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卫旅(Self-Defense Brigade of Armed Workers)指的是一支工人武装自卫总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和阎锡山的统战关系，曾经创建了共有50个团的山西新军，工卫旅是新军的一部分。1937年刘少奇和北方局先后来到太原。北方局和山西省委提出了“武装山西工人，坚持山西抗战”的口号。响应党的号召，太原市委决定组织一支工人阶级的抗日队伍。

9月18日这天下午4时，为支援兵工厂的工人兄弟，按原计划，毛织厂的工人同印刷厂的工人一起冲进兵工厂大门，向总办张书田示威，要求他开门放工人兄弟一起出去游行。在两支工人队伍的支援下，兵工厂工人破门而出。看到这种情形，其他工厂资方也不敢再阻挠。于是，太原市10000余名产业工人和两三万名群众汇集在海子边中山公园（今儿童公园）召开纪念大会。会后，工人队伍在工人纠察队的保护下开始了空前的大游行。在省政府门前，工人们向阎锡山提出了发给工人武器、答应工人武装起来抗日的要求。经交涉，阎锡山终于答应发给工人冲锋枪500枝、步枪2500枝。这一胜利又鼓舞着工人们涌向西北实业公司，要求公司发给拖欠工人的工资和红利等。慑于工人的声势，西北实业公司老板彭士弘当场写下了“照发不误”的保证。

工人们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当天深夜，胜利的喜悦赶走了疲劳，游行队伍来到小校场。此次游行的负责人之一梁膺庸出面说：“我们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但要使我们的力量得到巩固和发展，必须成立自己的工会。”这个倡议一提出，工人无不拥护，当场选举康永和为总工会主任，选举常委11人，正式宣告省总工会成立。

省总工会成立后，在组织工人争取经济权益的同时，立即着手建立工人自己的武装。1937年9月27日，毛织厂的25名先进工人由工人委员会的李子丰同志带队来到太原国民师范参加军政训练。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工卫旅诞生纪念日。成立工人武装，需要武器和粮饷。党组织和省总工会研究后决定，要利用合法手段向阎锡山要。当时大同失守，敌人兵分三路进攻太原，阎锡山的旧军已溃不成军。危急的形势，也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可能。最后，阎锡山接受了薄一波同志的建议，由薄一波大张旗鼓地组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与此同时，省总工会抓住时机，采取一切办法建立工人武装。到10月下旬，工卫队当时名称人数已达800人左右，成立了一个总队，下编两个大队、5个中队，每个中队下编3个分队，分队下编3个子队，相当于由团到班组的建制。

太原陷落前夕，工卫队撤至中阳、汾阳、文水、交城一带，准备进山打游击。那时，日军飞机整天沿着太汾公路、同蒲铁路轰炸扫射。阎锡山的旧军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离开交通干线，从晋中平川漫流而下。这些溃军三五成群，到处抢劫，祸害百姓，而工卫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随时随地宣传抗日的道理，体现出工人武装与广大群众血浓于水的阶级感情。同时，工卫队还随时随地收拾教育溃军散兵，安定了当地人心。

