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古城“山南东道楼”，集钟楼、鼓楼之“晨钟暮鼓”的报时作用、与“市楼”人文生态环境景观的存在地位于一身；为上述我国古代类别建筑“三位一体”的文化特色所独享，难能可贵之矣！于是，一千两百多年以来的历代襄人，约定俗成的称其为“襄阳钟鼓楼”。尚有“襄阳有座钟鼓楼，半截擩（Ru）在天里头”的民谚传为佳话，而名远荆楚、誉满神州了。

山南东道楼与武昌黄鹤楼、洞庭岳阳楼、南昌滕王阁并称为荆楚四大名楼

清·光绪年间的《襄阳府志》有载：襄阳“山南东道楼，在郡治中央，楼高三层，面南，翼从钟鼓，楼下跨市尘，为方城胜迹”

“山南东道”与襄阳古城

史称：襄阳“自秦汉以来，代为重镇”。《尚书·禹贡》载：天下划分九州，襄阳分属荆、豫二州。周时，襄阳为北郢之都；秦时，襄阳分属南郡、南阳郡、汉中郡；汉武帝时设十三州，襄阳分属荆州；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刘表任荆州刺史，襄阳为荆州幕府治所；曹魏得荆州后，设襄阳郡；东晋于襄阳置雍州，辖16郡；西魏改雍州为襄州；隋，设襄阳郡；唐，仍设襄州，并于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设“山南东道”治所，领襄、荆、郢、复、随、唐、邓、商、金、均、房、万、忠、夔、旧、陕等16州。五代因袭唐制，于襄阳设“山南东道”治所；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5年），设“京西南路”治所襄阳，辖襄、荆、郢、随、唐、邓、均、房、金等8州；元代设襄阳路，属河南行省；明代设襄阳府，属湖北行省——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642年）十二月，闯王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清代设襄阳道，属湖北省。民国初年，设襄阳道——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设“专员公署”，共和国从之。1982年“地市合并”称“襄阳市”，市府设于襄阳古城荆州大街；襄阳市辖：襄、随、枣、宜、南、老、谷、保8县市。

古代襄阳，尝以“南船北马，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著称，而代为“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千帆所聚、万商云集”之地、和“三千里汉江上的一颗明珠”。于是，孙吴大都督鲁肃云：襄阳“外带汉江，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敢与诸葛亮斗智斗勇的司马懿也说：“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地也”。大文学家蔡邕在《汉津赋》中写道：襄阳“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湘，导财运货，懋迁有无”。《南齐书·州郡志》载：“襄阳左右，田土良肥，桑梓野泽，处处而有”。惟有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言简意赅的结论说：“天之要领，襄阳实握之”！是故，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于襄阳古城设“山南东道”治所，辖今之鄂、豫、川、陕78县市地域；为古今襄阳人引以为豪，“光耀古今”的历史辉煌，万世乐道之矣。

当年，治所设在襄阳的唐代“山南东道”，道署长官称藩镇或节度使，辖域相当于中国六十年代的“行政区级”；五代的“山南东道”，辖域较唐代时略小，但也相当于“行省级”。宋代的“襄阳路”，级别也相当于行省。元代所设“襄阳路”，则与清代、民国初年的“襄阳道”类同——仅相当于现代的“地区级”。襄阳道道署长官称道员、守道或道台。……勿管怎么说“道”，“道”称之于襄阳、从中唐“山南东道”到民国初年的“襄阳道”起至，历时一千两百多年久矣！仅“山南东道”称谓之于襄阳，亦历经了6个朝代、28位帝王、48个年号，恰两百二十七年之久矣！

通过官方论证，而今对外宣传的统一口径是：襄阳古城并“襄阳市”，已有两千八百多年的建城历史可考。1986年5月，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

“山南东道”之于襄阳、襄人的“历史文化环境”的印象、影响，自当比两岁时便离开了襄阳、此后再也没有来过襄阳、仅是成年后在镇江主编过《昭明文选》的、梁·昭明太子萧统的个人印象与影响，要意义深远千倍、万倍了！为什么有人要把襄阳“山南东道楼”，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的变更为“昭明文选楼”或“昭明台”呢？……

