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周历史
宗周涵义
中国最早见于文献的城市，是西周的丰京和镐京。丰镐二京隔河相望，所在的位置在今陕西西安境内。
丰镐即宗周，是历史上第一座被称为“京”的都城，也是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周礼的诞生地。
周人的丰与镐是分别命名的，丰、镐是两座城市，但后世大部分学者在研究时都把丰、镐视为一体。
成王时期，“宗周”之名开始出现，西周铜器铭文中屡见“王才宗周”的记载。宗周自汉以来学者多以其为镐之称，近代以来，随着对西周青铜铭文研究的不断深入，大部分学者认为宗周在金文中专指镐，具有明显的宗教和政治意义，与“镐”单为都邑之名有着很大不同。
事实上，到西周中晚期，随着丰的宗庙设施的持续应用和不断齐备，“宗周”的区域概念已经扩大，丰和镐一带都可称之为宗周，如《诗经·小雅·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
文王迁都
周文王将王都从“岐”东迁至“丰”，宗周从此登上历史舞台。
“公刘适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西周都邑的设置与变迁，与商周之间势力消长，相互斗争有直接关系。自武丁之后殷王朝由盛转衰，而周人日渐兴旺。至文王晚年，诸侯降服，西土安定，周已成为西方大国，足以与殷人抗衡，东进灭商，势在必行。
此时关中地区渭水以南、
户县以东至
西安、
蓝田、
华阴一带为崇侯所据，东进灭商一统天下，首先要剪灭
崇国统一关中。周文王晚年竭尽全力灭崇，功成后马上东迁，在崇国腹地沣水西岸建立了新都
丰京。周武王即位后，又在沣水东岸建立
镐京，以
丰镐为基地，最后完成灭商的大业，这是丰镐两京作为西周王都的首要贡献。
周迁都宗周，除了政治方面的考虑，寻求更理想的生存地域也是重要的原因。周原虽然开阔平衍，土地肥美，但地处渭北原区，地势高亢，比较干旱少雨。随着周原都邑的扩大，人口的不断增加，农业用水和城市用水矛盾日渐突出。与周原相比，丰镐地区具有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水利资源。丰镐位于关中中部、渭水南岸，这里地势较为低平，田畴沃野一望无际，河道纵横交错，池沼湖泽星罗棋布，是进行鱼猎活动最理想的地点，都邑内供水也不会发生问题，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都是周原所无可比拟的。
丰镐在成为西周王朝的政治中心后，立即显示了其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主要的农作区之一。历史学家
齐思和在谈到周都自西东迁时，曾指出：“文王之迁丰，不徒便于向东发展，与商争霸，抑丰镐之间川渠纵横，土地肥饶，自古号称膏胜之地”。
现代考古证明，丰京位于沣水中游西岸，西至灵沼河，北至眉岭岗地北缘，南至石榴村。镐京在沣水之东，与丰京隔河相望。镐京遗址西濒沣水，东至丰镐村，北界沣水与洗池，南部已为汉唐昆明池所毁。从遗址内涵来看，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有大量平民居址，有各种手工业作坊，也有贵族们遗留下来的礼器，更有各种类型的墓葬。因此，从考古资料的角度来考虑，丰镐具有都城的文化内涵。
丰镐并重
郭沫若将一些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京”考释为丰京，卢连成将西周两片甲骨刻辞中带“草”字头的“蒿”字和一些西周金文中的“蒿”字释为镐京之“镐”。无独有偶，植物学上“丰、镐”二字原意就是生长在沣水两岸长势茂密的草本植物，这就是跨沣水的周都双城动土前原应有的荒野景观。
《尚书·召诰》云：“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成王）找步自周（宗周），则至于丰。”从周成王自镐京徒步至丰的记载来看，丰、镐相距不远。近代学者从大量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考释，西周早、中期诸王曾在丰邑执掌政事和主持各种典礼，虽“武王宅镐”政治中心迁至镐京，但丰京仍具有王都部分功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丰镐考古队队长的
胡谦盈称：“所以史家向来将丰、镐并称，或说二者是周都双城，是很有道理的。”
文王迁丰一年后去世，而武王在位只有四年时间，伐纣之前即已营镐。由此可知，周人在徙居丰邑后不久就开始营镐，丰和镐的营建时间不会相差太久。
