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庆延（1912年4月26日-2016年6月12日），河南新县人。1928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第十师政治保卫队指导员，川陕边区省苏维埃保卫局秘书长，冀南军区、翼鲁豫军区政治部好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五旅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湖北省委社会部第一副部长，华南分局社会部部长，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厅长，中共广东省委边防部长、政法委员会主任、省委常委、副省长，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第一主任等职。是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寇庆延同志1912年4月出生于河南新县，1928年参加共青团，1931年2月参加红四方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2月至1937年9月，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师三十团班长、排长、连政治指导员、师政治部保卫队政治指导员，川陕边区省苏维埃保卫总局秘书长、川陕省委秘书，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机要科长、侦察股长，中国工农红军援西军随营学校政治部秘书等职。

1937年9月至1945年8月，先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教导团政治处秘书、师政治部锄奸部科员、冀南青年纵队政治部锄奸科科长、冀南军区政治部锄奸部科长、副部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锄奸部副部长等职。1945年8月至1949年7月，任冀南西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第二野战军二纵五旅政治委员等职。1949年7月至1962年1月，先后任湖北省委社会部第一副部长，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厅长，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省委政法部部长、省委政法委主任。1962年1月至1968年2月，任广东省委常委、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1968年2月至1983年3月，任广东省革委会常委、副主任，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主任，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83年3月至1985年7月，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5年3月明确为正省长级待遇）。1990年3月离休。

寇庆延同志是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28年，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年仅16岁的寇庆延同志在家乡毅然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加入光山县赤卫队，参加白沙关“万人暴动”。寇庆延同志先后参加了攻打新集、黄安等战役和鄂豫皖苏区的四次反“围剿”。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川陕，参与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等战役。1935年5月，寇庆延同志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两爬雪山，三过草地，依靠坚强的革命意志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到达陕北。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寇庆延同志锻炼成长为一名信仰坚定、勇敢机智的共产主义战士。

抗日战争时期，寇庆延同志积极参与反扫荡、铲锄汉奸、肃清敌特、打击日顽等活动，有力地打击了敌伪的嚣张气焰，挫败了敌人一次次阴谋分裂活动，为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寇庆延同志参加了上党、邯郸和鲁西南等战役。1947年，他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并一直在大别山坚持斗争。1949年2月，他参与领导和组织了鄂豫一分区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的斗争，有力地推进了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1年，寇庆延同志调任广东，长期负责公安、检察等工作。解放初期的广东，敌特活动猖獗，社会局势很不稳定，治安形势复杂，政法工作任务繁重。寇庆延同志带领广东政法战线广大同志，积极调研，周密部署，开展锄敌伪、肃奸特，领导全省公安机关多次粉碎敌特的阴谋活动，维护了社会安定，巩固了新生政权，为广东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在“文革”中，寇庆延同志党性坚定，一身正气，坚决抵制“左”的思想和行为，顶住压力，保护了一大批同志。1968年，寇庆延同志担任省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分管科技、民政、卫生等工作。当时全国血吸虫病严重，广东因天气潮湿，血吸虫病害形势尤为严峻。寇庆延同志关心百姓疾苦，不顾个人安危，率领众多科研人员攻坚克难，深入十万草塘灭钉螺、治血吸虫。经过艰苦探索，提出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水、垦、种、灭、治、管”六字方针，取得了显著成效。至1974年，广东省成为全国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省份，有力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健康，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1975年，寇庆延同志担任省委边防口岸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他带领边防工作小组对地、市、县的边防口岸进行整顿；发动群众，因地制宜，加强沿海地区的经济建设；制定措施，加强海防和口岸的管理，制止偷渡外逃。这些措施对于巩固广东沿海，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革”结束后，广东拨乱反正工作艰巨繁杂。1978年，寇庆延同志担任重建后的省检察院检察长，在平反冤假错案、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改革开放初期，面对“逃港风潮”，寇庆延同志破除“左”的观念，不同意将此问题定性为政治问题。他多次进京向中央汇报，遵照中央领导和省委的指示，组织群众开展农副业生产，开展与香港的农产品贸易。寇庆延同志是广东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探索者，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和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983年3月，寇庆延同志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他带领委员们积极参加省委重要决策的讨论，围绕改革发展和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调研思考，及时向省委及有关部门建言献策，较好地发挥了助手和参谋作用。