“山南东道”与“梁·昭明太子”

萧统（公元501～532年）字德施，小字维摩，出生于襄阳，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年仅三十一岁就病逝了。《南史·昭明太子传》介绍说：萧统“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成人长大懂事后的萧统，最讨厌参与政治或军事活动，终日沉湎于古文典籍的研究之中。除此之外，萧统还组织一干文墨之士、尽行抄录编纂“事出于沉思，意归乎翰藻”的《文选》三十卷专辑。

萧统死后，其父谥其封号“昭明”，因之，萧统有了“昭明太子”后称。萧统生前所主编的“文选”，亦名《昭明文选》了。皆因唐·李善为萧统《文选》作注六十有卷，对后世治学颇具影响，直至明、清、仍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然则，遍查“正史”、亦未见萧统在文学创作方面有甚建树；倒不如，曾为萧统之弟萧纲御用、被杜甫盛赞为“清新庾开府”和“庾信文章老更成”的梁朝“宫体诗人”庾子山（公元513～581年），在南北朝文学史上声誉叫响。

《南史》有载，萧统之弟“晋安王萧纲”亦属当时热衷搞《文选》编纂活动者。梁武帝普通四年（公元523年）出镇襄阳、任“雍州刺史”的萧纲，亦因“雅好赋诗”而“引纳文学之士尝接无倦”。并命常侍庾肩吾（庾信之父，梁朝著名诗人）等十数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于是，襄阳刺史院内专供“抄撰众籍”活动的场所，被萧纲命名为“高斋”。皆因“昭明太子萧统”出生于襄阳，虽然两岁时便离开襄阳、之后再也没有来过襄阳，可是，还是被后世一些政客、文人、莫名其妙的把襄阳刺史院内的萧纲“高斋”、杜撰成了“萧统文选楼”，随后，再指鹿为马的奉之为“昭明文选楼”或“昭名楼”——最终被炒作（或捏造）成为“昭明太子的读书处”、“昭明太子主编文选处”而以讹传讹。唐·吴从政，还在他的《汉沔记》中、做了“文选楼在刺史院内，当即都督府治所”的记述。

南宋后，襄阳地方某些政要、文痞、出于对“昭明太子”的“一往情深”，竟然无视事实的客观存在、把独立于襄阳古城中心区域的跨街“山南东道楼”（襄阳的钟鼓之楼）、莫名其妙“硬强施札”地以“文选楼”与“昭明文选楼”、 “昭明台”、“昭名楼”枉加，渐而写进方志、谬误迄今了。

诚如，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81年），襄阳守道陈大文重修“山南东道楼”，在“辛丑夏重摹李阳冰书勒之石以复其旧”的同时，专门写了一篇《山南东道楼考》的文章严加驳斥说：“昭明（萧统）以齐中兴元年（公元501年）生于襄阳。明年，梁平建业（萧衍代齐称帝，都建康）改元天监。十一月立为太子。五年出居东宫，十四年加冕服。卒年三十一岁。是昭明自天监至大通（公元502～531年），未尚再至襄阳也。”；“襄阳‘文选楼’之名，其为附会无疑矣”；“是‘高斋’之号起于晋安王非明也！明甚？何所依据指南雍州（襄阳）为著〈文选〉之地，且混晋安王事与梁维摩（萧统）事耶？世俗蔑古信今、耳食涂说，况当千百年后，州图方志之在舛驳，故老遗民之昧将何以考？”

是故，作为两百一十六年前的“襄阳道”最高行政长官的陈大文、遂摈弃强加给襄阳“山南东道楼”的种种不实之辞，再次将之于襄人无比豪迈、而备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意义的“方城胜迹”，复名“山南东道楼”（参附图02）！