地位演变
宗周为周都，历时三百余年，都城地位几经变化。武王伐纣之前是西周的前线；伐纣之后，宗周一直是西周政权的主都，西周晚期主都地位逐渐下降。
一、前线都城地位
自文王始建至武王伐纣，这一时期的宗周是周的前线都城。周在这一时期并不是“天下共主”，作为一方诸侯的都城，宗周的建立是为了对付商政权，因此至少在建立初期，军事意义较为浓厚。学者认为丰镐“最初应该是东进的指挥中心”，历史学家
许倬云也认为：“最初也许是经营东方的指挥中心，渐渐变为行政中心”。这一时期，旧都岐周仍是周人政治、经济、宗教的根据地、大本营。
二、主要都城地位
先秦时期，常常出现国号与都城称号互相替代的现象，如盘庚国号为殷，其都城亦称“殷”。岐周之地在周未伐商之前也被称为“周”。在武王灭商后，丰镐作为“天下共主”的都城，其政治地位日益重要，尤其在武、成年间，镐这个都城与“周”的称号逐渐有互为替代的趋势。如：《逸周书·世俘》、《尚书·召诰》、《孟子·滕文公下》、《史记·周本纪》、《史记·鲁周公世家》等都有记载。
这些典籍中所载的“周”，正义解释为：“周，镐京也。”
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是主要都城地位，“宗周”之名频繁地出现在文献、金文之中，成为丰镐是“诸侯宗之”、周之宗庙所在的最好注解。据统计，共有近三十件铜器提到宗周。其中，周王在宗周的活动主要包括接受述职朝见、宗教祭祀、发布命令等，完全体现了宗周作为一个主要都城应具备的职能：
（一）周王接受王臣和诸侯述职、朝见。
如：乍册魑卣记录了公太史到宗周述职性地朝见周王；匡侯旨乍又始鼎记录了第二代燕侯旨第一次到宗周朝见周王；
麦方尊记录了邢侯到宗周朝见周王的活动；
柞伯簋记载了柞伯到宗周朝见周王的事迹；
宗周钟铭文则说明周王不仅在宗周会见王臣、贵族，还会见外夷。
（二）重要宗教祭祀。
献侯鼎、史叔隋器有王大襄于宗周的记载，士上盂、郭伯取簋，同簋、克簋、大克鼎、善鼎、越簋等有周王的各种祭祀活动，柞伯簋记载了周王在宗周举行大射礼，其中，“大章”、“大檎”是周王举行的高规格祭祀。
（三）周王发布政令。
小克鼎、史颂鼎、宗周钟、班簋、母簋等均有周王在宗周发布命令的记载，由周王及诸侯、王臣在宗周的活动可知宗周是西周的政治中心，是周王长住之地，是王朝的主要都城。
三、主都地位逐渐下降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都城地位随着祭祀设施和祭祀行位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同时，也会随着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而产生变化。
《史记·周本纪》记载
周昭王时“王道微缺”，
穆王时“王道衰微”，
懿王时“王室遂衰”。自昭王以后西周逐渐衰落，到懿王时国力大幅下滑，随着国力衰退，岐周成为周王朝与西戎交战的前线，宗周同在关中必然受到冲击。
烽火戏诸侯虽然戏剧化，但却反映了西周晚期战火时常直抵王朝京畿之地的紧张局势。
王室衰弱还伴随着诸侯势力的坐大。西周
宗法制父死子继，而懿王崩后，先是懿王的叔叔即位，继而又传回懿王之子，虽然文献记载语焉不详，但内有缘故。尤其是出现了“诸侯复立”的记载，则可能有势力强大的诸侯（小宗）开始插手王室（大宗）事务，操纵王室废立大权。周王的权威不再，周王所居住的宗周政治中心的地位也就愈加下降。
王室衰弱、戎狄入侵、诸侯坐大是导致宗周政治地位不断下降的三大原因，发展到周幽王时期，终于在戎狄入侵后被摧毁。
形制特征
宗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城市，开创了中国城市平面布局方整、宽畅、宏伟的先河，建构了中国城市平面布局的总规制，成为后来城市总体布局的典范。
《诗·大雅》中不仅记述了周文王伐崇胜利后营建丰京并自岐迁都至丰，以及武王宅镐的史实，而且表明丰京有坚固的城垣和护城河。在另一首周人讲述开国历史的史诗《诗·大雅·皇矣》表明崇城是有高大坚固城墙的，而丰京堪与崇城相匹敌。
《
周礼·
考工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而市。”《左传》、《诗·小雅·巧言》、《诗·大雅》和一些西周金文不仅表明丰京和镐京内建有宫室、朝寝和宗庙建筑，而且城中街衢井然。
通过考古发现，西周丰镐两京处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初期阶级，呈现出中国早期都市的一般特征。
一、丰镐两京是沿河谷阶地发展起来的城市，城市设计因地而宜，比较朴素、自然而强调实用功能。
