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草原多风，大风起兮，在无遮无拦的原野上，犹如脱缰的野马，肆无忌惮地横扫一切。虽已入夏，有风的天气还是让人感到些许凉意。呼啸的晨风中，班泽尔打开祭坛上的铜庙，取出酥油灯，置于庙前的供几上，再将香炉燃起，随着苍凉的螺号声，他盘腿坐在香炉前的毡垫上，诵经一般念起颂词，另一位祭师则转着祭坛，将茶水洒向天空……一天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让圣主灵前的神灯永远长明是我们守陵人的责任

风很大，隔着灯罩，酥油灯的火苗不安地跃动着。见此情状，祭拜完毕，班泽尔赶紧将灯送回庙内。“让圣主灵前的神灯永远长明是我们守陵人的责任，它已经整整燃烧780年了。”班泽尔一边整理铜庙内的神物，一边回答我的问话。铜庙不大，仅容两人，我被挡在了门外，除了祭师，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走进铜庙。

永远的长明灯，永远的戴孝人，永远的守护者—这是外人对达尔扈特的印象，也是达尔扈特人给自己的定位，如果为他们画一幅肖像，忠、义、勇、情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

“成吉思汗文化”是最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概念，不仅仅是对成吉思汗本人的评价和研究，它涵盖了一切围绕成吉思汗所产生的文化现象。在这个文化概念里，达尔扈特的作用突出地体现于祭祀方面。

祭祀常年不断，有日祭、月祭、年祭和四时大祭，各种形式的祭祀中，尤以农历三月二十一日的春祭最为隆重。春祭日恰好搭上“五一”黄金周的末班车。

原以为那会是一个人头攒动、万众跪拜，如穆斯林麦加朝圣一般的壮观场面，结果却与想象中的大不一样。从清晨到日暮，虽人潮涌动，但气氛欢快而祥和，相形之下，整个祭祀更像蒙古民族的一次群众性大集会。这一天，蒙古人身着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云集到成陵，巴音昌霍格草滩帐篷林立，人欢马叫，赛马、摔跤、射箭……一派欢腾；这一天，在成陵只能听到一种语言：蒙语。

当日的活动因时辰而不同。上午是以家庭、团体为单位的小祭。供奉成吉思汗与夫人的白色灵包前，人们隔着几案敬献哈达、酥油及茶酒，祭师手托长明灯为其祝福，然后众人共饮一碗白酒，整个过程不足十分钟。一拨人退下，又一拨人上去，络绎不绝的人群中，有许多戴着红领巾的少年，他们显然是学校组织来的。

下午是金殿大祭和鲜奶祭。鲜奶祭为一天中的高潮，在位于陵园东侧的阿拉腾甘德尔敖包举行，这里拴着几匹白色母马，母马的乳汁即被用来祭洒苍天

据史料载，成吉思汗50岁那年碰上罕见荒年，借助占卜得知春三月是其主凶，于是择定三月二十一日这天以99匹白母马的乳汁，向无上苍天献祭，祈求保佑。这个仪式被保留下来，忽必烈钦定四时大典，更将三月二十一日定为春祭日，古老的祭天习俗遂成庆典。

敖包旁，一匹白马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它毛色光滑，全身雪白，神情俊逸而潇洒，既不披金，也不挂银，由人牵着，气宇轩昂地站在那里。开始，我以为它不过是一匹良驹，像在许多公园或景点司空见惯的动物一样，供人观赏和娱乐。待看到人们一个个匍匐在它的脚下，虔诚之至地向它顶礼膜拜时，我收敛了笑容：究竟是怎样一匹马，何以受到如此礼遇

祭祀制度于20世纪80年代初得以恢复，与此同时成陵开始对外开放，有了收入来源。新世纪前后，随着鄂尔多斯经济的翻身（目前该市经济总量已跃居全区第一位），浴火重生后的成陵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修缮，政府不仅扩建了陵园，而且将散落于陵宫周围的伊金霍洛镇整体迁离景区。新镇蓝图由北京专家绘制，无论居民楼，还是商铺，一律蓝瓦白墙，与成陵相得益彰，也与草原浑然一体。两年前，班泽尔一家告别平房，住进新楼，气派宽敞的阳台，还有即使大城市也不多见的地板采暖。这样的居室，他拥有两套。

新的生活模式总是会引发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巨变中的达尔扈特是否也有困惑与阵痛？

“这是免不了的。” 成陵管委会副主任那楚格介绍道，离开陵宫，改变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规矩，感情上的确很难接受。但生活明显在好转，成陵也比以前更像模像样了，慢慢地，达尔扈特人也能理解了。他说现在是成陵最好的时机，“仅2000年以后，政府的投入就达7亿多元”，这个数字比过去所有的投入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乌拉幼年的志向随着成陵的时来运转愈益坚定，当成陵扩建时，他把经营多年的餐饮小店交给妻子打理，义无返顾地走进成陵。开始在停车场看车，现在伙房当厨师，用他自己的话说，“离陵宫越来越近了”。乌拉的理想是进陵宫，“虽然我还只是一名临时工，但机会一定会降临。”他对此充满信心。

包括亚门特、行政管理者在内，现在直接服务于成陵的工作人员有30多名，其中一部分有正式编制，享受公务员待遇，另一部分为临时工。相对于临时工乌拉，身为圣主达尔扈特太师的哈斯要幸运得多，他正在内蒙古师范大学进修蒙古史，学期一年，与他同去的共有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