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应举，明代诗文作家，字崇相，闽县（今福建福州）人，生卒年不详，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授广州府教授，升南京国子博士，历吏部郎中、南京大理寺丞、太常少卿、太仆卿等职，官终工部右侍郎，罢归家居，八十余岁卒。董应举为人浩然正气，慷慨任事。在初做广州府学教授之时，就敢于与朝廷钦差税监李风争夺府学旁边的土地。

诗文集。明代董应举所撰。共十八卷。

李凤的舍人在文庙前跑马，他就把那舍人的马扣下，传说连鬼神都畏惧他，他在壮年之时，有一次去参加宴会，宴会上有一个客人会奇术，能使酒杯走到每位客人的面前，撞击他的酒杯，但是酒杯走到他面前时，却突然停下，不敢撞击他的酒杯，那个会奇术的客人再三斥责，那酒杯反而退到其他酒案上不动了。这种精神体现在其诗文中“所为诸疏奏条议，以及叙赠酬答，一语之不本乎经济，公弗妄脱诸口也”。

董应举爱谈论边塞防务，曾向朝廷抗疏极论，但是仅报闻而已，当辽阳陷没后，他邀朋友饮酒谈论此事，目张齿击，仿佛朔风猎猎射窗纸，这种情绪在他的诗作中有所反映。如《丙寅闻边报》：“出山已分沙场死，今日生还亦主恩。忽报辽阳飞骑近，白头垂泣向江门。”诗中忧国之情非常浓厚，他的诗还有讽制官场之辞。如《杂作》：“小官事大官，曲意逢其喜。事亲能若此，岂不成孝子！”对于官场宦途中的阿谀奉承之辈做了辛辣无情的鞭挞。除此以外，他的诗多为友朋赠答之作，如《秋日寻孔雀庵通上人》：“林深不辨径，积叶翳寒泉，屋角留残日，秋阶重独眠，问师何所去，遥指隔江涸。夕磬无人发，林中闻暮蝉。”统览他的诗作，熔炼不足，艺术性较差。

除诗一卷以外，其余为疏议，表启序书、传记，碑铭及杂文，董应举身处于明末多事之秋，加之他热心国事，关心政治，所以他的诗文较多的都与当时朝廷的内忧外患联系在一起，万历四十六年五月发生日食，这时清兵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占领了辽东抚顺，并不断地伺机问明王朝发起进攻。董应举便借日食上疏神宗皇帝，向朝廷提出目前威胁明朝江山社稷的祸患，要求朝廷及早做好准备，疏中说道：“目前至切之事，莫如夷虏，建夷之祸，蓄谋已久，人皆知而不言，彼此相挨，惟以甘结勒碑了事，养成豺虎，使之搏噬。及至今日事变仓皇……无饷、无银、无兵，又无成算，熟视拱手斗口，以待时日，听胡夷之合交为婴城之危。”非常明确地指出日食是强敌吞并中国的征兆，应该做好一切反入侵的准备工作，而不应当再对建州女真掉以轻心，以致贻养成患。

西平之战，明军再次大败，兵民死伤极为惨重，将士们十分狼狈地逃回关内，董应举怀着感时悲世的沉重心情写下了《悲辽西》一诗：“破坏乾坤缮一隅，一隅今已沮皇图。只言关外长城在，独使西平战枯骨。炬火连驱泽雁，贼兵三日进城乌。”诗中对于明朝姑息夷祸以求安好以致于酿成大祸表示了隐隐的不满，指责了明廷倚仗长城关口之险，使士兵门在关外战死沙场，而自己却在关内苟且俞生，同时向明朝统治者指出：形势已极端危急，建夷已势如破竹，向我大明江山逼近。

在写下这首诗的同时，董应举还迅速向朝廷上了《危急效计》一疏，详细分析指出：奴贼攻陷西平之后，必然进军广宁右屯，如果广宁一旦守不住，山海关就岌岌可危了，山海关一旦失陷于敌手，必然危及京城，而京城一旦失陷，天下就不堪设想了。救广宁就是守卫山海关，保守京城，就是保卫天下。

