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门税关曾是全国最大的税关，每年征收的税额，居全国各大税关之首。崇文门税关成立于明弘治六年（1493年）。成为统管
北京九门进出货物征收商税的总衙门，该衙门设在
崇文门外大街路东现内蒙古自治区
驻京办事处所在地（现崇外大街28号），直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撤销，前后共四百三十七年。
明朝所以把税收机关设在崇文门，是有一定原因的。从明代建都北京以后，通惠河码头从积水潭迁到东便门附近的大通桥下，从而使距大通桥只有咫尺之遥的崇文门成了各种商品的集散地和批发商聚集的地方，也是征收各种商税的最佳场所。
据明
崇祯二年统计，崇文门税关全年共征收税银八万九千九百二十九两，居全国之首。其次是浒墅关八万七千多两，第三是临清关为八万三千多两……到了清朝，崇文门税关的收入仍居二十几个税关前列。在这里“当差”的被看做是“京城十大优差之一”。崇文税关设正、副监督各一人。由皇帝从满族王公、大臣等相当于今天的部长级官员中选派，任期一年，隔一年可以再任，不得连任。监督下设正、副总办委员各一人，堂委二人，帮办委员二人。
既然是“优差”，他们的收入是多少呢？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作者崇彝曾做过崇文税关的帮办委员，他在该书中写道：“余充崇文门税关帮办委员，岁约可得四五千金（年收入四五千两银子）。据云监督岁入亦不过数万金。彼时视此差遂为京官最优者。
清朝入关以后，在城建上沿袭明制。它为了调剂在京满人官吏的收入，“京师九门，皆有课税，而统于崇文一司”（见明史玄《
旧京遗事》）。起初在《户部税则》中规定，行李不在纳税之列，“然而外吏人都，往往有应纳税之物，如续绸缎布等”。于是“征私钱以为免税之资”，甚至“虽无货亦征之矣”。关吏“又四出巡逻，得之指为漏税，加倍罚之”（以上均见《天咫偶闻》）。清朝陈康棋《郎潜纪闻》载：“吴江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陛见，关吏（指崇文门税局）所索过奢，公实不能与，乃置衣被于外，携一仆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税为！’既入，从故人借衾褥，事竣还之而去。”课税时，手续繁多，盘问备至，延误时日。一般小商贩，也须排队等候。天长日久，小商贩想出一个办法；根据自己货物多少，把税款插在帽沿上，走到关口，关吏取下银钱，立即放行。清人查嗣瑮曾有一首诗说：“九门征课一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取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这钱即归关吏私有。崇文门税局收入甚多，为了防止其他官吏忌妒，以“献鲜”为名，每年三月。向皇帝及大臣送黄花鱼，十月送冬笋和银鱼，成为变相的分赃。当时又规定城内不许开“烧锅”，凡外来酒类皆由官方指定的酒商出售，在崇文门指定了十八家，由它们统一收售，统一纳税，俗称“十八家酒店”。酒税是很重的，一般酿酒小作坊，为了维持生计，往往在夜间胸前挂着装满酒的猪尿脖，偷偷爬过城墙，以避交高税。这就是“背私酒”的。背私酒是非常辛苦和危险的。他们用脊背贴着城墙，用双脚和双手紧紧蹬着和扒着每行城砖微凸出的地方，一点一点往上“爬”，到了城上再用绳子把身体系下去。封建统治者的严重剥削，逼得人民九死一生地去谋取生路。所以当时称崇文税局是“鬼门关”。
明末以来，崇文门外是比较热闹的，大小商贩，车水马龙。护城河水清滢，河上架有桥梁，河中游有画舫，两岸种着树木花草。绿柳迎风，红花邀月，秀丽非常。明人董喧有《夏日出文明门》诗：“文明城外柳荫荫，百啭黄鹏送好音。行过御沟（护城河）回望处，凤凰楼阁五云深。”过桥不远为花儿市，“每月逢四日有市，日用及农器为多。其北四条胡同，则皆闺阁装饰所需，翠羽明珰，假花义髻之属，累累肆间”（见《天咫偶闻》）。沿护城河往东，为太平宫，俗称蟠桃宫，每年三月，“都人治酌呼从，联镳飞鞚，游览于此”，“人眠芳草地”，“箭洒（投壶游戏）绿杨坡”（见清初人潘荣陛《
帝京岁时纪胜》）。清末人震钩也说“太平宫庙市最盛”，“地近河埂，了无市聒，春波泻绿，软土铺红，百戏竞陈，大堤入曲，衣香人影，摇扬春风，凡三里许”。冬天，护城河上又是一番风景：“寒冬冰冻，以木作床，下镶钢条，一人在前引绳，可坐三四人，行冰如飞，名曰拖床。积雪残云，景更如画。冰上滑擦者，所著之履皆有铁齿，流行冰上，如星驰电掣，争先夺标取胜，名曰溜冰。都人于各护城河下，群聚滑擦，往还亦以拖床代步。更将拖床连接一处，治酌陈看于上，欢饮高歌，两三人牵引，便捷如飞。较之坐骥乘车，远胜多矣”（见《帝京岁时纪胜》）。后来护城河水日渐淤塞，清政府及民国军阀又不加倍浚，往日胜景，一去不返。崇文门到蟠桃宫的交通，则改为骑驴；驴识道，不乱走，不用人牵，到目的地自有驴将行人接去，绝无差误。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