为支援工卫队抗战，加强联络，八路军120师于1938年送给工卫队一部电台，并指示赵文星所在排30多人去领取。他们路经离石、方山，到达岚县120师部，受到热烈欢迎。欢迎会上，一位光头、穿着粗布战士服、两肩宽宽的中年人在讲话中称工卫队是“工人阶级的队伍”，他就是贺龙将军。这也是赵文星第一次见到敬仰已久的贺老总。贺老总看到赵文星他们在严寒的早春穿着单薄的衣衫，当即让后勤部的同志给他们全排每人发了一件大衣。这些工人兄弟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这么整齐划一的新大衣，大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1943年夏天的一天，在交城榆林，我侦察员得知有100名敌人将经水峪返回交城，营部决定由三连伏击这股敌人。部队进入作战位置后发现，来的敌人不是100人，而是400人，营部遂下令撤出战斗，但是三连已与敌人先头部队接上了火。二班长杨恩广率队奉命狙击河川之敌，掩护赵文星率领的一班抢占主峰。赵文星离开后，营长负伤，杨恩广奉命死守阵地，抗击着数倍于我的敌人的轮番进攻，二班最后拼得只剩杨恩广一人。当赵文星冒着枪林弹雨上到山顶向下看时，只见山下四五个日本兵向杨恩广逼了过去，此时的杨恩广冲出阵地，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1944年夏收时，21团一连长东信星留下两个班帮助群众抢收，自己率一个班作保卫，不幸被敌人三路合围。东连长立即命令部队先撤，他带领一个班掩护。最后，他身负重伤，在击毙了3个敌人后，用仅剩的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刊载于1944年《解放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作者赵玉琮是工卫旅的一名战士，文章充满着革命的英雄主义与浪漫情怀。下面就是这篇文章的节录。

提起马西村战斗，我就高兴。那是9月2日的黎明，天还是昏暗的，敌人的炮弹便陆续不断地从平川向我们的驻地神堂村发射过来。我们二连接受了进攻敌人的命令，便连走带跑地奔下山，沿着路沟向平川的马西村前进……眼看要接近敌人了，我的心“怦怦”地跳着，紧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刀光在阳光下闪烁，战士们一个个弯着腰前进。“砰砰砰”二班是尖兵，用冲锋枪向敌人哨兵开火了。两个得意洋洋的日军正靠着墙脚张望，跟着枪响，便倒下一个……敌人被我们突然的枪声、喊杀声吓倒了，像一群受惊的野兽四面逃窜。

一班冲在最前头，靠着墙、端着刀，向混乱的敌人冲去。在十字路口的转弯处，停放着敌人的一辆汽车。“哇车上还有一门大炮”几个战士惊喜起来。“冲快冲上去”班长带头冲向汽车。“啪啪啪……”，汽车上的敌人向我们开枪了，情况是不容许后退的。“冲呀”大家一起喊了起来，一部分敌人也拼命地向炮跟前跑来。“同志们不能让敌人增援到汽车上”连长洪亮的声音向大家坚决地命令着。“轰轰”两个战士把手榴弹扔到敌群里。“哒哒哒”……我们的机枪也开了火，掩护着同志们冲向汽车，在汽车附近展开激烈的战斗，眼看着把鬼子打得一个个倒下去，有的笨猪似地滚跑了。汽车上的敌人也沉不住气了，有的连爬带滚地跳下汽车，没头没脑地跑，钢盔也掉了。“啪”我瞄得准准地向一个敌人射去，敌人没跑出20步，就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我们不放松地追击敌人，张玉贵同志站在汽车上拆大炮，高兴地大声叫着。哒哒哒哒……这时另一部分敌人占领了侧面的高房，向我们射击。张玉贵同志“扑通”倒下了，鲜红的血从胸膛流出来，染在大炮上。“机枪开火”连长急促地喊叫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了汽车，我们的同志伤亡了好几个，连长急了，号令急调三排增援。这时小张突然高兴地喊叫：“不怕了不怕了”因为指导员带领三排也占领了高房开火了。我们的机枪火力开始发挥威力，把鬼子的火力压下去了。我们迅速地重新跑到汽车上，一班长和王家忠当过炮兵，很快把炮拆卸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抬出了村，放一把火烧了汽车。

我们是多么地高兴呀我们二连真正夺得了一门火炮，一门“三一”式山炮，炮身那么长、炮口那么粗，单炮身就得好几个人才能抬起，还有炮架、炮脚、炮镜和十几发炮弹。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抢着抬，谁不高兴呢小姜维高兴地钻到抬炮身人的当中，他个子小，只能用手指头顶上一点儿。他所在班的班长说：“出去吧，小鬼夹在当中成了个绊脚石。”他不高兴地噘起了嘴。

