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橘灯》是作家冰心创作的散文，是其晚期代表作品之一。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地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XX 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XX医院的电话号码吗？” 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他就会来的。”

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 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噔、噔、噔地下楼去了。

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橘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我轻轻地叩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 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橘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做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橘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探捏着。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橘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

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 “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橘灯照你上山吧！”

我赞赏地接过，谢了她，她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

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橘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

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橘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 从王春林家来。”她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做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

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橘灯。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原载1957年1月31日《中国少年报》

1957年1月19日，春节将至，老作家冰心应《中国少年报》之约，写了一篇题为《小橘灯》的散文。散文于1957年1月31日在《中国少年报》发表。这篇散文后来被选为中学语文教材。

冰心在写这篇文章时，想到了十二年前（1945年）春节前夕的一件往事，就把这件事作为写作材料，写进了这篇作品。那时，冰心住在重庆郊区的歌乐山。山下有一所医学院，其中几位老师和学生还是作家的熟人。上山不远有一块平地，名叫莲花池，池边有一个乡公所，楼上有公用电话，门外摆着一些卖水果、花生和糖块的摊子。往来的各种车辆也常常停放在那里。冰心就决定以这个地方为背景，展开她要写的故事。

小姑娘

主人公“小姑娘”虽“只有八九岁光景”，但是她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她坚信“爸爸一定会回来的”，“我们大家也都好了”；在爸爸外出避难之后，她勇敢地挑起了照护重病在床的妈妈的担子，在“我”去探望时，她不但不露一丝愁容，反而“安慰我”，并做了一个“小橘灯”给“我”照路。小姑娘的这种“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都来自她爸爸等革命者的熏陶影响，当然也是那个社会给逼出来的，她是那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小橘灯》的故事发生在1945年，此时抗战即将结束，国民党却加紧了白色恐怖，陪都重庆更是浓雾迷蒙、黑云压城，长期生活在战争离乱和黑暗统治中的人们对光明充满了无限渴望。“我”在重庆郊外偶遇的小姑娘，能在父失母病的艰难困苦中依然保持着勇敢、镇定、乐观的精神，这种坚强品格着实令人赞叹。《小橘灯》以饱蘸深情的笔墨，歌颂了这种勇敢面对困难的乐观精神，朴质温婉中蕴含着深厚的意蕴和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

该文以“我”眼中的“小姑娘”的活动及“我”的由初遇时的同情到分别时的赞叹的情感变化为明暗两条线索，串联起初遇、探病、做灯、送灯、赞灯、忆灯等情节，把小橘灯与小姑娘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自然而巧妙的结合在起来，赋予了小橘灯以深刻的象征寓意，使小橘灯成为了小姑娘美好人格的形象写照。小橘灯给夜行的人照亮前进的道路，而小姑娘的美好人格则为“我”驱散了心灵的黑暗，带来了无穷的力量和信心。

《小橘灯》中有两种性质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比：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和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这两种政治力量、政治制度，以爱为参照物，分别代表对爱的破坏性力量和建设性力量。作品洋溢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和赞美之情，是因为在这种社会，新中国的少年儿童，都能够被父母所爱同时爱父母，被别人所有同时爱别人，被祖国所爱同时爱自己的祖国。冰心在看待这两种政治力量时，可贵的是以爱为出发点，高扬起人道主义的旗帜，而不是抱党派的偏见。因此，冰心是公正的，她的爱憎是恰如其分的。

《小橘灯》作为冰心晚期作品的代表作，在抒情的章法上，保持了自己的风格。在个性表现上，也赋予了她自己固有的清丽、细腻、温婉等风格。同时一改空幻、迷茫的那种忧愁感，而是以一种舒缓、欢快的旋律，向作品中添加了几分清新和美妙之情感。在不施藻饰，不加雕琢的含而不露的叙述中，表达了自己对未来理想生活的向往和憧憬之情。

不事雕琢，语言通俗易懂，自然流畅是《小橘灯》写人叙事的重要特点，呈现出朴素洗练的审美特点。如文章开篇“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一句话，很简短的叙述，如实的交代的事情发生的世间长短。这样一个开篇，统领全文，并为下文蓄势，所以说，虽然用词简短，朴素洗练，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后文的展开毫无羁绊，任凭开阖。另外，这样一个开头直切故事主题，毫无冗余，内容简练，惜墨如金，达到了以简驭繁的效果。

细腻温婉的写作风格是《小橘灯》典型表现。如文中叙述我进入小姑娘家后，与小姑娘的攀谈后的情节：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桔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橘灯照你上山吧！”“拿过”表示用手取，又用了“敏捷地”修饰，更显出动作的熟练，也含蓄的表现出小姑娘平时做了不少家务活，所以家里的照明工具了如指掌。

结构上，以小橘灯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作品把小橘灯的产生，小橘灯给“我”的感受，“我”对小橘灯的感受等情节联结起来，形成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刻划人物，表现主题。

“我”是贯穿作品始终的人物。通过“我”把对往事的回忆与今天衔接起来，使环境与人物溶为一体。而且关键之处，“我”的议论和抒情，对刻划人物，表现主题都有重要作用。“我”在潮湿山路上行走时的抒情和议论，点明了小橘灯的象征意义;结尾的抒情和议论，则表明小姑娘的乐观和信心。小橘灯的象征意义，周围环境与小姑娘内心的对比，都是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所感表现出来的。

冰心（1900.10.5—1999.2.28），福建长乐人，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3年在燕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年到美国留学，1926年回国。曾在燕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三届理事。1946年后到日本东京大学任教。1951年回国。历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顾问，中国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一至第五届代表，政协第五至第七届常委，中国文联第二至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二、三届理事。曾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名誉主席。自1919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著译等身，散文集《寄小读者》，诗集《春水》、《繁星》在文学史上享有盛名，哺育了几代青少年，所译诗文《泰戈尔诗集》《马亨德拉诗抄》《印度童话集》，是名作名译。除单行本外，并有《冰心著译选集》三卷，《冰心文集》六卷出版。《空巢》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