寨，有防守用的栅栏，通常用来形容旧时驻兵的营地，村庄等。 这些寨堡可以根据政治倾向分为绅士寨堡和土寨两种类型。 前者主要是地方绅士凭借其雄厚的财力独力修筑而成，很少借助村社力量，这反映出绅民关系的疏离。 后者则为“土寇”所主导。 两类寨堡之间存在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土寨最终取代绅士寨堡。 土寨秩序的形成同样可以归因于绅民关系的疏离。 明末中原寨堡是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演变的结果，是我们理解明清中原社会的一个难得的视角。

寨是防守用的栅栏，通常是军事上常用的一种障碍物，古时多用削尖的竹木或枝杈，现多用铁蒺藜等做成。旧时驻兵的营地。也可以用来形容村庄。明末当时中原地区社会矛盾尖锐，犹如浸透油脂的一堆干柴，只要星星之火，就会烈焰冲腾，而渑池渡河的起义军正是这星星之火。起义军在中原接纳新生力量，迅速壮大，到崇祯七年底，起义军大小七十二营拥有二三十万之众，遍布宛、洛、梁、宋、陈、蔡等广大区域。 ② 各地“土寇”也乘势蜂起，杀人越货，无所不为。 比如康熙《西平县志》记载：“（崇祯）七年，土寇肆起，有盛之友、沈万登、张五平、郭三海、侯鹭鸶等先后聚众官号，分掠州郡。 “流贼”奔突杀伐，“土寇”四出掳掠，中原已无宁日。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各地豪绅阶层开始修筑寨堡。 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已经不可能准确统计当时的寨堡数量及其地域分布，但从传世的地方文献还是可以窥见其大致风貌。

从修筑的主体及其政治倾向来看，这些寨堡可以大致分为两类：正统性的绅士寨堡和叛乱型的土寨。 前者为广有田产的乡村富户所修筑。 因为明代中期以后绅权的极度膨胀、里甲制度的弊端以及晚明的赋役加派，布衣百姓很难守住财富，所以其时的乡村富户多为乡绅、生员及其亲戚。 后者指由乡村叛乱者主导的寨堡。 他们往往出于社会下层，贫苦穷愁，趁乱结伙劫掠。 他们或者选择险要山寨以为巢穴，或者鸠占鹊巢，攻取绅士寨堡以为居所。 这两类寨堡势力之间相互攻杀，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此消彼长的过程。

早期的寨堡主要由绅士所修筑，我们通过一些个案来了解明末中原绅士筑寨的一般情形。杞县东北有西肥寨（今名西寨），崇祯十年由当地绅士秦梦熊、秦升父子创筑寨堡，历时半年有余，至崇祯十一年夏完工。 秦梦熊撰文记其事：“会朝廷下坚壁之令，邑侯思捐俸劝筑，升谋于邑侯，愿举吾家所有以从事。 余乃倾所储粟贰千石，度地鸠工，量版筑而授食，全活河朔流遗数千口。 创始于丁丑冬，至戊寅夏始告竣。 邑侯匾其额曰：伍肥岳镇，南门曰迎卫，北门曰拱障，周回贰里余，其城基所坐落出相邻者，余皆以他壤偿之。” 这段文字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秦家出粟二千石以筑寨，寨墙所占耕地田产也由秦家置换赔偿，可见秦梦雄富有钱粮，广有田产。 如此巨富，自然无需乡民捐助以筑寨，所以，秦梦熊自豪地说：“吾家竭财而筑之，吾家竭力而守之。”西肥寨修成不久，“适西商载大炮二十尊并扶郎击百子铳游江淮，乃以百余金留之。 邑侯又分炮手数人教习施放，种种如法尔。”因为有西洋火炮、百子铳等先进的武器，叛乱者轻易不敢侵扰，西肥寨同杞县城互为犄角，成为一方保障。 文中“全活河朔流遗数千口”一句应引起特别的关注，西肥寨工程历时半年有余，“河朔流遗数千口”劳作半年有余，足以把一个“周回贰里余”的寨子修筑起来。 也就是说，西肥寨墙的修筑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力于外来的流民，无关乎本地乡民。 接下来的疑问是：秦氏为什么不用他们的乡邻来修筑寨堡？ 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们大多已经背井离乡，无从参与西肥寨的修筑；一种是他们同富甲一方的秦氏有着种种的嫌隙，不愿参与西肥寨的修筑。 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可以推断，秦氏与其乡邻之间不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和谐关系，而是一种疏离的关系。

所谓土寨，即地方叛乱者“土寇”的巢穴，是“土寇”之寨的简称。李宏志所描述的宝丰土寨情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邑（指宝丰县）土贼，起于崇祯六七年间。 内则仍岁旱干，外则流贼震儆，虓暴奸黠，幸乱志得，纠合啸聚，剽行旅，劫村落。 而鸠鹄饿殍，计束手待毙，无宁党同反可幸生。 蔓延滋长，盈野巢窟。 而西山堽窑、香炉垛、娘娘山诸贼，凭据险阻，势更鸱张。” 宝丰一县如此，它县大致相似，如遂平县，“时明崇祯十年，郭三海等据西山平头垛，各聚众逾万，焚杀掳掠，惨于流贼。 侯鹭鸶等据东乡小河湾，各聚众数千，士民朝暮自危” 。 这里所说的土寨，无论是“土寇”凭据险阻的宝丰西山堽窑、香炉垛、娘娘山，还是遂平的平头垛，都应该是形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山寨，可见，不同于防御性的绅士寨堡，土寨势力多选择形势险要之处以为巢穴，而很少费时费力地去修筑防御性的寨堡。 这是明末早期土寨的主要形态，类似于《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宋元时期的山寨。

