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崎秀实（1901年 - 1944年11月7日），出生于日本东京。共产主义者、记者、日本《朝日新闻》社驻上海特派员、中国问题专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私人秘书、佐尔格间谍案中的重要人物。

尾崎秀实幼年随父亲居住在台湾，从小就对中国问题感兴趣。1922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名真诚的共产主义者。1926年，离开校园到朝日新闻社工作。

从1928年11月到1932年2月，尾崎秀实担任《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在上海3年多的时间里，除新闻报道之外，他撰写有《暴风雨中的中国人》、《现代中国论》等政论性著作。同时，他结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他同鲁迅有个人交往，1930年5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召开第二次大会，地点居然在驻沪日本记者俱乐部，提供钥匙的人就是尾崎秀实。这在鲁迅1931年至1934年的日记中均有记录。据日本友人增田涉回忆，鲁迅对尾崎印象甚佳，说他“不但知识面广，而且为人诚实可靠”。尾崎还与夏衍、冯乃超、王学文、郑伯奇、田汉、成仿吾等有密切来往，参加他们组织的进步文化活动，帮助他们开展“左联”的工作。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左联”时，把他同当时也在上海的另一位日本进步记者山上正义和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并提，说他们是“帮助‘左联’进行了许多工作的三位外国同志”。夏衍还说，尾崎秀实“表面上看来是绅士式的记者”，实际上却是“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他同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苏联共产党党员、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合作，经常把日本在华的重要情报转报莫斯科，经常“把一些国际上的革命动态”转告中国同志。

1933年9月，佐尔格奉命来到东京搜集日本战争动向情报。次年4月，他同尾崎秀实再次相聚并合作。尾崎把在上海一起工作的日本同仁又组织起来，潜伏到日本的一些重要军政部门。他自己在朝日新闻社的东亚问题调查会从事研究工作。

1935年底到1936年初，他为了解华北局势专程来中国，耳闻目睹了红军北上后抗日的新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对事变因由、实质和解决方案提出独到的见解，在日本引起轰动。他的好友、日本著名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后来回忆说，尾崎是“一位对历史的发展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因此，他从日本新闻界的一个“中国通”一跃而成为社会各界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

1937年6月，他成为近卫文麿首相的“嘱托”（顾问）兼私人秘书，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参加首相的智囊团会议。他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有关中国的情况，提出对中国事务的处理意见。在国内政治上，他参与制定了“近卫新体制”的策划；在对外政策上也介入了处理“支那事变”的政策的立案以及“东亚协同理论”的提出。他在《长期战争下的诸问题》中谈到对华侵略战争时说：“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全面展开。时至今日，半途而废的解决方法已经绝对不允许，唯一的道路就是战胜支那，否则别无他路可寻。不再挥舞假面，集中精力与支那斗争，除此之外，绝无生路。”

这使他不但对日本政府的决策非常熟悉，而且能施加一定的影响。在此期间，他把自己掌握的许多有关日本对华战争的情报，通过在上海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本人士中西功发往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向佐尔格提供的关于日本在华将陷入泥潭的情况，据说对斯大林作出援华抗日的决定产生一定影响。

1941年10月中旬，佐尔格的真实身份败露，尾崎秀实等30多人先后被日本军部逮捕。东京法庭宣判时称尾崎秀实为：“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及友邦胜负，危害之大，令人战栗。”

1944年11月7日，感到日暮途穷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特意选择十月革命2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将尾崎秀实和佐尔格两人秘密绞死。其生平后由其弟尾崎秀树整理成文发表。

作为《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尾崎秀实在上海结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并为“左联”活动提供帮助，在此期间他与鲁迅成为至交

1928年11月的一天，尾崎秀实携妻子广濑英子登上了从神户开往上海的轮船。尾崎秀实是作为日本《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前往上海的。尾崎夫妇来到憧憬已久的中国，最初是住在上海日租界的昆山路义丰里一家服装店的楼上。在这里，尾崎首要的工作是，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具体而仔细地考察、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为此，他每天至少利用几个小时时间，认真翻阅上海发行的中、英、日文各类报纸，并做好记载。《朝日新闻》上海支局设在北四川路上，相距不远便是中国左翼文艺组织创造社的办公处。办公处楼下是出售书籍、小册子和杂志的书店，二楼是供读者休闲的咖啡馆，左翼文化人士经常在此聚会交流。