敌人不甘心，又反扑了好几次，都被我们团的掩护部队击退了。敌人没有抢回大炮，又丢下了几具尸体。

我们把一门山炮抬回来的时候，部队沸腾了。有笑的，有拍手的，把我们围在当中问长问短。我不知道先说什么好，只是笑。团长、政委笑着走过来，紧握着我们的手：“同志们，辛苦了胜利的还是你们二连。”我好久说不出话来，却落下了眼泪。也许是因为我们有几个亲爱的战友，一同去却没有一同回来的缘故……我们永远纪念他们。

在从1937年9月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旅成立以来的战争岁月里，共有100多名女战士参加了工卫旅，战斗在抗日最前线。她们有的是太原工厂的女工，有的是学校的学生，还有来自北平、天津的女知识青年和农村妇女。

在20世纪30年代，妇女要走出家门，特别是参加武装抗日，是非常困难的。她们要受到父母的阻拦、丈夫的反对和人们的责难；她们必须敢于冲破旧礼教的束缚，而且要有不怕苦不怕牺牲的心理准备，才能走出家庭，投入伟大的抗日洪流中去。

王兴国、田润珍都是童养媳，她们不顾公婆、丈夫的极力阻拦参加了工卫旅；马德贞是独生女，她用自己坚定的决心终于说服了母亲；王长秀、王长吉想参加部队，但又怕母亲无人照料，结果母亲和女儿一同参加了工卫旅。许多人参军后，其家人多次登报寻找，但是都没有动摇她们的抗日决心。

工卫旅的女战士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贡献出了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女战士在群众工作中显示出特殊的作用。她们深入敌后广大农村，号召青年踊跃参军，组织妇女支援前线，组织儿童站岗放哨，帮助供给部门动员粮秣，在各个村庄组织担架队……女战士还在农村妇女中开展文化教育工作，提高她们的政治思想觉悟。经过女战士们的深入动员，不少妇女送子参军，送丈夫上前线，还赶制军鞋到前线慰问。

女战士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接受了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她们像小伙子一样，在不同的岗位上与男战士并肩作战，成为部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工卫旅的女战士在部队后勤工作中显示出巨大力量。被服厂、旅鞋厂的女战士夜以继日赶制军需品；医院的女战士自己种粮，自己养猪，自己采核桃榨油，使伤病员尽快地恢复了健康……

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条件十分艰苦，特别是反“扫荡”时，部队要不断行军转移，不知要爬多少山、过多少河。女战士们常常脚上打着泡还要利用战斗、行军间隙访问群众，进行宣传。

全国解放后，那些还健在的工卫旅女战士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机关、工厂、学校、部队。

王奚真是工卫旅儿童队中的“元老”，10岁入伍。

儿童队伴随着工卫旅而诞生。儿童队的孩子们都是跟随父母参加到工卫旅中的，他们中最大的不过十四五岁，最小的就是10岁的王奚真。他们中有的是随全家一起参军的工人的孩子，有的自己本身就是童工，也有城市贫民的孩子。

王奚真回忆说：“1937年10月，孩子们随部队一同转移。在一个深秋的夜晚，部队一队接着一队地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枪口对外、齐向前’的抗日歌曲，走出太原，向交城、文水行进。第一次夜行军对孩子们来说是艰苦的，他们边走边打瞌睡，有的边行军边做梦，但是最终没有一个人掉队。11月8日，太原沦陷。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部队领导把散在各连队的孩子集中起来，组成了工卫旅儿童队，跟部队一起向交城山区转移。在转移过程中，沿途有不少国民党溃兵，他们抢劫老百姓，以至于日本侵略者还未到，群众已饱受战争之苦：鸡被杀了，东西被抢了，人被抓了，商店货物一片狼藉。为此，工卫旅战士们边行军边打溃兵，保护百姓。有一次，我们儿童队正在汾阳城北一个山村里吃饭，群众报告说国民党溃兵在这里抢劫，大家立即放下饭碗，拿起武器追了出去。国民党溃兵见势不妙，丢下东西、枪支就跑。早就盼着能有武器的我不顾一切地飞奔过去把枪捡了回来，押运行李车的班长见了大声呵斥我不注意安全，我却得意洋洋地把枪背在肩上，感到自己这时才是一名真正的战士。

