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历史不完美》是中国社会科员学研究员马勇近年来重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精粹。《容忍历史不完美》作者马勇怀揣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从人物性格、背景的细节出发，历史照进现实，叙说为什么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变革是真诚的，也是有效的；义和团运动与清廷选接班人有关；袁世凯开缺回籍并不简单是权力斗争的产物，而是列强在远东竞争的必然结果……从而给国人一个完整、正确的概念和一段真实的记忆。

怀揣温情与敬意的旁观者、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解读晚清史最新力作 为什么说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改革是真诚的，也是有效的？ 为什么说《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迈出了全球化的关键一步？ 为什么说义和团运动和清廷选接班人有关？ 坦然面对历史的不完美，坦然面对改革的缺陷与失误，就是历史学应该面对的事情。

序：重构晚清记忆

容忍改革不完美

当君宪成为往事

皇族内阁错在哪儿

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

寻找大阿哥

海选大阿哥

为什么是端王爷家的

端王爷的无奈

排外与媚外

义和拳缘起

义和拳，起山东

化私会为公举

“新异族”与“老异族”

被抑制的和平

在媚外与排外间徘徊

东亚三国赛

宗藩解体

东北亚危机缘起

中日明争东北亚

晚清当家人

一个不寻常的女人

慈禧太后归政记

恭亲王之死

翁同　罢官记

袁世凯罢官记

毁誉摄政王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康有为“衣带诏”真相

康有为出逃路线

梁启超与《时务报》内讧

以笔搅乱社会的“罪魁”

辛亥革命虽然说是对一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回应，是要终结皇权，重建民权，但就这场革命的具体情形说，显然具有偶发性，并不是历史因果链条中的必然。导致这个偶发事件的其实是两件事，第一件是清廷不慎将责任内阁办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第二件是这个皇族内阁发布的第一号文件竟然是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由此将清廷先前十多年苦心经营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全盘颠覆，甚至连带着将清廷送进了历史。

责任内阁是君主立宪国家的必然选择。所谓君主立宪其实就是用宪法去约束君主的权力，将管理国家日常事务的权力交给内阁，君主在许多时候不再处于权力要冲，不再成为各种政治势力觊觎的焦点。大位不可争夺，这当然有助于国家政治稳定。

清廷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对此已有足镪的政治考量，所以在后来宣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立宪日程时，成立责任内阁都是立宪预备中的应有之义，并没有什么人对此产生怀疑。这一点在朝野之间早就达成了共识，并不存在障碍。朝野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时间，即何时召开国会，何时发布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名单。

从朝廷的立场说，他们希望按照预备立宪清单一步一步去实现，而政治情绪被调动起来的民众由于外交危机的一再刺激，总希望朝廷根据变化的情形调整方案，尽早召集国会，成立责任内阁。那几年一渡又一波的国会请愿运动，其主旨就是这样几件事。

对于民间呼吁，朝廷其实一直给予善意回应，并没有断然拒绝民众呼声。但对立即召开国会，立即宣布责任内阁，朝廷还是觉得太过草率，毕竟这关涉国家管理体制的大变化，丝毫马虎不得。

朝廷的态度应该说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谨慎，但是民间对此并不领情。1910年8月，各省国会请愿代表作出决议，宣称国会不开，各省均将倡导“不纳税主义”，要求各省藉议局在国会未开之前，不得承认新租税。这就将民主政治中的程序性冲突转化为一种政治对抗了。

更为蹊跷的是，这种政治性对抗并不仅仅表现在朝野之间，不只是朝廷与人民之间的分歧，而是随着立宪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中央与地方之间越来越严重的权力冲突。地方督抚逐渐站在了民众尤其是立宪党人的一边，俨然成了朝廷的对立面，这对朝廷后来的决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19lO年9月30丑，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认为筹备宪政当从本源人手，而这个本源其实就是责任内阁，就是国会，就是司法独立。至于人们一直谈论的朝廷重视的所谓教育、巡警、自治等，则为普通行政的范围，无论立宪以前，还是立宪以后，均应该视民力而次序推进，即便将来实现了君宪主义。这些普通行政的改革依然不会就此结束。

张鸣岐的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所以当中央临时议会资政院开会后，各省立宪党人又开始向北京聚集，他们发起声势更为浩大的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强烈要求摄政王当机立断，即日请旨，速开国会。

对于地方督抚和各地立宪党人的呼吁，朝廷给予积极回应，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五年。宣统五年(1913年)召集国会，并在那之前先组织责任内阁。应该说朝廷的让步还是比较大的。

然而，朝廷的让步意味着先前“有计划的政治”可以随时调整，也就开启了政治变动的恶性互动。朝廷从九年变五年的巨大让步，非但没有满足立宪党人的要求，反而启发他们去想，既然可以从九年变成五年，为什么不能立即实行呢？11月9日，山东巡抚孙宝琦代递在籍绅士的呈请，呼吁朝廷速开国会。12月9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将奉天省绅民的一个呼吁转报朝廷，强调即开国会设内阁是大局扭转的关键，是防止东三省版图沦为异域的唯一办法。