1928年底，尾崎开始出入这里的书店。对初来乍到的尾崎来说，能够在此买到包括中、英、法、德、俄和日文的左翼文献，感到非常惊奇。尾崎在这里更大的收获，是和创造社的同仁彭康、夏衍、冯乃超、郑伯坚、陶晶孙、郁达夫、田汉和成仿吾等建立了亲密的关系。随后，尾崎秀实用白川次郎或欧佐起的笔名，在《大众文艺》杂志先后发表了《日本的劳动运动》、《英国的左翼文艺运动为什么落后》等数篇论文。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与此同时，尾崎与鲁迅结识，他立即被鲁迅的人格魅力所深深吸引。此后，尾崎与陶晶孙、夏衍、山上正义等人合作，出版了日文版的鲁迅作品集，此书被收入日本四六书院的《国际无产者丛书》，于1931年10月出版。当时出版的鲁迅作品集第一部作品是《阿Q正传》，译者是林守仁（山上正义笔名）和欧佐起（尾崎秀实笔名）。鲁迅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帮助了这项工作，他还亲自校对了《阿Q正传》的日文译文。尾崎秀实在《阿Q正传》的一文前，撰写《论中国左翼文化战线的现状》一文，文章展望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前景，描述了这场运动受到迫害的情况，并全文引用了左联的声明，以表示对反动势力的强烈反抗。

1931年2月7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残酷杀害了殷夫等24位革命青年。对此，左联向反动当局发表了抗议声明。尾崎秀实默默地反复读着这个声明，他决定把这一声明译成日文，并满怀悲愤，描述了这24位烈士壮烈牺牲的情形：“他们先被迫挖好自己的墓穴，然后一些士兵被命令将他们活埋，有五名革命青年就这样被活埋了，这种方法连行刑的士兵看了也觉得惨不忍睹。其余的牺牲者被枪杀，他们的尸体被扔在前面五个人的上面。据狱中的其他囚犯说：这二十四人是7日夜半前被押解出去的，当士兵来到时，男女同志都唱起了《国际歌》，歌声不断从牢房墙壁的对面传来，接着就响起了枪声，随着歌声稍停；又响起了六个人的歌声，这悲壮的歌声断断续续，消逝在最后的六声枪响中。”尾崎秀实还怀着满腔悲愤，用日语翻译了24烈士之一、诗人殷夫在牺牲前两年创作的诗歌《让死的死去吧》。

1930年9月17日，尾崎秀实与美国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应邀出席了鲁迅50寿辰的庆祝会。鲁迅曾对史沫特莱这样评价尾崎秀实：“是位德文很好的新闻记者，知识面很宽，为人也很忠实可靠。”从鲁迅说的有关尾崎秀实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视尾崎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尾崎充满了信任感。鲁迅与尾崎的个人交往，确实也发展到了这种程度，这在鲁迅1931年至1934年的日记中均有记载。

夏衍在他的《懒寻旧梦录》中，还专门介绍了尾崎秀实等日本友人在这方面的事迹，并且写道，他专门“补写了这一段，为的让中国读者不要忘记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还有那样热爱中国人民的日本朋友。”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使中国人民遭受极大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浩劫，尾崎秀实联合在华日本人士，以日支反战同盟为阵地，自觉投入到反战斗争行列。

尾崎秀实特别关注并与之接触的另一个团体是日（日本）支（支那）反战同盟。日支反战同盟成立的大致经过是：1930年7月，以《上海周报社》的田中忠夫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王学文（中共党员）等人为核心，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以后，该读书会从最初进行研究活动逐渐转向实际斗争。日支反战同盟成员有：小松重雄（满洲铁道有限公司职员）、西里龙夫（上海日报记者）、杨柳青（中共党员）、川合贞吉（上海日报记者）、王学文（中共党员）和侯朝宗（台湾人）等。日支反战同盟受中国外兵委员会和中国反帝同盟领导。

