其余留在宁都的旅长、团长们悉数到场。晚8时许，赵博生简明地向到会的军官们讲了国内形势和第26路军的处境与出路，正式宣布全军起义加入红军。席间立刻骚动起来，大多数军官表示拥护；有的被这突如其来的宣布所震惊，一时不知所措；个别企图反抗的军官，当场被解除武装，抓了起来。学兵连和第74旅一部控制了全军的三部电台；袁汉澄率特务队切断了通往各地的电话和交通线路。接着，第74旅第222团第1营解除了第25师师部武装。李松昆潜逃到宁都城北，带领驻守这里的1个团逃向广昌。至14日深夜，第26路军宁都起义取得完全胜利。

15日晨，第26路军1.7万余名官兵，携带2万余件武器，整齐地集合在宁都县城南门外梅江沙滩上。赵博生来到队列前，向全体官兵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庄严地宣布起义胜利了，并带头扯下帽子上的国民党帽徽，撕碎了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帜。随后以第73旅为前锋直接开往苏区，受到左权、刘伯坚等军委代表的热烈欢迎。当晚，第26路军通电全国，郑重宣告队伍已脱离国民党军队，参加红军，号召国民党军队进行暴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作彻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宁都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成功的、重要的武装起义，是在内战紧张、外患严重、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爆发的。这次起义不仅在国民党营垒内部产生了巨大震动，给国民党统治集团以沉重打击，而且增强了红军力量，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6万多人，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热情，对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起了重要作用。中革军委当时指出：“宁都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中一个最伟大的士兵暴动……是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光荣的一页。”

1938年底，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并在照片上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