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网报道中新网2014年9月2日电 ，360公司携手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和博时基金，在北京正式启动了“寻找你身边的抗战老兵”公益行动，计划用一年时间，寻找万名抗战老兵，联合社会各界资源，为老兵送去应有的关怀和致敬。

2014年9月2日，“寻找你身边的抗战老兵”公益行动在京正式启动，计划用一年时间在中国寻找万名抗战老兵，并联合社会各界资源为老兵送去关怀。陈毅、左权、张自忠等抗战将领的后人也亲临现场。

2014年9月2日上午，在“寻找抗战老兵”活动现场，96岁的原国民革命军新六军14师40团第一营少校营长赵振英、96岁的原八路军山东微湖大队政委孙新民、95岁的原国民革命军新六军50师特务连长尤广才、93岁的原国民革命军新一军30师战车营战士卢少忱和92岁的原新四军四师卫生部青年队队长、骑兵教官方远在家人的陪护下，或拄着拐杖，或坐着轮椅，在众人的热烈掌声中缓缓进场。随后，志愿者们为几位九旬老兵献上写有“抗战英雄”4个大字的红色绶带和鲜花。可以看出，这些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兵在接受致敬时，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脸上也长久地浮现出欣慰的浅笑。

活动一开始，作为老兵后人，义务担任活动主持人的社会学者曹景行介绍说，原本也要亲临现场的93岁原国民革命军上尉军官符国仟因病无法出席，令人不禁感慨，“这就告诉我们老兵们真的老了，需要我们加快寻找他们的脚步。”

除6名抗战老兵之外，陈毅、吕正操、粟裕、左权、张自忠、张灵甫、黄维等抗战将领的后人和来自全国43家关怀抗战老兵志愿者团队的代表也出席了活动。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孙春龙介绍，全国至今幸存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约有两万名，平均年龄都在90岁以上。360公司和博时基金将分别捐助360万元公益经费支持该活动。

此次活动将历时一年，将在中国范围内筹建50个专业的志愿者团队，这些志愿者肩负着定期上门为抗战老兵提供陪伴服务，包括陪老兵聊天、过生日、协助处理家务以及老兵聚会等使命。

“看到这样一群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的90岁上下高龄的老人们，我们总是心存尊重和感激；面对那些没有固定收入的老兵的生活状况我们时常唏嘘不已、泪流满面，感慨万千。”来自四川的志愿者代表蒲寒说，走访中他们看到宜宾屏山县龙华镇参加了8年抗战、四次负伤的102岁沈文彬老兵，独自居住在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半山腰，家徒四壁，孤苦伶仃，蜷缩在四面透风的房屋里，每日与狗为伴。而中江县的老兵袁秀堂的境况更是不佳，由于长年多病，早已丧失了自理能力，家里只有两件破旧不堪的衣服，没有水源，没有厕所。

面对老兵的悲惨境遇，志愿者通过筹集资金帮助沈文彬老人搬了家，帮助袁秀堂老人家接通了水源、修建了厕所、添置了家具和衣物，还请人为老人煮饭，连村里人都忍不住感慨：现在是老人一生中过得最好的日子。而更令志愿者们感慨的是，老兵们回首沙场往事，无怨无悔，谈及生活现状却没有过多抱怨。“我们不忍看到拄杖苦望、心灵酸苦的老兵们离去的脚步越来越快，老兵们等不起！我们也等不起！所以作为志愿者，我们呼吁社会各界能给老兵更多的关注、关爱、帮助和尊重！”