二、两京以政治为主，城区的主要面积多为王室宫殿、宗庙和贵族居址采地所占据，是西周王室对全国施行政治权力的中心地点。
三、城市的商品经济功能较为薄弱。巳发现的各种手工作坊多分布在重要居址附近，依附于西周王室和各级贵族，主要用以满足上层贵族的奢侈生活和各种享乐要求。各居住点周围多与农作区相连，呈现出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倾向。
四、城市布局较为松散。在都邑内宫殿区、贵族居址和若干居民点稀疏地分布在一个较大的区域，不少居住地周围是族墓葬地，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居邑由许多这样的血缘胞体组成，如同史前社会一般村落遗址一样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原始特征。
考古发现
丰镐（宗周）遗址位于
西安市
长安区马王镇、
斗门镇一带的沣河两岸，为西周王都遗址，丰在河西，镐在河东。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丰镐遗址被考古发现，1951年起开始发掘。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研究已经基本确定了丰镐的城址和遗址面积，通过多学科的精确定位，确定了丰镐两京的遗址面积总计近17平方千米，是一个巨型都城遗址。
考古发现，丰镐城市布局已初步具备了一定的规划思想，规整而有序。在丰镐遗址发现了400多座墓葬及陪葬的车马坑、马坑和牛坑，多处埋藏青铜礼器的窖藏。这些青铜器造型精美，其上的铭文记载了西周王朝及方国的重要史实，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丰镐二京位置曾困扰考古专家
胡谦盈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客省庄、马王村、西王村一带是一个面积广大、内涵丰富的周代遗址，遗址东以丰河为界，西至灵台河，北至客省庄、张家坡，南至西王村、冯村；总面积约6平方千米。……丰邑中心似乎不能超出这个周遗址的范围以外。”“在昆明池西北，即洛水村、上泉北村、普渡村、花园村、斗门镇一带，是一个面积广大、内涵丰富的西周遗址。……镐京中心就在这个遗址之内。”
20世纪80年代初期，胡谦盈在总结建国后30年的丰镐考古成果的基础上将丰、镐遗址范围进一步具体化。曾长期主持丰、镐田野考古的卢连成先生、郑洪春先生所指出的丰、镐遗址范围与之略同。综合而论，丰邑遗址包括丰西的客省庄、马王庄、张家坡、大原村、曹家寨、冯村、西王村、石榴村等；镐京遗址包括丰东的斗门镇、普渡村、花园村、白家庄、上泉北村、下泉北村、洛水村等。虽然丰镐田野考古又取得不少新成果新发现，但长期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未发现中心地带。
丰镐遗址地理学上的坐标渭河一级阶地
丰镐地理位置的选择由特定的地质地理环境因素决定。地理学家对丰镐地区的地质地理环境和第四纪以来的地质面貌发育史，以及丰镐遗址有关历史、考古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后，找出了自然与历史之间某些规律性的有机联系，从而为探索丰镐遗址谜团提供了新途径。
《诗·大雅·文王有声》载：“沣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这不仅表明沣水东（北）注入渭水的史实，而且表明了沣水在丰、镐二都周围绕流、积水的情形。《禹贡》谓：丰镐之地“原隰底绩。”学者
史念海著文指出：“原是高平的地方，隰是下湿的地方。”“底绩”的意思是在田野修浚畎浍，使积水都流到附近的川野。
丰镐地区的渭河二级阶地，是地势高平的原，而渭河一级阶地与镐池、彪池、灵沼等地和丰河等河川地带则是下湿的隰地。丰镐地区沿渭河二级边缘和陂池周围分布有大量仰韶、龙山文化遗存，历经先民们3000多年的苦心经营，到商、周之交，这里当时的原隰皆已促成富庶之区。
至此，地理学家在研究了丰镐地区的地质、地理、水文和地貌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后，提出了丰镐当在“原隰”的渭河一级阶地，再结合考古学者们提供的宝贵线索，就可对丰邑和镐京的地理位置做出准确测定。
考古学说对丰镐二京遗址的佐证
在著名地理学家孙嘉春先生依照地学和水文资料等作出丰镐二都的具体方位后，使得现存诸多疑问迎刃而解，遗址范围和大小也得到确认。