襄阳刺史院内的“高斋”或许可谓“昭明文选楼”，但却不是、也绝对不会变成“唐·山南东道楼”的襄阳“市楼”！

当代中国建筑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刘致平先生考证说：“大凡斋的建筑，多指专心静修的场所而言；任何式样的建筑，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全可以叫斋。为了达到这个静修的目的，则斋的建筑自然是在幽深、僻静、毫不吵杂的地方才好。”（见《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晋安王的“高斋”怎么会建到城市中心位置的大街上去呢！陈大文守道指正“昭明台”之“世俗蔑古信今、耳食涂说”的盖棺定论，“铁案”矣！

另证“昭明文选楼”不是“唐·山南东道楼”之说——可以想见：中国盛唐时

期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毗邻诸国“年年纳贡，岁岁来朝”者众；加之，襄阳之于全国上下战略地位的突兀，中央政府既然设定襄阳为“山南东道”治所，自当有经济实力或“专款专用的计划拨款”、于城市中心地带建一座山南东道“标志之楼”；在借以张扬国威的同时、“因事制宜”的并行其“晨钟暮鼓”制度，进而使斯楼“翼从钟鼓，楼下跨市尘”而立，方有襄阳“方城胜迹”。……

今人还可以想见，昔日兴建山南东道“标志之楼”的空前盛况，当与现代一些重点纪念性公建的“兴师动众”无二：不是还特地专请大诗人李白的堂叔、“全国最有名气的大书法家”李阳冰，为山南东道“标志之楼”挥毫泼墨，写下了“山南东道”四个大字并附长篇“书碑”嘛。若无上述“兴师动众”之举，那么，山南东道“标志之楼”又是怎么成立起来的呢？难道作为“山南东道”首任节度使的×大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或是敢于“有损大唐帝国光辉形象”、“厉行节约”到“用原来刺史院中不当不正的‘高斋’去顶替山南东道第一楼的‘市楼’形象和存在地位”吗？！退一万步讲来：即使萧纲“高斋”可以附会成“文选楼”，但也只能是“晋安文选楼”、或“晋安台”、或“晋安王的读书处和主编他自己的文选处”嘛；怎可改称其为“昭明文选楼”或“昭名台”和“昭明太子的读书处和主编文选处”呢？再退一万步讲来：即便果真能够说成是“昭明太子读书处和主编文选处”的“昭明文选楼”或“昭名台”，并且可以代之“山南东道之楼”而用；但是，楼址依然还是在刺史大院之内嘛。难道首任节度使×大人有奇门遁甲之术？能够将刺史院内的“昭明台”或“昭明文选楼”、一夜间搬到市中心十字街北，并使它神化般的变成“楼高三层，面南，翼从钟鼓，楼下跨市尘，为方城胜迹”的“山南东道第一楼”吗？！

正确结论出来了：“襄阳山南东道楼，就是昭明文选楼或昭名台”或“昭明文选楼与昭名台、就是山南东道楼”的“耳食涂说”，实乃“蔑古信今”之大谬也！

山南东道楼的“九灾十八难”和它那台观与楼观的形建特色

方志载：唐代“山南东道楼”于南宋理宗瑞平二年（公元1235年）为蒙古兵攻占襄阳时所毁，“李阳冰碑芜没”。淳祐十年（公元1251年），在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兵复襄、樊两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铭于岘”的同时，复构市楼。明末，张献忠攻陷襄阳时，市楼再遭焚毁。清·顺治年初（公元1644年），中都御史赵兆麟重建市楼。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81年），襄阳首道陈大文重修市楼。抗战初期（1938～1939年）日寇轮番轰炸襄阳时，市楼再度遭到焚毁，仅残留下平面呈马蹄形或倒U字型的“市楼城台”

“山南东道楼”的台体与层楼，本属市楼统一肌体——中国传统建筑的“三大构成要素”即“屋顶、屋身、台基”嘛。不过，为方便现代国人对于传统景观建筑进一步的理解，笔者且将襄阳“山南东道楼”的肌体组合、分解为“台观”与“楼观”叙述之。