2014年9月14日，公益组织的志愿者前往北京魏公村探访抗战老兵陈模群，并为老兵戴上了自制的“抗日战争胜利勋章”。

这是北京地区走访的第一位抗战老兵。

深圳志愿者薛刚介绍，此次寻找的抗战老兵孙女陈迪在其博客上留言，在经过志愿者核实后，确认老人是抗战老兵。

魏公村27号楼3单元7号室，老兵陈模群住在这里。

93岁高龄的陈模群已失聪，志愿者只能写下问题给老人看。提起曾经的抗战岁月，老人声音洪亮，讲到客死他乡的中国远征军，他眼里泛起泪水。

一个多小时的交流后，志愿者确认了老人的老兵身份。“判断老兵身份主要依靠核实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薛刚说，老人的讲述完全符合史实，“和南京一位陆军汽车团老兵的事件相吻合。”

老人一直想要有一枚抗战胜利勋章，期待自己曾经的历史获得认可。薛刚为老人佩戴志愿者组织制作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抗日纪念奖章”。老人向志愿者敬礼致意，高兴得合不拢嘴。

据悉，“寻找你身边的抗战老兵”公益行动，计划用一年时间，找到尽可能多的抗战老兵，并联合社会各界，为他们送去应有的关怀和敬意。陈模群是他们在北京地区走访的第一位抗战老兵。

此项公益活动启动不到两周，北京地区已接到近百条线索。薛刚说，志愿者在接到线索后首先会根据经验和史实核实，过滤掉一部分明显不符合史实的线索，再去老人家里采访进一步核实其身份真伪。若老兵身份属实，志愿者将为老人建档，并根据老人需要定期

陈模群

“希望自己老兵的经历得到认可”是陈模群老人一直以来的心愿。2013年7月，抗日战争胜利68周年之际，92岁的陈模群想给他所在单位党支部写一封信：“希望组织能够确认一下我是不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人’。”但很快，老人为自己的“私念”而心怀不安：“历史自己留着回顾就可以了。”

陈模群

年龄：2014年93岁

籍贯：浙江杭州人

抗战经历：国民党陆军汽车兵团机踏车队驾驶兵、滇缅铁路运输处汽车第一大队机务助理员、中央信托局腊戍车场技术员

逃亡路上

我家住浙江杭州市区，家中有父母、弟弟和我四个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我的母亲也在这一年去世。

我家是城市贫民，父亲经营一家专卖红白喜事帐子的小商店。母亲去世，家境贫困，我读到中学一年级时辍学在店里学徒。但我喜欢读书，辍学之后一直坚持自学。

八一三事变后，日军飞机开始轰炸杭州笕桥飞机场。我当时15岁，没见过世面，也不害怕，经常和小伙伴们跑到杭州城外的城隍山上看中国飞机与日本飞机的空战。

但很快我就意识到战争改变了我的生活。

因为中国军队打下一架日本飞机，日本军队开始空袭杭州城。父亲把门一锁，和很多人一样开始逃命。我则随姑父逃往浙赣边境来广县。

一路都是逃命的人，但同时路上经常听到有人唱《松花江上》、《大刀向鬼子砍去》。我印象最深的是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曲《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老人讲到此处忍不住唱出声来，眼眶湿润)

我当时15岁，从没有出过杭州城。逃难路上感受着沉静而有力的抗战情绪，内心很受触动。心中只有一条信念：参加抗日。

上等兵

1939年3月，我在报纸上看到政府招聘技术兵的启事。经过语文、数学等文化课的考试，我考入了陆军汽车兵团，成为了驾驶兵(上等兵)。

集训在桂林，除了普通军训，我们还有技术训练：学习开车、认识汽车结构、零件名称和功能，去工厂看汽车装配。因为汽车少，训练时间比较短，有时因为机油缺乏，我们只能在车上训练。

集训结束，我们主要任务是给各大战区和重庆部门传送公文的人开车。

服役结束，1941年2月我进入中国运输公司做助理员。此时，日本占领越南和香港，滇缅公路成为了中国接受外来物资援助的通道。我所在公司被政府征用，改名为滇缅铁路督办公署，全面为抗战服务。