1984年11月，在寇庆延同志的带领下，省顾问委员会委员认真学习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和有关整党文件，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抓住解决统一思想、同中央保持政治上一致和纠正以权谋私的问题开展整党工作。在省顾问委员会的协助下，省委的整党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遵照胡耀邦同志提出的“多作点调查研究，多搞点社会工作”，寇庆延同志为省顾问委员会的工作找到了新方向。他围绕省委的中心工作，结合省委、省政府交办的任务，根据各个委员的兴趣和业务专题，派出很多调查组。调研的内容涉及地方党建、农业生产、落实政策、老区建设、风景区开发、盐业生产、环境保护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其中又以经济建设的内容为主。不少调研报告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用，有力地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

在社会工作方面，寇庆延同志组织委员们重访当年工作过的地方，参与地方的革命纪念活动，看望当地的老干部和群众，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形势。许多委员还参与了党史、军史的资料征集、整理、编写工作。省顾问委员会开展的这些工作，扩大了党和社会的联系，增强了党的团结。

1985年7月，寇庆延同志从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后，依然十分关注党和国家的事业、关心着广东的发展，热心社会公益活动，继续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余热。1989年10月，寇庆延同志牵头创办了广东省老干部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为广东省老年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

2016年6月12日，中共广东省原顾问委员会主任寇庆延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享年105岁。

寇庆延，1928年参加革命，亲历了九死一生的长征、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及三年解放战争的壮阔波澜。建国以后，先后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检察长、副省长、省委常委、省顾委主任。

作为一名高级领导干部，寇庆延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他常说，战争年代提着脑袋闹革命，有多少战友牺牲了宝贵的生命。自己也在长征路上、在抗日战场，三次经历了几乎掉脑袋的险境，活着，就是幸运，就是幸福，有什么理由去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呢？

为教育后代诚实做人、自律自强，寇庆延特意写了《家风传》：“听党话，跟党走，学马列，意志坚......对己严,待人宽,树家风，代代传。”他要求子女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按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对党、对工作负责任。无论子女是当兵、复员、转业、毕业分配，寇庆延对子女们常说的一句话：“服从组织”。不但不为子女的事开口，也不准身边的工作人员去讲。

寇庆延大女儿是深圳市政府一般干部，二儿子从单位内退后做点小本生意。二女儿1969年入伍，1998年底从广州军区置业到地方工作，在面临人生第二次就业的关键时刻，她多么希望父亲能写个条，但寇庆延平静地说：“你不能拿我做靠山，要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最后被分配到一家企业的医务室，单位机构改革，早早内退。老五44岁下岗，老部下悄悄给他在省直单位安排个岗位，寇庆延知道后非常生气，把老部下叫到家里严厉批评，把小儿子狠狠骂了一通：“工人、农民的子女能下岗，我寇庆延的儿子为什么不能下岗？”一些亲戚多次找上门来想让他帮忙，从农村出来工作，他从没答应，老家的侄子、外甥没有出来一个。他说：“我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亲戚朋友服务。”

寇庆延反对奢侈铺张，他说“病从口入，这话一点不假。现在的儿童最多病。为什么？因为小孩子的碗里好吃的最多。现在的年轻人，年纪轻轻就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这都是吃出来的。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让广大人民过上好日子，现在生活好了，但也要有节制、节俭，惜福。我最讨厌特殊化，讨厌大吃大喝，尽可能安步当车，尽可能家常便饭。”今天，这个有着八十年党龄的百岁老人，至今魂牵梦萦的仍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他积极向中央及地方政府建言献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教育周边的同志和亲友，续写着老一辈革命家的百年传奇。

访95岁老红军寇庆延

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了。1934年，23岁的中原小伙寇庆延一颗红星头上戴，投身红军长征的滚滚铁流。历尽艰辛、愈挫愈奋，寇庆延用生命与意志跟随这支红色铁军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走完了那一永载史册的胜利远征。

