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老广州”仍习惯称广州西华路东段为“宜民市”。这历史地名的来由是有一段血泪斑斑的掌故的。宜民市本名移民市。在清顺治年间，两王入粤后，大肆屠戮，在城中驻兵牧马，战马逾万，豢养于西山，三四里内禁止耕种，而该地野草咸苦，清兵特收辽东草料种植于此(今名马鞭草)，当时该处为山坟野地。

清顺治7年（1650年）底，清兵攻占广州。当时，清政府虽然已经控制了浙江、福建、广西等省，但各地反清力量仍然在活动。郑成功在广东南澳岛起兵抗清，邓恢、周玉为首的水上武装则在珠江口一带配合行动。为了对付这些反清力量，清政府推行了“界海清野”政策：建起了一条北起山东，南至今中越边界的沿海封锁线。一方面严禁船只进出，宣布“出界以违旨立杀”，另方面强迫沿海居民向内地迁移。清政府以为这样一来，在沿海有了漫长的无人区，就可以切断沿海人民与郑成功等抗清义军的联系。

顺治十年(1653)，藩司胡章调任，上疏劾奏两王纵兵扰民。清廷下令马厩迁往郊外，顺治十七年耿继茂移驻福建，居民将该地开垦为种植园，种菜植桃，故该地又名为桃源，(今桃源上、下街、桃源坊处)，现该地附近仍有洗马涌(驷马涌)等名称。

顺治、康熙年间，郑成功以台湾为基地，高举反清旗帜。郑成功屡派兵袭击沿海各地，并联系沿海渔民和水上居民，互通消息，清军因而频频被袭。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发布“迁界令”，下令从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内迁50里。清廷派科尔坤侍郎来粤，负责海禁。科尔坤在三年内反复派人巡边，将沿海(包括新安、香山、东莞、新宁、番禺等地)渔民、水上居民、村民全部迁到广州，划地为界，分期向内迁移。将沿海迫迁界内的房舍田地概行拆迁，田地禁止耕种，严禁出海捕鱼，以杜绝人民与台湾郑氏政权的联系。反抗迫迁的人，更惨遭清兵杀戮。沿海民众，仓卒迁移，野栖露宿。一时流离失所，妻离子散，不少人死亡于迁徙路上。在居民迁出家园后，清兵立即毁屋烧庐，掘坟作堑，五里一堑，十里一台，人为地造成一条千里无人的海岸线。

当时广东巡抚李士祯，下令各县分别安置迁入的渔民、乡民，并准许他们搭棚建寮，暂行在泮塘西村附近寄寓。当时这一带仍是水乡，流浪人家多以捕鱼虾捞海产为生计，拿到第一津以西一带出售，日久成市，故得名“移民市”。官府后为安抚民心、掩饰其“界海”暴行，改“移”为“宜”，还在街口的门楼上镶上刻有“宜民市”三个大字的石匾。

清廷的强行迫迁，引起人民强烈反抗。康熙七年(1668)，广东巡抚王来任体察民情，上书请求清廷允许迫迁居民返回原住地。第二年，清廷允许部分地区迫迁居民返回。但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平定台湾后，才废止“迁界令”。翌年，由官府发出告示，允许被迁居民全部迁回原籍，允许渔民出海捕鱼。

记录着这段苛政的“宜民市”石匾，如今收藏于广州博物馆。

二十年代末，“宜民市”拆建为马路，“宜民市”更名为西华路。（“宜民市”的石匾现陈列在广州市博物馆）。

近三百年来，“宜民市”一带绝大部分的民房是砖木结构的破旧平房，房屋密集凌乱，街巷狭窄弯曲。在西华路以北，东风路以南，人民北路以西，荔湾路以东的“小区”内，竟有166条街巷、5000多户人家。当你进入这“小区”，便如身陷迷宫。一旦火警，连消边车也进不去。由于地势低洼和排水设施落后，常常出现“落雨大，水浸街”的窘境。

可喜的是，八十年代后期，市政府已着手对“宜民市”开发改造——整个“宜民市”将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100幢、总面积40多万平方米的高层住宅大楼。这一带的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将由原来不足5平方米增至12平方米，原先百多条横街窄巷组成的迷宫，将改造成“八纵四横”的道路网。新住宅区内还有7万多平方米的小园林和绿化带。学校、商店，市政服务设施……将配套齐全，合理布局。现在二十多幢八、九层高的现代住宅楼已拔地而起。优美、安静，富有生活情趣的居住环境，使“宜民”之说才真正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