公司成立了四个大队，两个大队在缅甸腊戍，两个大队在国内。我被邀请参加汽车第一大队当助理员。

入缅岁月

车辆运输是给密支那修筑铁路施工队运送物资和粮食。

1941年7月到1942年2月，我在机务组，一个人负责车辆安全。因为不知道何时有汽车要来修理，我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凌晨三五点工作是常有的事情。

1942年3月，我被调入中央信托局腊戍车场做技术员，负责汽车的中转。

因为云贵川地区主要依靠公路运输，需要大量汽车。美国援助的汽车由轮船运输到缅甸，再在仰光进行组装，最后仰光当地的华侨组织将车辆送到腊戍交给中方——当时我和另外两名工作人员负责接车。

1942年4月，日军占领泰国，我们紧急撤退。我们三个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向国内中转了1000多辆美国卡车。

活历史

解放后，我进入华北汽车公司，1953年中央机关改制，又被分到机械部下属部门管机械。之后调动多次，1989年12月底在华兴集团公司下属的汽贸公司退休。

我经常看报纸，我自己也听说一些，因为种种原因，一些老兵，晚年生活陷入各种困顿之中。他们十分需要社会的认可及抚慰，他们就是“活着的抗战历史。

不仅是国内的抗战老兵，我也常常想起死在国外的抗战老兵，他们很多人魂落他乡，这点最让我难过。

2013年4月的时候，海峡两岸共造的“仁安羌大提纪念碑”在缅甸501高地上落成，我很高兴。

因为我国民党老兵的身份，儿子曾经失去了提干的机会，女儿每次填表时也非常为难，但我有退休金，我很知足。

2013年7月，我给党组织写过一封信，只是想确认一下我属不属于“参加过抗战的人”，想戴上“抗战胜利勋章”。

但作为一个经过抗战侥幸活着的人，我又觉得自己不该有这样的私念，这封信也就一直没有发出去。

（陈模群口述 见习记者 侯润芳 整理）

2014年62岁的戈叔亚，用30年做了一件事：寻找抗战老兵—活着的和死去的。

这段找寻，将他从青年变为老年。而那些老兵，最年轻的也已经80多岁，更多的老兵早已撒手人寰。

2014年是滇西抗战胜利、中国远征军光复腾冲70年。作为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成为媒体最抢手的采访对象。

然而，让戈叔亚为难的是，他觉得自己患上了“写作障碍症”。30年来，他翻山越岭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可 “那么痛的生离死别，那么重的不公不义，那么深的伤害，那么久的遗忘，那么沉默的痛苦”，他说自己无论怎么努力，写下的文字也只是“半截山水，不是全幅的写真”。

1983年的一天，到腾冲县出差的戈叔亚无意中来到腾冲国殇墓园，他惊讶地看到这里竟有9000多块中国远征军的墓碑。他惊骇万分，作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刚毕业一年多的学生，他竟然不知道在自己的家乡曾经有过惨烈而悲壮的战争。

二战期间，为了保卫当时中国仅存的一条国际大通道滇缅公路，1942年至1944年的3年间，中国投入部队约40万人组成中国远征军，协同英、美等盟国到缅甸对日作战。在滇缅印的抗战中，中国远征军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20万，其中牺牲人数10万。而在这10万人中，有5万人是在第一次入缅战役中打了败仗仓皇撤退途中非战斗死亡的。

可是，这么惨烈悲壮的战争，从1949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媒介记载或报道过。学校里不教，媒体上不谈。“数万中国士兵的骸骨和一段惨绝人寰的历史，如此轻易地就被高山野草所湮没而不为国人所知！”学历史的戈叔亚内心受到极大的刺激。

之后他开始寻访在昆明的老兵。他去政协、民革、黄埔同学会要老兵的名单，因为没有单位介绍信，他常被冷眼相待。在那个年代，研究这段历史还是禁区。但也有朋友暗中帮助他，那时老兵们都是60多岁的人，听说有个年轻人在到处打听他们，便口口相传，“叫小戈来采访我”，他渐渐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老兵。