侯家寨遗址位于淮河以南约60千米处的安徽省定远县七里塘乡袁庄村，为新石器时代台形遗址，面积3万余平方米，1977年春发现，1985年春和1986年秋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面积375平方米。遗址堆积可分为两期。对于侯家寨两期遗存属性的认识，学术界经过多年探讨，认为：一期应属于距今7000年左右的双墩文化，二期文化面貌暂不清晰。

第一，认为侯家寨遗存一期和二期文化面貌上有所不同，应属于不同文化类型。早在1988年，杨立新提出侯家寨晚期和古埂下层应是同一类型的文化遗存，而侯家寨早期和古埂下层应是同一文化遗存的两个连续发展阶段。1989年，严文明先生认为“在安徽东北块，较有代表性的文化类型早的有定远侯家寨下层及蚌埠双墩等，晚的阶段有侯家寨上层和肥西古埂下层”。何长风认为安徽江淮地区至少有五个原始文化类型，即侯家寨下层为代表的文化（可称侯家寨类型）和古埂下层和侯家寨上层为代表的文化类型等。1999年，朔知将安徽淮河流域发现的不晚于公元前6000—前4000年的遗址分为三期：一期为小山口一期文化；二期有古台寺一期文化、双墩下层文化等；三期有石山子一期、双墩上层、侯家寨一期等。

第二，认为侯家寨一期和二期分属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1993年，吴加安等提出石山子文化，认为鹿邑武庄一期，以及淮河沿岸如蚌埠双墩、侯家寨一期有一些与石山子相似或相近的因素。2003年，张文军将侯家寨一期及武庄一期纳入江淮地区同一考古学文化系统，同时提出武庄二期文化，侯家寨二期属于武庄二期文化。

第三，认为侯家寨一期和二期作为一个整体，同属于一种类型或一种文化。

第四，从侯家寨文化到双墩文化，侯家寨遗存一分为二。

对于侯家寨遗存的文化属性，影响比较深远的是侯家寨遗址发掘者阚绪杭的观点。他在1991年“苏鲁豫皖考古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侯家寨文化，1993年正式刊文并将其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分别以蚌埠双墩、侯家寨下层、石山子、侯家寨上层为代表，他强调“虽然侯家寨一期、二期同属于侯家寨文化，但却是不同的发展阶段，文化面貌上有部分连续性但又存在很大的不同”。

侯家寨遗址为一座新石器时代台形遗址，共分为4个地层，发现5个灰坑、3处残居住面。根据地层堆积和对出土物的整理分析，可以将侯家寨遗存分为两期：③层和④层为侯家寨一期，①层、②层、灰坑和居住面为侯家寨二期。侯家寨二期出土遗物有石器、兽骨和骨器、陶器等。石器数量不多，多为石锛，少量为石铲和石斧。出土的动物骨骼较多，种类有猪、狗、鹿、龟、鳖、鸟、螺、蚌等；骨器和角器数量均较少，仅有尖状器等。一期流行的鹿角钩形器二期基本不见，一期的骨针、尖状器二期少见。这应和生产方式的转变有一定的关系。侯家寨二期出土陶器最为丰富。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次之，夹蚌陶较少。陶色以红褐色为主，橘色或暗红色的彩陶次之，少量为黑色或外红内黑。陶器多素面，纹饰以弦纹、指切纹、捺窝纹、戳刺纹、刻划纹、镂孔等。器耳、盖纽发达，流行鸟首形器耳。圈座形钮、尖顶出沿形钮、角形钮等。彩陶纹饰丰富，多在口沿或器身饰红色彩带，折线纹、水波纹、勾连云纹、网状纹、几何纹等最为常见。陶器流行三足器、圈足器、平底器，有部分圜底器。器形有鼎、豆、钵、罐、釜、碗、盂、盆、甑、壶、伞形器盖、陶纺轮、陶球等，其中以鼎、豆、钵、罐、盂等器物最为典型。

根据夏鼐先生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小地名为名，且具有一组与其他已知文化区分开来的器物群，有一定的分布范围，并有一处代表性遗存。侯家寨遗址1985年春和1986年秋进行两次发掘，1989年9月简报发表。1991年“苏鲁豫皖考古座谈会”上正式提出侯家寨文化，认为侯家寨出土器物具有很强的自身特征，内涵丰富，且具有一定的分布范围，是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即侯家寨文化。鹿邑武庄遗址发掘于1990年，简报发表于2002年。2003年，张文军等撰文将武庄二期、侯家寨二期等分布于淮河流域、面貌特征独特的考古学文化称之为“武庄二期文化”。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侯家寨发掘时间和简报发表时间均早于武庄，侯家寨文化命名的提出也早于武庄二期文化。侯家寨遗址分布在文化区的中心地区，文化因素典型而丰富，武庄遗址考古材料尚显单薄，地处文化区分布西部边缘，并含有较多的外来文化因素，典型性不够突出。

康熙字典

【寅集上】【宀部】 寨 ·康熙笔画：14　·部外笔画：11

《广韵》豺夬切《集韵》《韵会》士迈切《正韵》助迈切。与砦同。《广韵》山居以木栅。《集韵》篱落也。或作柴，柴栅。通作寨塞，羊栖宿处也。

又《广韵》蘇则切《正韵》《韵会》悉则切，音塞。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