他在疏中还向明朝统治者提出了八条建议：一、对于那些闻风丧胆，怯懦无能不顾国家危亡，托故迁移家庭，保全自己一家老小的官员，要严厉制裁，以儆效尤。二、号召文武百官及四方英雄豪杰出救广宁，镇守各处的关口要寒，那些罢官在家赋闲而有治兵率军之才能的人，朝廷也应破格起用。务必要守住广宁。三、蓟东八十里的芦台是通往天津的咽喉要地，要令天津、蓟、辽速派一支军队来镇守此处，绝不能失去这个通向京城的关口。四、京城是天下的根本。五方走集，奸民所聚，人多混杂。要责令五城察院兵马司严加盘查来京的行人，以绝奸弊，防止敌人混入京城做内应并修缮城内营堡及各种防御器械，积极做好抗敌御侮的一切准备。五、打破向来论策取武举的常规，选拔真正精通武艺的人才，以备不测之用，六、命令把外地仓库的粮食运到国家仓库，以防敌攻打京城时无粮。七、在这多难之际，皇上要以卧薪尝胆的精神，励精勤政。八、命令各级官员举贤荐能，推举能守边的人才，以备提拔使用。召吕纯如、徐光启等人进京，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董太举又上了《保卫神宗疏》

此疏写成后不久，努尔哈赤率军攻打明朝边境重镇广宁，首先攻克广宁前哨阵地西平堡，明军三万人前来迎战，被努尔哈赤军队击败，全军覆没，努尔哈赤率大军进入广宁，攻占明朝城堡四十个，广宁失守后，董太举又上了《保卫神宗疏》，在疏中他指出：广宁既失，出海关就已经岌岌可危了，而京城的门户是通州。敌军必然会争夺通州，以此切断我们的咽喉要地。要守住京师，就要使通州之势与京师联络起来。因此，必须在通州沿河成对地建筑对敌台，对敌台上装备火器，选精兵强将在那里固守。如果敌兵到了，就用铳炮袭击；如果敌兵退了，就种田习武，开掘沟堑，神种榆柳，布下地网，使敌人的骑兵不能驰骋自如。在这前后，董应举还多次上疏朝廷，献计献策，如《请较演处所疏》、《乞招辽兵知会疏》、《报安插辽人支给成数疏》、《进辽册疏》等等。收到《崇相集》里的这类奏疏，不下数十，非常之多。董应举心系朝朝社稷存亡，谈及御敌之事的其他文章和诗作，在《崇相集》里也有不少，如《赠俞克迈治兵蓟门序》、《沈将军歌》等，这类作品虽然艺术性不强，但由于其中蕴含了董应举对于国家社稷的关切之情，仍然有一定的价值。

在《崇相集》里，这类以议论抗击清军，保卫明王朝为主要内容的文章，在当时可能会对清人夺取明朝政权产生一定的阻力，但是在一百多年后的乾隆时代，已经没有什么作用。然而，这些文章凡是提及清军之处，多用“虏”、“夷”、“夷虏”、“奴贼”、“建酋”、“胡夷”之类的蔑称，清朝统治者对此是绝不能容忍的。由于满州人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们自然会禁用“夷”、“虏”之类的鄙称，甚至“明”、“金”等字也在忌讳之列，用“明”字，怕唤起对于故国的情思；而用“金”字，又以为是暗指满州人先祖努尔哈赤所创造的后金政权。《崇相集》中这种有文字违碍的文章非常多，所以在乾隆年间才会断然被禁毁。另外，由于董应举作为明朝臣子，关心国事，他对于明清之战的态度，完全站在明朝一边，作者在论评中，在诗歌里，对明朝的战败，难免不无感慨唏?之语，双惋惜到悲闰，其忧国之情，至今犹在，淋漓尽致，跃然纸上，此必招来祸事，无怪乎军机处把《崇相集》列入禁毁书目，加以禁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