同年秋天，尾崎秀实经人介绍，会见了中共党员、日支反战同盟成员杨柳青。二人一见如故，当即约定从左翼的立场出发，相互交换情报。以后为此目的他们频繁地进行联络。1931年春，尾崎秀实受杨柳青的委托，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几次“飞行集会”。举行这种集会需要有一些其他部门的人了解其实际情况，所以杨柳青觉得与别人不相识的尾崎秀实是合适的人选。尾崎秀实随时将“飞行集会”的情况向杨柳青汇报。与此同时，杨柳青还介绍尾崎与王学文见了面。王学文在日本留学时曾受教于日本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河上肇。因此，尾崎从初次见到王学文起，就视其为百年知己。二人常在市区的小饭馆里见面，交换对日本形势和中国情况的看法。

这样，尾崎秀实就与日支反战同盟的两位中国革命家建立起同志式的关系。在此期间，尾崎秀实还向杨柳青提供了经济资助，并通过杨柳青，每月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数目可观的活动经费，使处于困难时期党组织的经济窘况得到缓解。

1931年夏，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川合贞吉、小松重雄等向尾崎秀实学习情报工作，并于同年10月接受尾崎秀实、佐尔格（共产国际重要成员）、史沫特莱的领导，开始搜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情报。尾崎秀实、川合贞吉与佐尔格、史沫特莱等人一起，从1931年到1941年整整十年里，在法西斯恐怖下，奔走于东北地区、北京、天津、上海与日本各地，调查日、蒋、汪三方关系变化及关东军动向等情报。尾崎秀实、川合贞吉认为，这是他们当时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所能采取的惟一最有效的办法。

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以尾崎秀实为代表的一批反战志士站到中国人民一边，在隐蔽战线为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尾崎秀实从上海回国后，仍在朝日新闻社工作，就日本和东亚问题发表大量评论。这些评论在日本引起轰动。尾崎秀实从日本新闻界的“中国通”一跃而成为社会各界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鉴于尾崎扎实的功底与敏锐的洞察力，1937年6月，尾崎秀实成为近卫文磨首相的“嘱托”（顾问）兼私人秘书，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参加首相的智囊团会议。他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有关中国的情况，提出对中国事务的处理意见。这使他不但对日本政府的决策非常熟悉，而且能施加一定的影响。

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能及时了解日军统帅部的某些战略决策、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内容、日军作战部署、日本和汪精卫勾结情况，以至军用作战地图等情报，尾崎秀实功不可没。对于这些重大战略情报，尾崎主要通过在上海的日籍共产党员中西功发往延安。看到这些有战略价值的情报，简直就等于参加了日本最高层的决策会。尾崎秀实所做的一切，极大地帮助了中国的抗战。毛泽东曾对这些“国际同志”的贡献作出了极高评价。对于尾崎秀实，周恩来曾经赞之为“国宝”。

1941年夏，德国进攻苏联后，日本南进还是北进成为斯大林和中共中央最关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日本北上攻苏，中国抗战处境将更艰苦。值此关键时刻，作为佐尔格“拉姆扎”小组核心成员的尾崎秀实，在得知日本决心同英美开战的情报后，通过德籍苏联情报员佐尔格及时告知莫斯科，使斯大林决心西调远东军20个精锐师，在莫斯科危急时刻扭转了战局。

尾崎秀实从上海回国后，仍在朝日新闻社工作，就日本和东亚问题发表大量评论。同时，他按照在上海对史沫特莱许下的诺言，将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译成日文出版。他是经中共党员、著名学者陈翰笙介绍在上海结识史沫特莱的。对中国共有的友好感情使他们二人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尾崎秀实称赞史沫特莱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者”；史沫特莱则称赞他“对中国的解放事业既有深刻理解又有坚定信仰”。

佐尔格后来谈起尾崎秀实时说：“尾崎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助手……我们的关系，无论是私交还是工作交往都非常融洽。他从日本人那里为我搞到了许多准确、全面而又有价值的信息。他所提供给我的日方情报，占了我的情报来源的四分之一。尾崎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尾崎秀实一直对日本侵略中国怀有反感，对反抗殖民侵略的中国人民充满同情。他并非不热爱自己的祖国，尾崎秀实坚信，只有制止日本侵华战争，才能使日华人民从毁灭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实现日华和平与日华人民世代友好，这是两国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所在。正是出于这种理念，尾崎秀实与帝国主义的间谍完全不同，提供情报完全出于信仰而从不要报酬，党组织困难时还以个人积蓄倾囊相助。这种高尚的风格也证明，代表正义的、先进的共产主义信仰具有强大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