孙宝琦、锡良等地方大员的建议并没有使朝廷改变主意，但朝廷先前对立宪期限的调整无疑激励人们有理由期待奇迹，相信朝廷最终不会漠视人民的要求。于是各地绅民乃至学生要求朝廷速开国会设内阁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各种各样的请愿运动风起云涌。

当时的中国政治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景观，地方督抚、资政院、帮议局基本与民众站在一起要求加快政治改革，只有朝廷在孤零零地坚守着宣统五年才能实行立宪的“有计划政治”。

清廷的坚守并不是不动，而是按照既定日程往前走。1911年1月17日，宪政编查馆根据朝廷指示编制了一个修正后筹备立宪的逐年清单，对此后两年需要筹备事宜都有目标明确的具体规定。28日，朝廷公布宣统三年预算案。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将政府收入和支出向社会公布。从这里不难体会清廷立宪的诚意。

2012年，该书入选新浪2012年度中国社科好书榜。

理性思考近代史

2013-01-12 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侯磊

自从2011年辛亥百年纪念开始，众多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持续火热，知名的有雷颐、张鸣、杨早、杨奎松、杨天石、马勇等，不少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可以组成个“近代史研究所学派”了。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马勇，他的研究以晚清政局为主，从戊戌变法、庚子国难到辛亥革命都有涉猎。最为欣赏的是他对历史人物抱着一种理解、同情的态度，这种态度甚为罕见，在他的新著《容忍历史不完美》中更有所体现。

《容忍历史不完美》一书是为了“重构晚清记忆”来写的，这在序言中讲的很清楚。全书所收的文章，基本上涵盖了晚清的众大历史事件，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皇族内阁，“海选”大阿哥，一直到义和团运动，中日争夺东北亚局面都有所论述，并着重写了慈禧太后、翁同龢、袁世凯、摄政王载沣、康有为、梁启超等晚清重要历史人物，并通过每一篇的小标题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如“皇族内阁错在哪儿”、“为什么是端王爷家的”、“毁于摄政王”等，都值得细读。

在过去的年代，晚清一段历史往往简单地被解读成中国的屈辱史，那些清朝统治者一律解释成腐朽无能。这样的解释过于简单粗暴，导致的是更多的历史细节被后人忽略，进而蒙蔽了更多的历史细节。首先来说，清代统治者本着“家天下”的观念，他们是不可能不爱国，不可能存心去毁中国的。他们不可能把资产转移到海外去，国家毁了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从慈禧太后到袁世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认为对中国有好处。只因时代、个人思想等方面的局限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因此，以往慈禧太后反对改革、盲目排外的说法站不住脚，而慈禧如何谋杀亲侄子兼亲外甥光绪更是小说家言。正如马勇所写：“双层血缘近亲是载湉(光绪)被慈禧太后看中的主要原因，不存在为了操纵、便于控制等理由。”再有，清末名臣们虽然有“犯二”的时候，但大多数不是昏庸之辈。因为古人也不傻，谁也不想把国家的命运交给糊涂虫的。

在马勇的解读中，慈禧太后是主张归政于光绪，可惜都遇到了戊戌变法而被迫出山。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太过激烈，慈禧再开明，也是无法容忍康有为要袁世凯派兵包围颐和园活捉自己。最终使得本来体弱多病的光绪，在肾病、肺炎等多种疾病在十几年的折磨下病入膏肓。这下清政府不得不开始“海选”大阿哥，结果造成了宗室成员之间的党争，崇洋者和排外者纷纷走向了极端。紧接着义和团、八国联军纷纷接踵而来，所有人的设想的对付方法都很好，而局势却走向了越来越差。

通过对马勇作品的阅读，觉得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大事件发生，都存在着隐含的因果关系。即因为一件事处理失误，而导致另一件事的发生。比如由甲午海战的失败引发清政府准备君主立宪、操练新军，结果却是“九满四汉”的皇族内阁引发不满，再加上铁路收归国有导致了保路运动，最终新军调转枪口，各省纷纷独立，武昌起义的枪声相当于一个信号弹，这时皇帝能够保持有尊严地退位，已经是最和谐的结局了。

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使得西方列强必然来到东方，这种到来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融入到世界语境中，也意味着古代中国模式的终结。而清政府能做的，只是让变革中的损失降到最小而已。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看来，马勇这种论史不归罪于个人的态度，是非常值得推广的。而重新思考近代史这个重大的课题才刚刚开始，等着后人继续研究。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著作有《1898年中国故事》《中国现代化历程》《1911年中国大革命》《晚清二十年》《清亡启示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