丰邑遗址：遗址区东西宽约2.5千米，南北长约3千米，总面积约7.5平方千米。区域内分布有沙河村、马王村、韩家庄、韩南村、纪家村等。
镐京遗址：大致呈正方形，边长约3千米，总面积约9平方千米。区域内分布有普渡村、上泉北村、落水村、官庄、牛角村、南村等。
在丰邑范围内曾大量发现比较密集的包括房屋、陶窑、窑穴、手工作坊、道路等居址遗址，十余座夯土遗址中呈“丁”字形的四号基址总面积达1826.96平方米；在马王村村北一所基址内还发现了陶水管道。
在镐京范围内，考古学家从1961年起，先后在普渡村之西发现西周夯土建筑基址，在落水村发现大量建筑用瓦和白灰面墙皮、红烧土块；在普渡村西发现的“工”字形五号基址总面积达2891平方米；在普渡村之北和上泉北村之东发现有十余座陶窑，在斗门镇之东和白家村之北见有西周灰坑。1980年，在下泉北村西边丰河故道河床中发现西周重器
多友鼎。
沙河古桥遗址的考古成果同样为通过地理学而找出的丰镐遗址提供了证据。以发掘秦陵并取得重要成果的段清波先生对沙河（古丰河）桥遗址的考古显示：“沙层厚达7米……第6层为灰细沙层，因此未发掘，加之往下水位在此层内随四季变化不断升降，厚度不详，沙层纯净，颜色呈灰黑状，内多含有秦汉陶瓦片，不具有后代遗物。”今天，沙河桥址河床标高388米，客省庄、韩南间沙河口标高392米。结合地理变迁数据可推断出，西汉时沙河河床标高在381—385米之间，西周时沣水在客省庄到严家渠一段河床标高约在382—386米之间（今标高385—390米），与推断的丰邑所在地标高389—392米和镐京所在地标高386—392米，有高差4米到6米，足可以使百年一遇的洪水难以犯上河堤。可见西周时，客省庄之北的渭河一级阶地上是完全有建都条件的。
20世纪70年代在
马王村村北再一次发现了三座土残基址，并在一座基址内发现陶水管道。这些西周土基址和陶水管道所在地正好与地理学家推断的丰邑东南角相吻合。由此推断，这几处西周土基址是西周丰邑城垣东南隅的残迹，而陶水管道有可能是为丰邑提供水源的输水管道系统。
20世纪80年代在下泉北村之西的沙层中发现的
多友鼎，通高51.5厘米，重达37千克，铸于西周厉宣时期，内壁铸有铭文278字，记述多友奉派参加对戎的一次防御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史实，是陕西目前出土铭文最长的一件铜器。该鼎埋藏于砂层中，表明西周晚期废弃丰镐二都，是因为沣水泛滥泱及今大泉北村一带。另外，多友鼎原应存放于王室或贵族宅地，洪流搬运不会太远，可见下泉北村以西的大片土地即上泉北村一带就在镐京城址范围之中。
丰镐地区发掘的西周墓葬仅沣西张家坡一带就累计达上千座之多。其中井叔家族墓地，以周王重臣井叔的双墓道大墓为中心，布局排列有序，主次分明，规格之高在丰镐地区前所未见，是考察西周高级贵族葬制的典型资料。
井叔墓地几座带墓道的墓规模庞大，虽经严重盗掘还残存若干精品，对确定墓主及分期，均具重要意义。井叔墓地残存的几件铜器，都是难得的珍品。
“[豆下廾]（deng4邓）中（仲）牺尊”，高38.8厘米，长41.4厘米。作兽形，头立双角、双耳，曲颈，四蹄足。身有双翼，头顶一虎，颌下一龙，尾部一曲龙。盖纽为一只大鸟。盖周缘饰一周双身龙纹，通体饰兽面纹、夔龙纹和雷纹。器腹内及盖内有相同铭文二行六字：“中乍宝（zhēng征）彝。”
井叔钟，现存2件，一件通高37.5厘米，另一件略小。钟上铸“井叔采作朕（zhèn振）文祖穆公大钟”等铭文，共七行39字。井叔方彝，通高约20厘米，器底及盖内各有一行铭文：“井叔作旅彝”。
1954年普渡村北发掘一座墓，出土成组铜器，多件铸有“长甶（fǔ府）作尊彝”的铭文。其中，铜盉的铭文，记述周穆王举行燕礼和射礼，长甶参加比射，受到褒奖的史实。
丰镐地区的考古工作，已经取得许多重要收获，大体确定了丰镐二京的方位。
典籍记载
大盂鼎：“隹九月王才宗周令盂。”
静方鼎：“隹七月甲子王才宗周。”
大克鼎：“王才宗周，旦，王各穆庙，即立。”
《诗经·小雅·节南山之什·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
《国语·卷七·晋语一》：“骊姬赂二五，使言于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韦注：“宗，本宗也。曲沃，桓叔之封，先君宗庙在焉，犹西周谓之宗周。”
《竹书纪年》今本：“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郑桓公……”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
《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诸侯咸服宗周。