1939年之后，襄阳“山南东道楼”的“楼观”虽已荡然无存了，但是，其下平面呈马蹄形或倒U字型、堞高9米许的“台观”，仍然完整如初。——残存下来的“市楼台观”，与襄阳古城北大街民居、铺面相互依偎；“台观”跨街伫立、中有宽5米许的南北向拱券通道，畅通无阻的与北大街两厢铺面浑然一体。“台观”西北紧依积仓（街）巷子，“台观”东南近傍城隍庙（街）巷子的格局，依然如故。“台观”东侧，“山南东道楼”原有附属大跨院、及其可供游人登台上下的石级蹬道，一直保存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末。——襄阳山南东道楼，即：历代襄阳人心目中的“襄阳钟鼓楼”、及其“一街两巷”典型布局特色的乡土市井文化情趣，依然存在；方志所载“台上主楼为歇山顶，楼高三层，主楼东西各有扶厝四间；台体向南左右伸出部分，东为鼓亭、西为钟亭”的、“山南东道楼”的特色建制与形制，业已口碑相传，深入襄民之心的令人魂牵梦萦了。

五十年代初，“襄阳市图书馆”在市楼城台上的东、西两厢，各建平房一栋为阅览图书所用。1973年初夏，皆因襄阳城内开展“深挖洞，广积粮”、掏、挖防空地道运动之故，市楼“台东崩塌一角。为了行人安全，经市革委（会）同意，（市楼台观）已经彻底拆除。“（见1983年襄阳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襄阳地区概况》）

考，中国各地保存迄今的钟、鼓之楼，其下台基多为方、矩之型；其上楼建多为两层、或重檐三滴水两层。如“最有名气”的西安钟楼，始建于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地处古城十字街干道轴线交会处，钟楼台基35.5米见方，高8.6米，四面设券洞呈十字相通，台上建方形重檐三滴水、攒尖式两层木构钟楼，是古西安城内最高大的公用建筑物。西安鼓楼，始建于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位于钟楼西北侧，跨南北向丁字街口而建，鼓楼台基为矩形，面阔52.6米，高7.7米，设南北向宽6米的过街券洞，台上建七开间重檐三滴水、歇山式两层木构鼓楼。

而名为“山南东道楼”的“襄阳钟鼓楼”呢，不仅始建时间早于西安钟楼、鼓楼六百四十多年，且“山南东道楼”主楼比西安钟楼、鼓楼高出一层；所以，才会有“襄阳有座钟鼓楼，半截擩在天里头”的民谚生出。——此话绝非是空穴来风，用襄阳地方俗话所云：“是萝卜就有因（缨）”嘛！……若非“山南东道的襄阳钟鼓之楼”高耸入云壮观，岂有“半截擩在天里头”之说？！

襄阳古城“山南东道楼”或“襄阳钟鼓楼”的特色建制与形制，为什么，其“台观”平面要呈马蹄形、倒U字型、或“圈椅型”空间、而向南敞开呢？为什么，其“楼观”要左右向南伸出、且南向左右伸出者低、居中背北者较高呢？——这就不得不提及“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特质、之于“中国建筑文化”或“中国传统生态建筑与环境文化”的、两条腿走路的“风水文化”和“园林文化”行为方式的共同影响了。……

简言之：“风水文化”即“风水建筑与环境生态文化”，“园林文化”即“园林建筑与环境生态文化”；它们是“中国建筑文化”思想体系与行为方式的“两大支柱产业”！“风水文化”行为方式所强调的、是“天人相应（的）合一”，“园林文化”行为方式所强调的、是“天人共荣（的）合一”，仅此而已。“天人相应”的行为方式，源于“身体宇宙，地为大母”的原始理念，演化为之于人居环境“四灵方位，聚气藏风”的基本要求。正所谓“大地是身体，住宅也是身体”嘛；于是，中国古代人居环境，便由初始阶段隐喻“母亲的怀抱”进而衍生出了“坐北朝南”的马蹄形、倒U字型或“圈椅型”空间的环境氛围。亦如东晋诗人陶渊明（365～427）在《桃花源记》中描绘的“防御性空间”一样，是为中国古代人“理想（居住）的风水环境”了