理想激情伴征程，如今年逾95岁的老人，回想那峥嵘岁月，豪情依旧：红星永远照我去长征。当寇庆延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出自己永生难忘的经历和他近一个世纪的生命体验与真情时，我们也似乎更深地感受到了人类精神中那永远闪耀的理想与意志光芒。

长征中最艰苦的是什么？

——是不分白天黑夜的打仗，是吃了野菜、草根、皮带后仍然难挨的饥饿

1912年的农历三月初十，寇庆延出生在河南新县。1928年，16岁的他参加了革命，加入党的地下组织，参加了当地的农民起义。他清楚地记得，1931年的大年刚过，正月初三那天，母亲送他去参加了红军，是红四方面军，被编入红四军第10师30团3营8班，当时部队在大别山一带打游击。1933年，红四军进入川陕苏区活动，此时寇庆延当上了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总局秘书长。1934年10月，红军主力从江西于都县出发长征，1935年底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师后，寇庆延被调到31军91师司令部当机要科长。

由于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为，在长征中，寇庆延所在的部队三过草地。过草地是寇庆延从未有过的生活经历，搞地下活动，打游击，主要在深山老林。草地里表面荒草泥泞，根本看不出哪里一脚下去就是无底的泥潭。一次，他眼睁睁看着前面的战友踩在稀泥里，慢慢就被泥潭吞没了。这样的草地，人陷在泥潭里，越挣扎陷得越深，伸手去救的人也往往会被一齐拖了进去。

“长征中最艰苦的是什么？是不分白天黑夜的打仗，是吃了野草、皮带后仍然难挨的饥饿啊。”寇老凝视前方，缓缓地回忆着：

红军整个长征途中，要经历打仗，更多的是行军。在经历长时间的艰苦跋涉后，伤病员多了，又缺医少药，没吃没喝的。过草地时红军将士吃的是草根、野菜、树皮。有的野菜有毒性，吃下去全身发肿，嘴唇发乌。寻找能吃的东西是艰难的事，也是危险的事。走在前面的同志有个基本的任务就是尝试吃野草，发现有能吃的就赶快通知后面的部队。到后来连野草都没有得吃了，就开始吃身上系的皮带。那时的皮带大多是牛皮的，用水煮一煮，就用来充饥。那种刻骨铭心的饥饿，是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但红军将士还是挺过来了，硬是在极度的饥饿中走过了草地，走完了长征，战胜了困难，取得了胜利。”寇老动情地说。

长征中最难忘的是什么？

——是我被“改组派”判刑，以苦力代之，背了3个月的油印机，还差点被枪毙，是朱老总一句话，从枪口下救了我

在以弱胜强、挑战极限的长途跋涉中，红军铁流滚滚向前。寇庆延在担任师司令部机要科长后不久又改任侦察科长，更多的任务是沿途了解敌情，为部队筹措给养。

1936年10月，红军到达甘南。一天，寇庆延带一个排去天水与武都之间执行任务：采购物资、扩红、侦察敌情。在采购了一批过冬的服装布料后，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当地一个逃亡地主的注意，这个家伙向驻守在县城的国民党军队报了信，寇庆延和他的战友们受到国民党军队伏击。战斗失利，两个班的战士牺牲了，寇庆延带领7位战士突出重围，其中一位战友在撤退中也牺牲了。回部队后，竟有领导说寇庆延是“改组派”，将他五花大绑，关押起来，还拍发电报给总部要求枪毙他。朱老总接到电报后说：“哪有那么多‘改组派’，人不能杀哟！”枪口下救了寇庆延一命。

虽然人没被枪毙，但寇庆延还是被执行张国焘路线的人判了3年徒刑，并开除他党籍3个月。红军长征中没有监狱，于是以苦力代刑，罚他做苦工，让他在行军途中背了3个月的油印机。

说起这段经历，寇老对那些细节记忆犹新。他说朱老总枪口下救他一命的话，还是当时在总部机要科当参谋的陈明义后来告诉他的（陈明义解放后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当陈明义收到要枪毙寇庆延的电报后，心都凉了，他不相信为革命出生入死的战友会是“改组派”，朱老总见到电报非常气愤地说出了上面那句话。