在烽火中幸存下来的士兵，在战后长达几十年里，动荡不已，万里飘零。他们中大部分人都遭受了极其不公正的待遇。戈叔亚所采访过的老兵，有的蹲过监狱，有的被打成反革命坏分子管制劳动，有的沦为乞丐，有的流落异乡再也没有回来。

老兵崔继圣的女儿，一个在招待所里的洗衣工，不善表达感情的她在见到戈叔亚后说：“几十年来，你是第一个问起我父亲的人，虽然他死了，但我们全家都很感谢你。” 崔继圣曾是负责主攻松山主峰的第八军荣一师三团代理副团长，当年戈叔亚找到他时，他靠在学校门口卖瓜子维生。戈叔亚想拍一些照片，却被老人严肃地拒绝了，他说这有损他的军人形象。

80年代中后期，一名台湾人想通过戈叔亚找到一批远征军老兵，给他们每人每月提供200元的生活费。然而，当戈叔亚再去寻找那些他采访过的贫困交加的老兵时，他们已经没有一个人活在世上。

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务农的由国彬，战争中失去了右眼和几个手指头，后来靠剩下的几个伤指在县城帮人修理自行车艰难度日。

为了帮助由国彬，戈叔亚将老人接到家中，并在昆明一家单位给他找了一个看大门的工作，但当这家单位知道老人是远征军后，立即拒绝了他。戈叔亚万分难过，但70多岁的由国彬向他深深鞠了一躬，转身离去。后来，当戈叔亚带着有人愿意救济他的消息兴冲冲地去找他时，由国彬已经去世。

20世纪80年代，戈叔亚沉溺于寻找老兵，“无论工作、走路、吃饭、睡觉、做梦，脑海里都被老人哭诉的故事塞得满满的”。

他通过朋友找到一些当年的旧报纸杂志和外文资料，并与海外的中国、日本、美国老兵以及老兵组织取得联系，然后将所获的支离破碎的资料、采访记录进行整理、对比和更正，再带着军用地图、指北针、录音机、照相机，前往滇西实地考察。直至多年以后，滇西抗战的轮廓才在他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

滇西像一座巨大的历史博物馆。滇西龙陵县的松山，就埋藏着许多秘密。

发生在1944年6月至11月的龙陵战役，是一场异常艰苦激烈的攻坚战，中日双方集中了10多万人在龙陵县城以及周边几个山头反复厮杀，其规模远远超过了中缅印战区任何一场战役。龙陵之战最终以中国远征军的胜利而告终。

戈叔亚第一次去松山，是1985年6月。他坐班车、拖拉机、步行，一路走一路问，用了两天时间，才从县城到达松山脚下。

当戈叔亚筋疲力尽地爬到松山山顶时，眼前的一切惊得他瘫坐在地：整个山头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土坑窝，显示着这里曾经发生过可怕的战争。

后来，他在山下村民家中看到各种各样的、发射过的没有发射过的、爆炸的没有爆炸的、不同型号不同口径的枪弹。这场战争的惨烈，在多年后还清晰地留存着它的伤痕，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方圆几十公里的村民都上山来捡满山遍野的弹片、弹壳，常常将供销社的大院堆得满满的。

后来，戈叔亚多次上松山寻找史料。这场战役，中国人虽然胜利了，但胜利得那样凄楚。“留在大山上的伤痕看得见，但留在人们心中的伤痕是看不见的”。戈叔亚发誓要找到松山战役中，中国军阵亡将士的全部名单，将他们的英名排列供奉起来。

在走访众多远征军老兵时，戈叔亚希望能从老人的口述中还原当年战争的各种细节，但是他发现，每次采访，老人们讲述从缅甸惨败回国途中的故事要比入缅作战的多得多，常常说得泣不成声。已经不能说话、重病躺卧在满是排泄物的床上的老兵漆云鹏，才听戈叔亚说出“野人山”三个字，竟号啕大哭起来。