“风水文化”始于仰韶、成于商周、盛于两汉。唐、宋时期，“风水环境要求的生态思想体系”进一步得以完善，并同时建立起了系统的“风水建筑与环境行为文化理论”。对于中国式的“心情舒畅的”城市规划和房屋建筑活动，产生了支配的性历史作用；使伟大的中国建筑与环境文化，成为了合而不同的人类文化宝库之中的一大奇葩！

中国古代人的“风水生态环境”，有着“自然造化”与“人工生态”的两大构成模式。不管现代国人愿不愿意，中国建筑与城市规划原始依据的所谓三合院、四合院形制规范，能够在中国城乡沿袭，对日本、朝鲜、韩国、东南亚、均有过较大历史影响，就是在“中国建筑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风水思想“顽固不化”的表现结果！“风水理论”还是中国历代文人和士大夫阶层所必修的“应知应会课程”，后被收录进了《四库全书》。

与襄阳古城“山南东道楼”建制与形制坐北朝南、呈马蹄形或“圈椅型”环境气势相雷同的、还有北京故宫紫禁城的“午门”或“五凤楼”雄姿；它们都属于同一种、最典型的“风水制式”或“人工风水环境”的特色展示。只不过，北京故宫“午门”或“五凤楼”、比襄阳“山南东道楼”的始建年代，要晚五百四十多年罢了。中国古代人的风水思想、风水意识、风水环境与风水理论……，起始于对自然环境的依附选择、和生态平衡与生存发展原生理念的文化创造，进而让中国人居环境的城市、乡村、及至家居形势，派生出了许多美妙的传说、隐喻、和寄无限希望于美好的未来。除此而外，作为襄阳过街楼洞的“山南东道楼”，尚有地方民俗之所谓“锁匙头式”建构的绘形表现——隐喻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的“荆楚门户”和“荆襄锁钥”之意。作为襄阳市楼的“山南东道钟、鼓之楼”，在华夏各地的此类建筑当中，便自然是“风景这边独好”了。

重建“襄阳市楼”（山南东道楼）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81年），由襄阳守道陈大文“正名”和重修的、历史上最后一座“山南东道楼”（即“襄阳钟鼓楼”），其“楼观”毁于1938年间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其“台观”拆除于“文化大革命”的1973年初夏。十八年后的公元1991年仲夏，一为迎接1993年“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会议”在襄阳召开，二为实现1995年“再造一个襄阳市”、和2000年襄阳市能够“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张目——依照“襄阳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20）”，于原址“重建襄阳昭明台（山南东道楼或鼓楼）”的文件精神，作为“重建方案特邀设计人”之一的笔者，本着上述之于“山南东道钟、鼓之楼”的详情理解（勿管地方长官将它定以何名），于1991年6月23日前积极完成了“复构（建筑）方案”及其环境设计整套图纸；意在应邀出席6月28日“公开征集重建方案”的“动员会议”上，将所做方案设计蓝图一并呈报展示，作以抛砖引玉而用

会议上，笔者还将自拟“重建襄阳钟鼓楼（山南东道楼）”复构设计、自以为是的要点推荐如下：

①.尊重历史文字记载，尊重地方环境文脉，尊重襄阳人之于“钟鼓楼景观形象”和乡土市井文化的传统喜爱，完美襄阳“市楼”传统建构形象“个性与特色并重”的景观效果，成襄阳山南东道楼“未来古迹”的生态文化环境创造之实；