“要是没有朱老总在关键时刻的这句话，我活不到今天，也就不可能接受你们现在的采访了。”寇老对我们哈哈一笑，话语明快而又不失幽默。

长征精神最应该记住的是什么？

——是对革命的信念、对理想的执著

长征是经历各种意志与精神的考验之旅。寇老说：“历经磨难，对革命、对党的信念愈加坚定，对朱老总也愈加怀念。”

1965年朱老总到广东来视察工作，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寇庆延见到了朱老总，向朱老总回忆述说了长征途中这一永生难忘的经历，并请朱老总给他写一幅字。朱老总答应了，回北京后专门给寇庆延抄录了毛主席的一首诗。但不久“文革”开始了，朱老总的这一幅字也就没能及时转到寇庆延手中。直到2000年，朱老总的孙子朱援朝才专程把这幅字送到寇庆延家中。采访时我们见到了朱老总的这幅珍贵墨宝。睹物思人，长征路上鲜艳的旗帜仿佛如火般在我们眼前燃烧。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寇庆延就来到广东工作，先后担任过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政法委书记、省顾委主任等职。他把近80年的革命征程始终看作是长征的继续，依然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

如今，他在家安度晚年，身体健康，仍然十分关注国家大事。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前夕，寇老在家中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精神矍铄，声如洪钟，说起往事，仍激情满怀。闲话中，他让秘书小黄拿出他亲笔撰写的《家风传》给我们，表达他对党对革命事业永远的信念与真情。

但见《家风传》上写道：“听党话，跟党走；学马列，意志坚……对己严，待人宽；树家风，代代传。”

“红星永远照我去长征”。从寇老身上，我们感受到的是永恒的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回的坚强意志。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原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寇庆延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6月12日19时38分在广州逝世，享年105岁。 寇庆延同志遗体于6月19日在广州火化。寇庆延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许其亮、汪洋、范长龙、孟建柱、赵乐际、胡春 华、李鹏、朱镕基、李瑞环、温家宝、李岚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常万全、郭声琨、王勇、周强、田纪云、姜春云、钱其琛、王丙乾、邹家华、李铁映、何 鲁丽、顾秀莲、热地、盛华仁、乌云其木格、蒋树声、肖扬、韩杼滨、贾春旺、叶选平、钱正英、孙孚凌、毛致用、张思卿、罗豪才、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李 兆焯、黄孟复、张梅颖、孙家正、李金华、陈宗兴；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章沁生、黄华华、黄丽满、欧广源、林树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 门及有关省的领导同志杨传堂、李鸿忠、胡泽君；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及有关省的老同志邹瑜、何康、陈耀邦、杨泽江；中央军委及其有关部门、解放军陆军、 南部战区、南部战区空军领导同志张又侠、王洪尧、尤海涛、徐安祥、安兆庆和部队老同志李继耐、李希林、刘镇武、刘书田、阳震、单印章、文国庆、周遇奇；广东省领导同志朱小丹、黄龙云、王荣和老同志吴南生、朱森林、卢瑞华、高祀仁、李灏、张帼英、卢钟鹤、范希贤、王维；习仲勋同志夫人齐心等， 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寇庆延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胡春华、朱小丹、王荣、黄华华、欧广 源、朱森林、高祀仁、张帼英、卢钟鹤、范希贤和广东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及老同志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寇庆延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寇庆延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河南省、湖北省，广东省各地级以上市和省直、中直有关单位，驻粤部队有关单位和寇庆延同志家乡负责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对寇庆延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寇庆延同志生前友好及干部群众代表也前往送别。

寇庆延同志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都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勇于担当，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勤奋学习，注重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永葆革命青春；他工作勤勤恳恳，处理问题慎重稳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任劳任怨；他高风亮节，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处事公道正派，待人忠厚温和；他心系群众，时刻把百姓的疾苦记在心上，竭力为群众排忧解难；他作风正派，乐观豁达，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严于律己，严格要求家属子女以及身边工作人员，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

寇庆延同志的逝世，是广东人民的一大损失。我们为失去了一位深受群众尊敬和爱戴的老领导、老同志深感悲痛。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寇庆延同志的崇高品德、优良作风，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发进取，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