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10日，“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在上海附近的安亭
火车站，发生了卧轨拦车事件，即“安亭事件”。
1966年11月6日，以上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
王洪文为首的三十多人开会，决定成立全市性的工人组织，定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并定于11月9日在上海市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工总司”派人到市委，要求市委、市府承认。市委认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精神，成立“工总司”是不适当的，违反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等规定的精神。
“工总司”没有得到上海市委的支持、承认，仍如期在1966年11月9日召开大会。会后组织游行，游行队伍进入市委大楼寻找市委领导。11月10日凌晨1时许，“工总司”一辆满载造反队员的卡车开到
上海火车站，声称“有2万多人要乘火车到北京去控告”。2时许，万余名造反队员扛着红旗冲进车站，占领了月台和停站的列车。在上海站负责红卫兵运输的原杭州铁路分局局长程香亭将这情况汇报路局、分局领导。路局局长邵光华向上海市副市长
李干成和铁道部负责运输指挥工作的
王效斌请示汇报，并和副局长李明哲、赵国栋，上海分局局长纪玉文、党委书记王华生以及路局和分局公安部门的领导庞振泉、原修文等，先后到达上海站，向群众作宣传动员工作，要大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但“工总司”成员不听劝告，强行登上运送红卫兵乘坐的602次、46次赴京列车，逼迫车站602次列车于6时35分发车北上。
发车不久，运行至安亭车站时，王效斌来电传达
中共中央和
国务院作出的“不要来京、就地解决问题”的指示。上午8时17分，经
铁路局领导研究，由铁路分局局长纪玉文通知调度所，将602次列车停在安亭车站的专用线上。由“工总司”另一头头潘国平纠集的一批人所乘的列车也被扣停于南京车站。上海铁路分局派组织部副部长蒋耀斗以及周文德、俞琪康等到安亭站向“造反队员”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并做劝说工作，副分局长李殿元、昆山线路党总支书记徐炳德也到安亭站做劝说工作，但毫无效果。
王洪文等为了向中央施加压力，策动“造反队员”在安亭车站卧轨拦截了一列由上海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并纠集数万人到安亭站声援他们闹事，铁路江湾工厂的工人谢鹏飞、傅世尔、周国庭、蒋周法等也一起参与，造成沪宁线铁路交通中断30多小时，上海站36趟客货列车不能发出，从
安亭到
蚌埠五百余公里沿线，停满近百趟客货列车，制造了严重破坏全国交通运输的“安亭事件”。
1966年11月11日上午，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派华东局书记
韩哲一、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杨士法带领有关局的负责干部赶到安亭，劝说他们返回上海。
中午12时，陈伯达从北京拍发给“造反派”的紧急电报也到达安亭，要他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当时少数人听从劝说，乘车返回上海。但有不少人被“造反队”头头锁进列车车厢，不准下车。王洪文等人辱骂回沪的“造反队员”是“叛徒”“逃兵”，诽谤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派去的干部是“保皇派”，并在车站附近的吊车旁，围攻这些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