位于缅甸北部的“野人山”，林莽如海，山峦重叠，林中沼泽绵延不断，豺狼猛兽横行，瘴疠疟疾蔓延，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撤退时最悲惨的一条路线，数万官兵死在山中。但是关于这段撤退的历史，大陆几乎无史料可查。

从2002年开始，戈叔亚去缅甸和印度实地考察远征军的路线，但是他在野人山周围转了七八次都进不去。缅甸不准外国人去作战的地方，去了也不准拍照，偶尔能往里走几十公里，戈叔亚和他的同伴却被缅方扣押了多次，几经周折才被放出来。

在印度蓝姆迦考察中国军人墓地时，由于这里已成印军的防区，他们被驱逐出来，拍摄的照片被勒令删除，护照被没收，印方的军车一直紧紧地跟在他们车后，没有一家旅店敢让他们住宿，他们只好半夜开车跑100多公里，最后借宿在朋友家。

尽管在缅甸和印度的考察艰难重重，但是戈叔亚还是一趟趟地去。“我要去看望没有回家的士兵。”

在几经波折的寻找中，一个残酷的现实让戈叔亚内心寒冷：除了在缅甸果敢有一尊没有被破坏的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外，这里的中国军人阵亡将士公墓和纪念碑全都遭到彻底捣毁。

“只有让千千万万远征军将士的忠魂回家，才能告慰那些在异国他乡漂泊了70年的10万英灵。”戈叔亚说。

这一夙愿终于在2011年得以实现。

2011年9月13日和2014年6月12日，云南省两次举行“中国远征军抗日阵亡将士”公祭活动，将部分在缅甸牺牲的中国远征军遗骸寻取回国，安葬在腾冲国殇墓园“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公墓”内。2011年9月13日，这是我国首次迎回远征军遗骸。

为了完成这一工作，云南省委统战部此前专门组成筹备组，到缅甸各地寻找遗骸，戈叔亚是重要成员之一。事实上，之前，他已经用10年的时间在缅甸和印度寻找中国阵亡将士的墓地，有的墓地他已经去过上百次。

每一次站在缅甸广袤的平原上，看着伊洛瓦低江的晚霞将美丽的庙宇映衬得金碧辉煌，戈叔亚总觉得这片大地有一种“史诗般的壮丽”。在30年的找寻中，他3次被迫失去工作。尽管非常“恐惧、紧张、思想受到很大打击”，但他仍然坚持了下来。

“我相信研究这段历史是正确的，我相信历史总有一天被正视和开禁。”戈叔亚说：“事实上，除了研究这段历史，我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因为研究这段历史，戈叔亚认识了美国、英国、印度、日本的一些老兵，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每次和他们讨论这场战争，都感到他们和中国的老兵一样，“好像一生的时间和空间，都永远停留在1942年至1945年的缅甸、云南的热带密林以及印度的军营中”。

尽管官方和民间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给予老兵关怀和帮助，但是这种迟到的补偿，已难以弥补沉重的创伤。除了极少的人之外，许多抗战老兵至死都没有得到一枚国家在抗战胜利60周年颁发给抗战老兵的“抗战胜利纪念章”，那是他们盼望了一辈子的荣誉。

“他们为国家而战，却没有得到国家的承认，这是老兵的痛，也是民族的痛。”为此，戈叔亚曾两次致函相关部门，“希望给老兵予政治上的关怀和精神上的安抚”。

让戈叔亚遗憾的是，国内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还很肤浅，像宣传而不是研究。这些90岁以上风烛残年的老人，正在一个个地逝去，“即使来挖掘这段历史记忆，也已经失去了口述历史的最佳时机，这扇历史的大门将永远关闭。”

大陆地区寻找到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有2000多名，只占健在老兵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这是一个平均年龄已90岁的特殊群体。

“我们按年过，他们按天过。”大陆首家专注服务抗战老兵的基金会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说，“找不到他们，何谈关爱？！”