②.借鉴1977年武昌蛇山矶黄鹤楼重建设计“源于古代，优于古代”复构方针的成功经验，为“襄阳有座钟鼓楼，半截擩在天里头”的乡土历史民谚张目。

历史上累圮累建的最后一座黄鹤楼，成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毁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一场大火，比历史上累圮累建的最后一座“山南东道楼”晚建七十七年，早毁五十四年。1927年春，毛泽东同志写作《菩萨蛮·登黄鹤楼》名词时所登之楼，实为光绪三十三年（1917年）在黄鹤楼遗址东北隅增建的“奥略楼”。因为，奥略楼恍似同治年代的黄鹤楼型，三镇百姓习以“黄鹤楼”相称。——笔者儿时生长于楼近，故而悉知其观其事。1985年5月竣工落成的“新黄鹤楼”，才是“以清同治楼为雏型”、拔高型体（外观增加两层）、加大体量（扩大占地面积）、“进行艺术再创造”的景观产物。连新黄鹤楼复构设计的总建筑师自己也承认：“由于新楼的形象保存了清代黄鹤楼的主要特征，从远观效果来看，‘四望如一、层层飞檐’、‘下隆上锐、其状如笋’，的确和清楼十分相象。因此，对于熟悉清楼的本地群众来说，不啻是‘似曾相识鹤归来’，是很受欢迎的”了。（见1986年“建筑学报”第8期《论黄鹤楼形象的再创造》一文）

关于一些有纪念性意义的地方名楼“失而复得”的重建设计问题，1977年湖北省委领导确定新黄鹤楼要“源于古代，优于古代”的复构设计原则，可资借鉴。怎么个“优于”之法？笔者认为：除了新楼的使用功能要“立足现代，取向未来”之外，说白了，那便是要在屋顶设计方面，依照清楼（乾隆“山南东道楼”）为蓝本、而又有所突破的拔高形象、更臻完美的问题。——国外建筑界许多专家和学者都说：传统的“中国建筑就是一种屋顶（设计）的艺术”。这话虽不算全面，却也切中要害的道出了中国建筑艺术的主要特征。1991年6月28日，笔者在应邀出席“公开征集（山南东道楼）重建方案”动员会议上，所展示的新“山南东道楼”方案设计图，便自认为是“在传统建筑屋顶设计方面有所突破”的新例证；因为，它既是中国传统“味道的”又是独一无二的。为上述观点和业务本位，笔者曾以《去脉来龙话屋顶》一文见诸于1995年《古建园林技术》杂志第3期，图说“中国传统建筑屋顶艺术的美学思想与人文内涵”以叙本源。是如，以清·同治黄鹤楼为蓝本而重建的武昌“新黄鹤楼”屋顶、北京紫禁城角楼组合式屋顶建构的传统形体等等，便称得上是例证中国建筑“以复杂为美”的典型了。

1991年6月中旬，笔者奉命完成并提交给有关方面的“山南东道楼（襄阳钟鼓楼）复构建筑方案及其环境设计”的相关图纸，着意体现“强化地方传统环境景观的文化内涵，古为今用；再现荆楚名楼乡土特色的历史风彩，取向未来”的设计宗旨，并“复构未来古迹”的实施目标。笔者复构设计方案”忠实于原有台观的形意创造”，满足了襄阳人之于襄阳钟鼓楼“台观与楼观”的传统喜爱；适可而止的夸张与扩大台观形体，中空台体（包括地下层合四楼层使用面积）、连同“尊重方志记载与1973年初夏附台观传统民居、铺面实况的复原（复构）”设计面积，以为商服劝业之场而“古为今用”

因借武昌重建黄鹤楼“源于古代，优于古代”的成功经验，行“拔高屋顶形象档次”的新“山南东道楼钟、鼓之楼”楼观之实。故此，笔者将主楼屋顶作了“既符合方志记载，又优于方志记载”的、“十字脊迭落组合式歇山屋顶”新的造型处理，使新楼的“中国式屋顶盖”不落俗套，落落大方、独一无二！主楼“屋身”的外观形象，向方志记载的三层靠拢。楼层明三、暗四、计七层楼，以为旅游观光和“襄阳，两千八百年大事纪陈列馆”之用。（参附图13）总要不负昔日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天之要领，襄阳实握之”论断之英明！于是，笔者欣然命笔于1991年6月28日、所绘襄阳钟鼓楼（山南东道楼）复构建筑方案鸟瞰图的“送审图纸”之上，歌曰：