《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依之违之，周公绥之；愤发文德，天下和之；辅翼成王，诸侯宗周。
《汉书·卷八十五·谷永杜邺传第五十五》：昔褒姒用国，宗周以丧；阎妻骄扇，日以不臧。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下》：至幽王淫褒姒，以灭宗周……初，雒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
《后汉书·卷一百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后徐夷僣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
《晋书·列传第二十六·江统等传》：故申、缯之祸，颠覆宗周；襄公要秦，遽兴姜戎。
《宋书·志第四·礼志一》：宗周既兴，文史载焕，端委治于南蛮，颂声逸于四海。
《魏书·帝纪第十一》：赫赫宗周，翦为戎寇；肃肃清庙，将成茂草。
《尚书正义·毕命第二十六》：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於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丰。宗周，镐京。丰，文王所都。
《隋书·卷六十九·列传第三十四》：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则倍之。
《通典·卷第三十一·职官十三》：宗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虽沦胥之道斯极，而文武之器犹在，斯则龟鼎之祚已悬定于杳冥也。
《通典·卷第一百七十七·州郡七》：宗周，镐京也。
《旧唐书·本纪第十九下·僖宗》：赫赫宗周，竟坠文王之基业。
《新唐书·卷二十七上·志第十七上》：其明日，武王自宗周次于师所……鹑首当山河之右，太王以兴，后稷封焉，而宗周之所宅也。
《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五·志七》：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宫声废。
《长安志》卷三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武王自酆居镐，诸侯宗之，是为宗周”。
影响
在历史时期，王朝国家政治因素对古代文化有着重大影响，从一定层面上说，不同的地理因素使考古学文化具有多元性，而政治因素却使考古学文化具有强烈的统一性。
西周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奠基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对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乃至当今社会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宗周文化和势力达到极盛，周王室统治区域和文化影响范围空前扩大。分封制的进行，促使方国众多。宗周文化及政治势力的强大使无论分布于何地的青铜礼器的形制、铭文及书写位置等都高度一致。这一方面反映了西周文化的高度一统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周王朝在广大区域中强制推行王朝礼制文明的结果。
宗周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考古发现揭示出，随着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在精神领域，长江流域诸部族也开始采用中原商周的礼仪制度作为社会的整合手段。反映出不同身份的人可不同程度地使用中原商王朝的礼器制度，并借此来规范社会等级秩序。
西周时期，宗周京畿地区成为当时广阔地域中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强势文化向四周传播，周围各区域文化正是在这种礼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进行大融合、大统一。这不仅是物质文化的融合与统一，而且还是思想观念上的融合与统一，并为西周时期集中统一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