2013年37岁的李磊是从事“寻找老兵”事业的“资深”志愿者之一。他接触过的抗战老兵达300多人。其中，他亲自找到的老兵有220多名。

云南、江苏、北京、山东、山西、河北……一旦有抗战老兵线索，李磊就收拾行囊，启程寻找。抗战老兵中有很多人生活在偏僻山区或农村，交通不便，通信不便，“有时为了寻访到一位老兵就得花好几天时间”。

类似论坛还有不少。一些名人也在微博、博客上发布和征集老兵信息。这股民间力量已寻找到2000多名健在老兵。

“报纸、互联网、微博、微信，能用的方法我们都在尝试。这是一项特别急迫的事，我们要跟时间赛跑。”孙春龙说。

他说，中国估计有两万余健在的抗战老兵，找到的只是其中十分之一左右。找到的老兵中，年龄最大的已114岁，最小的有85岁，平均年龄已逾90岁。

网上流传的一张图片感动了千万人：干瘦如柴的老兵，有气无力地蜷缩在志愿者怀里。这是湖南衡阳的志愿者金龙从医院接老兵芦石安回家的一个镜头。

“如果不说，谁能知道这是一位在国难当头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的抗战老兵？他们老了，更需要我们的关爱。”孙春龙说。

在找到的抗战老兵中，孤寡老人比例很高，贫困者超过总数的30%。

帮助在外老兵回家、给老兵冬季送温暖、老兵心愿认领……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在全国发起了“老兵回家”“老兵关怀计划”等项目。基金会累计筹措并捐出资金逾450万元，2000多老兵受益。

2013年6月，民政部答复人大代表关于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的有关意见，引起广泛关注。7月，民政部重申有关政策，并表示将不断提升包括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在内的困难群体、特殊群体、优抚群体的保障水平。

官民开始携手展开对抗战老兵的救助活动。2013年7月，“长沙市幸存抗战老兵关怀计划”启动，市民政局下属长沙慈善会和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将承担长沙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生活援助金，并承诺为老兵提供陪伴服务。

“官方参与帮扶原国民党老兵覆盖面广，援助力度大，对抗战老兵来说又是莫大的精神安慰。”孙春龙说，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与陕西一些城市政府合作救助抗战老兵的计划也在洽谈中。

“一个历史亲历者的去世，就意味着一段历史的消失，老兵们的每段讲述都是一份沉甸甸的国家记忆。”有着8年志愿者经历的口述历史记录者赖恩典说。

2002年前，他从福建老家来到北京，为了导演梦想而成为一名“北漂”。他更钟情于“口述历史记录者”这一身份。他奔赴广西、广东、湖南等地，用镜头记录下60多名抗战老兵的历史记忆。

赖恩典说，跟抗战老兵聊战场上的事，他们倾诉欲很强，谈起炮弹、枪械更是滔滔不绝。参加的战役、部队的番号、首长的名字，他们都记得很清楚。

“他们都渴望诉说，渴望留下些什么。”赖恩典说。由于专业性和人力资金的限制，在全国从事口述历史的只有寥寥数人。赖恩典正在呼吁“口述历史征集令”，希望能够得到企业家赞助，有自己的工作团队。

此外，文字记录也是志愿者记录抗战老兵的重要方式。一位广西志愿者说，有时会遇到老兵拿出自己的日记本，上面写着回忆录，老人们希望这些文字能对后人了解抗战有所帮助。

李磊说，“害怕被遗忘”是抗战老兵的共同心声。倾听他们的故事，既是记录抗战历史，也是对这些沉默太久的老人的莫大慰藉。

对于拍摄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赖恩典希望把它们都放到大陆知名媒体人崔永元计划成立的“口述历史博物馆中”收藏，让更多的人看到。

“这是一种良心的投资，我愿尽我所能为子孙后代留下鲜活的历史。”赖恩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