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尊经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但赞美经书“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则可见其主旨是在论文。他分析比较了五经在文辞表达上或隐或显的不同特点，而指出其总体风貌则为“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历久弥新的文章范本。他以为各种文体皆源出五经：“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盟）檄，则《春秋》为根。”他还提出了“文能宗经，体有六义”的论断。所谓“六义”，即“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前四条属于内容方面，后两条属于形式方面。“六义”实际上也是文学批评的标准。他鉴于后人“建言修辞，鲜克宗经”，以致“楚艳汉侈，流弊不返”，为了“正末归本”，所以标举《宗经》。刘勰对五经的褒美有过当之处，但意在矫正当时浮靡文风，故有其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