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文森（1886年—1957年9月16日），广东惠阳人。曾任马来西亚雪兰莪州政府矿务巡员12年，独资开设福利、利成、隆新等三家锡矿公司，购置81公顷橡胶园。他热心华侨公益事业，历任马来西亚惠州会馆联合会总务、南洋惠州同侨救乡会副主席、雪兰莪惠州会馆总理、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常务、循人学校总理、培英学校总理。

官文森（1886—1957），广东惠阳人，出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一个贫苦华侨家庭，其父早年以挖矿为生，后在吉隆坡经营小生意。官文森自幼读中文和英文，青年时任雪兰莪州政府矿务巡员达12年，离职后独资经营三家锡矿公司，购置81公顷橡胶园，任总经理。清末，官文森加入了洪门致公堂。1911年4月，曾派7名进步华侨青年到广州参加黄花岗起义。抗战爆发后，官文森积极捐款支持马来亚的加影前卫剧社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号召侨胞出钱出力，支援祖国抗日。1938年10月，日军登陆广东大亚湾，惠州、广州相继沦陷，官文森等南洋惠属侨胞，纷纷起来救国救乡，在马来亚雪兰莪州首府吉隆坡惠州会馆，召开南洋各埠惠州华侨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南洋英荷两属惠州(10县)同侨救乡委员会(简称南洋惠侨救乡会)。1938年12月，南洋惠侨救乡会与香港惠阳青年会、海陆丰同乡会和余闲乐社商议决定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1939年初，官文森在马来西亚和侨领黄柏才、张育才等商议，募集人力、物力支援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并响应共产党号召，组织队伍回国抗战，独资组织“文森队”，由华侨抗日志士王春红任队长;黄柏才、张育才则合资组织“两才队”，由黄志强任队长。“文森队”全称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女子救护及宣传队，队员包括李逢娣（兆华）、王春红（王超）、祝少珍、叶清香、贺玉兰、古秀英、欧巾雄。当时满怀爱国热情的各界女青年，涌向吉隆玻惠州会馆报名参加文森队回国抗日。在官文森等爱国侨领的策化下，为了筹集更多的慰问品和药品给抗战将士和灾民，文森服务队队员们在救乡会带领下，在吉隆玻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向侨胞宣传抗日救亡和募捐钱、物、药品等，介绍救乡会组织回乡服务团的情况，得到广大侨胞的积极支援，大家纷纷捐钱捐物，光药品就有七大箱。同年4月底募捐结束，官文森宴请文森队队员并教育队员们回国后要吃苦耐劳的工作，向同胞讲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情况，他给服务队做了一面红底白字的队旗，每个人两套制服、两双胶鞋，吉隆玻惠州会馆、新加坡惠州会馆都分别开了欢送会。1939年5月5日，文森队和两才队数十人带着华侨捐献的钱物、药品，高唱《再会吧，南洋》歌曲，在吧生港口上船，航行6天，到达香港九龙，东江华侨服务团香港办事处林务农、柯平同志接文森队到办事处，接受了星岛日报记者林琳采访并合影留念。几天后，林务农带领文森队坐船到沙鱼涌上岸，大家高唱《祖国呀你的炎黄子孙回来了》，打著队旗步行三十华里，到达坪山曾生领导的新编大队部，受到热烈欢迎。第二天晚上开了联欢会，队员们代表海外同胞向全体抗日将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并赠送慰问品。曾生大队长和其他领导对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表示衷心的感谢。爱国华侨的抗日热情，极大地鼓舞了东江人民抗战斗志。

1940年夏，在国共摩擦的背景下,国民党东江地方政府拉拢未果后,借博罗队事件,解散东团,与此同时,以武力“围剿”曾生和王作尧两部,力图消除中共在东江地区的武装力量和外围团体。在中共东江党组织领导下,不少东团队员转入东江抗日游击队，其中文森队四名队员留在新编大队，并先后加入中共，逐渐成长为东江纵队出色的女战士。为营救在博罗队事件中被捕的队员，南洋惠侨救乡会派官文森、梁英、钟醇生专程到香港调查东团被迫害事件，并会见了留下来的文森队员，鼓励他们好好工作。官文森返回马来亚后，在日军侵占马来亚前夕，不顾生命危险和财产损失，召开“华侨抗日大会”，号召各界侨胞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随后组织华侨青年去新加坡接受军事训练，这些华侨武装队伍后来曾在柔佛一带与日军激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马来亚沦陷后，官文森避居山林，继续与当地抗日地下组织取得密切联系，并赞助大批款项和物资援助当地人民的抗日武装——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抗战胜利后，官文森回到吉隆坡。1947年5月，在致公党三大上，官文森当选致公党中央执委，同年任致公党马来亚总支部主任委员，积极从事民主运动。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官文森欣然举家回国，并作为中国致公党代表参加了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历任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侨联常委，广东省侨联副主席，致公党第四届中央主席团成员和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1957年9月16日在广州逝世，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