两千八百岁悠悠，终成要领复市楼；

奇观再现初冬霭，半截仍在天里头！

“建在襄阳（新）昭明台上的（新的）山南东道楼”的反思

想不到，作为主办单位的“襄阳市文物局”并市府分管领导，却将“远寺里的和尚好念经”的陈规陋习作为了“复构襄阳市楼的原则精神”——提前两天，已于1991年6月26日与省城×大设计院签订“设计任务委托书”私下成交了。主办单位为了走走过场或掩人耳目，还煞有介事的于8月9日召开了一次“参选方案评审会议”，将“公开征集”到的三套图纸作以“冷处理”（还有一套参选方案图纸，竟然被主持人说是“找不到了”而未能展示）；会议还邀请了、只能拿出“方案草图”的省城×大设计院参加评审会议，“担纲主审”，信口雌黄。最后，由襄阳市参加会议的×副市长宣布“终审”决定：“综合几套参选方案设计图纸的优点、长处，决定委托省×院进行施工设计。谢谢各位。”终于轻描淡写的、把襄阳钟鼓楼（山南东道楼）的重建或复构任务，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首长工程”。笔者兴灭继绝、辛辛苦苦的“抛砖引玉”之举，倒成为的“抛×引砖”了。……

“评审会议”之后，笔者立马以“襄阳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理事”的名义，从传统纪念性建筑“文化景观“复构的专业角度出发，上书襄阳市“四大家”相关领导：

①.重声“山南东道楼”或“襄阳钟鼓楼”复构，应当不脱离“历史沿革、乡土文脉、传统景观、名楼文采、民俗风情、环境意识、城市设计、（行）‘未来古迹’创造之实”的36字基要！之于“山南东道楼”也好、之于“襄阳钟鼓楼”也好、之于“建在（新）昭明台上的（新）山南东道楼”也好，“36字”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着意体现之。

②.中国传统建筑美学的审美肌理，可概之以“势与意，形与理，情与境，景与道”四说，其与新“市楼”形象“源于古代，优于古代”设计原则的行为方式同在。

③. 据理否定了省城×设计院8月9日在“参选方案评审会议”上展示“方案草图”与宣讲观点，即：诋毁“襄阳钟鼓楼”的原始建制形制特色，要北移楼位、降低层数、庑殿造型楼顶、方正台体、四面不靠，完全脱离原楼与北大街“一街两巷”水乳交融的、传统乡土市井文化典型的环境气氛，让新楼阻断北街、成了“泰山石敢挡”的“孤家寡人”的等等“设计方略”。并严正指出：省×设计院覆灭襄阳北大街环境景况，彻底毁灭襄阳北大街一千两百多年来的“襄阳有座钟鼓楼，半截擩在天里头”的美好、壮观形象，拆除钟鼓楼左近传统街区，为开发商“大举开发北街”的破坏行动“冲锋陷阵”，用反传统文化环境景观的所谓“新思路”、将一座安全岛似的、不伦不类的什么“新昭明台上建新山南东道楼”的“混血儿”，强加给襄阳古城和襄阳民众的种种做法，都是十分错误的！

笔者在“上书”中谏议襄阳市“四大家”和有关方面责任领导：权衡利弊、审慎定夺，决不能为后世留下新的遗憾。设若：“市楼钟鼓失芳魂，父母冷却桑梓心”，而“难得糊涂学板桥”的话，便“从此耻为襄阳人”了！

然而，笔者的“胳膊肘（终究）拧不过大腿”，为省城这家设计院所悉知的、“不啻是‘似曾相识鹤归来’，是很受欢迎的”、武昌“新黄鹤楼的复构路子”截然不同的是：摆在襄阳古城民众面前的“新山南东道楼”，不仅是一位地道的“天外来客”，而且，还是由省城这家设计院一手操办的“新楼与襄阳北街的环境设计”呢。为了进一步给开发商家争得“大一些、再大一些”的营业面积，竟然把“新山南东道楼”南路口主视向的开敞视廊行以阻塞。——这家设计院可以不受“襄阳市城市规划”半点儿约束的、把襄阳十字街北向留存完好的北大街传统街区、“大拆大建”得非驴非马了。