“工卫旅在离石九里湾与日军展开了第一次战斗。战士们打得十分英勇，使日本侵略者感到震惊。这一仗鼓舞了我们这些儿童队的孩子，我们在中阳县师庄开始了军用旗语训练，上级又派来文化教员教我们学文化。

“九里湾战斗后，部队挺进到交城山区。部队派我们这些儿童队队员在附近村庄组织农民自卫队，有很多比我们大好多岁的青壮年硬是被组织起来：他们肩扛红缨枪，随着我们的口令进行操练，还对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我们被组织起来去医院照顾伤员、为被服厂整理军衣和做翻整干粮袋等战勤工作。同时，我们还抓紧时间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掌握杀敌本领。大家十分珍惜上级发给的少数步枪、冲锋枪，每人还锻打了一柄大片刀。群众对我们十分喜爱，每到一地群众都拿出最好的东西给我们，亲昵地叫我们是‘兵儿子’。

“1939年，阎锡山在秋林阴谋瓦解新军，儿童队的班长郑义在抽去受训时被扣留，但他终于逃到延安进抗大学习去了。儿童队还不断吸收农民的孩子壮大队伍，由开始时几十个工人的孩子发展到100多人的队伍。后来，儿童队正式编入旅属军政干校第四队。在战火的洗礼中，儿童队成长为一支坚强的抗日队伍。”如今，当年的“兵儿子”大都成为耄耋老人，经过革命熔炉里的锤炼，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我军的军政指挥员或军事专门人才。

工卫旅的历史，是中国抗战史和中国工人运动中一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辉煌历史。

1942年4月，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在工卫旅全体军人大会上说：“ 苏联有个工人师，中国有个工人旅，就是你们。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

从刚刚成立时的工人武装自卫队到工人武装自卫纵队，再到工人武装自卫旅，这支年轻的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配合八路军主力，活跃在晋西北敌人的后方，其中有5年时间战斗在晋绥边区最前线的太原周围。8年中，他们开展游击战消灭敌人，守卫边区门户，掩护中央与晋东南根据地的交通，对日寇作战300次以上，在建立根据地、建立新政权、建立地方武装、宣传发动群众以及组织敌后人民坚持抗战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建国后，原工卫旅的干部遍及全国，少将和副部长级以上干部有十余人。

一次战场上，工卫旅一支正在射击的机枪卡壳，指挥员正着急时，枪声又响了起来。原来机枪手就是军械制造厂的工人，他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武器。有人说这体现了工卫旅的特长与优势，工卫旅真正的特长与优势在于它是一支有着高度组织性、纪律性与阶级觉悟的产业工人武装，它的身上集聚着一个代表着新时代的先进阶级的优秀品格。

1939年春，工卫旅被阎锡山改编为第二○七旅，下辖三个团：第二十一团、第二十二团、第二十三团。

“十二月事变”后，工卫旅进入八路军第一二○师序列，第二十三团撤消，仅辖第二十一团和第二十二团。

1942年“精兵简政”的时候,其第二十二团并入第二十一团，隶属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

1945年7月编入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二旅为第二十一团，11月编入新组建的晋绥野战军南纵队(又称许、孙纵队) 仍称独立第二旅第二十一团，年底南纵队番号撤销。

1946年11月随所在旅编入新组建的晋绥军区第三纵队还为独立第二旅第二十一团，1947年8月随所在纵队调入西北野战军仍为第三纵队独立第二旅第二十一团。

1949年2月全军统一序号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3军第7师第21团。

第3军在解放后的沿革：1952年第3军并入第1军，新的第1军为重装军。其第7师和第9师合并成为第1军第7师；1969年全军重排序号，第7师为第1军第3师；1985年为第1集团军第3师；1998年缩编为旅——第1集团军第3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