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背遗址位于九江修水县上奉镇山背村，包括跑马岭、杨家坪等43处遗址，上层为商代遗址，下层为新晚遗址。经六十年代初期发掘，获得了大批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并发现了原始人类的居住遗址。山背遗址的文物堆积保存较好，包含物丰富，出土的石器有锛、斧、镞、铲、凿、网坠、镰、球、蛋、励石等。出土的陶器有鼎、规鬲、豆、壶、罐、簋等。

山背文化遗址的发现，有一段传奇故事。上世纪50年代初期，居住在山背村跑马岭周边的村民经常有人患上无名肿痛，有村民就到山上采草药，敷在痈疽处。有一次，村民在山上发现泥巴地里有许多三角形的大小石块，形似箭头，便拾了几块带回村里，称其为“阴箭”。1961年夏，一名稍有文物知识的村民专门到跑马岭山上拾来一块三角形石块，送给一名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辨认。这名工作人员看过之后也辨认不出，就送到当时的江西省文化管理委员会考古鉴定组鉴定。结果，专家们一致认定村民所说的“阴箭”，实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物！

1961年，江西省考古人员在这里对地下石器发掘证实，山背文化遗址系公元前28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是长江中下游和鄱阳湖地区一种以段石锛和红砂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山背文化、石峡文化、昙石山文化并列为中国东南地区三种代表性的新石器晚期文化。以山背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存，与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浙江良渚、岭南石峡等处新石器文化有较多近似点，可见其与这些地区的原始居民有文化交流，或者受到他们的影响。

原始社会考古表明，九江的先民们早在中石器时代就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进入新石器时代，他们已经较熟练地掌握了制陶技术。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制品就与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的陶品有相似之处。随后既有自身文化的发展规律，又受邻近各省文化的相互影响。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山背遗址下层那种以有段石锛和夹砂红陶为主要特征文化遗存，广泛地分布在鄱阳湖滨和赣江中下游地区，有人称这种文化为“山背文化”。?

山背文化就其族属来讲，可能是三苗部落的文化遗存。但是这里在春秋及战国早期又属于扬越的地盘，所以三苗可能与后来出现的扬越族有联系。通过以上几个遗址的考古资料表明，他们是以种植水稻为主，以采集和渔猎业为辅的经济活动，同时可以纺纱织布制作衣服，建房造屋，改善居住条件，他们采用的木骨泥结构的住房，用木棍、泥土和稻草杆作成“三合一”的墙，顶上盖草或树皮，这种房子冬暖夏凉，比潮湿的山洞温暖得多。这个时期，制陶技术亦大大提高，不仅种类多，而且质量好，基本上满足了人们对生活用器的需要。

山背文化是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的典型遗存之一，距今约4300年左右，因首次发现于江西修水山背而命名。陶器成形基本手制，少量经慢轮修整。陶器可以分为夹砂红陶、加沙灰陶、泥质灰陶、泥质黑陶和黑皮陶，其中以夹砂红陶的数量最多。三足器和圈足器比较普遍，器形以鼎、鬶、豆、簋、壶、罐、钵等为多见，其中大袋足带把鬶、杯形豆为典型器；鼎以侈口束颈鼓腹侧扁足的罐形鼎的数量最多，鼎足变化较多，有扁平、圆锥和羊角等式。鬶的特点是细长颈、瘦长袋足。豆有子母口的浅盘豆、盖豆和高杯形豆。陶器多为素面和磨光，部分饰
弦纹或齿形弦纹，个别器物出现了拍印几何纹饰，对我国东南地区印纹硬陶起源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从山背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农业生产工具和形式多样的陶器组合群以及草拌泥中夹杂有稻谷壳、稻秆痕迹等来看，说明山背文化时期的原始居民早已定居下来，和同时期南方其他地区的原始居民一样，从事着艰苦的原始农耕。水稻是当时的主要农作物，尽管这种栽培稻的种别未曾作鉴定，但它肯定不是野生稻。它的发现，有力地说明了赣江流域有种植栽培水稻的悠久历史。此外，出土的纱轮表明早在新石器时期人类就会纺纱了。

在遗址中发现有相当数量的石骸和陶网坠，反映了当时的原始居民还进行着一定的辅助性劳动——渔猎和采集活动。虽然文化遗存中用于狩猎的石镞（即石头磨制的箭头）数量不少，但猪、狗、牛、羊之类的兽骨却很少出现，这反映了当时家畜饲养业不是很发达。

山背遗址还发现一座南北长6．5米、东西4．5米的圆角长方形建筑，残存一些土墙，墙基中置有13块较完整的麻石作柱基，房内西南角套一小室。房子南壁有宽约80厘米的通道，当为大门，室内西部近墙基处有一袋状烧灶和长方形置灶灰用的小坑，西墙处还有沟槽排水。据了解，在我国新石器文化发现的房居遗址中，大型房屋虽有发现，但这种套间式的建筑形式尚少见。

值得一提的是，这间房屋还遗存了大批的生产工具和日用器皿，总计183件。其中生产工具有石锛、石斧、石镞等，生活器皿有陶壶、陶钵等。除了这些常用生活工具外，还有艺术性石球、石蛋，这是一般发现的新石器居住遗址中所罕见的。

室内的遗物有规律地堆放，这就给人以启示，这座房屋的主人很可能是在某种突如其来的情况下仓促离去，致使原貌得以保存下来。这种原始居址和室内各种陈设的如实再现，无疑为我们今天探索房屋主人身份、人口和生产等情况提供了可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