与“的确和清楼（同治·黄鹤楼）十分相象”、“是很受欢迎的”武昌新黄鹤楼落成效果刚好相反：襄阳古城新落成的山南东道楼，亦“的确与清“乾隆·山南东道楼”的原形、相去了十万八千里”了。“对于熟悉清楼的本地群众来说”，亦“是很不受欢迎的”了！

美国建筑大师伊利尔·沙里宁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够说出：这座城市里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沙里宁这番话对于襄阳或襄阳市当今居民说来，便显得有些“冤枉”了——不是么？以所谓“荆楚四大名楼”的名义、被贴上“山南东道楼”的标签、终于1993年10月落成，硬性地、将那没有方向感的所谓新“昭明台”、塞给古城民众了，“存在便是合理”的取代了、古城民众记忆中的“唐·山南东道”的“钟、鼓之楼”的环境地位。难道说，这就是襄阳古城或襄阳市的现代居民，“在文化上的追求”了么？！

不仅如此，上述由省城请来的×大设计院、还在它自己的“新山南东道楼”南向正前方（北大街南端）近市中心十字街口的瓶颈位置处理问题上，不仅没有“一定综合”笔者送审方案 “减肥西侧原有鼓楼商场近楼位的建筑体量、确保市楼主位向的视廊通敞，允许鼓商投资市楼复建，将市楼台体中空的四层面积、十倍于其减肥面积还给鼓商而互惠互利”等表述的“建议的优点、长处，进行设计”，而是：①为了本院承揽更多些的设计业务，越俎代庖地、非要给“鼓楼商场”进行门脸装修设计，乘机将商场向“北大街”街中心东扩5米又增加楼层，使“鼓楼商场”成为了北大街南入口的“巨灵神”；②为了进一步承揽更多的设计业务，打着“为襄阳市吸引投资”的旗号，将北大街南端瓶颈口位东侧、城市规划原本留作“襄阳十字街大型停车场”的用地，挪为“房地产开发”，并“精心设计”了一座比西对“鼓楼商场”体量更加庞大的商业大楼。——迫使鼓楼商场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以两倍于“开发的总造价”从“皮包公司”手中购进新楼，负载经营。……

③自此，这家“大设计院：像刀斧手似的把“历史文化名城”襄阳的北大街“砍下了头颅”——让一座不知所云、没有方向性的交通安全岛似的“天外来客”，横行霸道的将北大街南端出口给严严实实的堵死了。——这座“胁肩谄笑、缩头傻脑”、类“庑殿顶”式的所谓“新昭明台”，连同“鼓商集团”矗立于北大街南端、东西两厢的、“太行、王屋二山”似的高大楼房，便把一条繁荣千载的襄阳古城“传统商业步行一条街”，给堵进了死胡同。而那座全然丧失、昔日“山南东道楼”之所谓“虚而明、高而安，心舒目朗、周览无碍”落落大方雄浑气势的、龟缩在两尊商业巨无霸大楼之间的“新山南东道楼”呢，则活像一个“小鳖三儿”样的惶惶不可终日了

写在“最后的遗憾”

如是之襄阳古城“建在襄阳（新）昭明台上的（新）山南东道楼”之观，新“襄阳北大街”南市口之观，乃至“大拆大建（大劫大难）”之后的“襄阳北大街（非传统的）新的街区”、让襄阳民众无不为之汗颜了。亦如笔者汗颜之余，在1993年5月31日说道“关于襄阳古城环境保护与建设、改造问题”、再次上书市府决策领导时，顺便谈及新“昭明台”事宜（台上层楼也名之谓“山南东道楼”了），以顺口溜形式呈词云：

①.“远看难辨名景，近赏不成佳境；纯属指鹿为马，敢欺襄阳无人。”

②.“景台左右障高楼，视廊阻塞点子馊；千百年来名胜地，春蚓秋蛇竞自由。名城襄阳名安在？无非一堆新砖头！都说街亭马谡过，蜀人何敢笑武侯？”

………………

岂止如此？襄阳“昭明台”之无中生有的地方命名，也算是地方典型的“错打错处来”的、命名陋俗中的“典型”了。……

昭明台上的（新）山南东道楼”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