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帝时期，出现一位书法家兼造纸家左伯，曾经制造出当时认为最好的“左伯纸”。“左伯（165---226），字子邑。山东东莱(今莱州) 人。……擅名汉末，又甚能做纸，汉兴，用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行其妙。”左伯纸，原料多用麻料和当地丰富的桑皮原料。当时起先用麻料，麻料当时来自普通百姓用过的衣服，及其他麻制品，如麻袋，麻绳，麻鞋等，因为麻料比皮料韧性稍差，后有采用当地丰富的桑皮原料，或者根据纸的用途两种原料相互配比，桑皮纤维是韧皮纤维里面最长的，其韧性可见一斑，而麻料虽然纤维短，但其滤水效果好，两者结合所捞制的纸，质量甚优。临朐皮纸还保留掺入部分麻料的工艺

在蔡伦以后，别人又不断把他的方法加以改进。蔡伦死后大约八十年（东汉末年）又出了一位造纸能手，名叫左伯。他造出来的纸厚薄均匀，质地细密，色泽鲜明。当时人们称这种纸为“左伯纸”。

赵岐，(约108—201) ，《三辅决录》载：韦诞奏：蔡邕自矜能书，兼明斯(李斯)、(史扛) 之法，非得纹工不妄下笔。工欲畚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艺笔、左伯纸，及臣吕，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尽径丈之势。方寸千官。”“张芝，’字伯英，是当时著名制笔者。韦诞，字仲将，是当时著名制墨者与书法家。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载：“左伯字子邑，汉末益能为之。”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子邑之纸，研妙辉光，件将之墨，一点如漆。”萧子良是南北朝人，他必定看到用张芝笔、韦诞墨书写的左伯纸实物。 唐张怀瓘《书断二·左伯》：“左伯字子邑，东莱人，特工八分，与毛弘，邯郸淳，亦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汉 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行其妙。有的现代造纸工作者与纸史研究者认为，“研妙辉光” 是纸张表面具有光泽，说明纸面经过研光。是磨光的意思。从蔡邕{132-192} 与张芝【约192】 的时代至萧子良（460---494） 时已经历约300年，其墨迹仍能如漆，也说明纸面砑光而紧密，墨汁不易渗透纸内层，反光良好，故以辉光形容之。

《后汉书·蔡邕传》 记载：“灵帝熹平四年(175 年) ，蔡邕与马日磹等人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书写、镌刻与树立熹平石经碑46枚。及碑始立，其观视及纂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说明当时社会上学习书法风气甚盛，一天有千余辆车马停在熹平石经前观看与纂写，道路为之阻塞。用纸纂写的可能性远远超过笨重的简牍与价贵的缣帛；书法的发展也与用纸数量之增加有关。更适合表现书法神韵的左伯纸的产生乃出于时代的需求。

后人提到纸的起源史时往往将左伯与蔡伦并列，如唐李峤《纸》诗句：“妙迹蔡侯施，芳名左伯驰。”清乾隆帝《纸》诗句： “不知有汉蔡伦合，漫数唯莱左伯嘉。”“乾降帝《题金粟笺》 诗句：“蔡左徒曾纪传闻。”

既然东汉后期已经生产出诸如左伯纸这种质量高的纸，而纸的产量与质量之间又有互为因果的关系，说明黄巾起义之前造纸产量本来处于 上升势头。三国时期简牍使用的回升，并非因为纸不如简牍优越，而是供应量的下降，所以当时少量的纸却受到人们的珍惜。

简帛长期用于书写朝廷文件、诏令，迟迟不能退出历史舞台而被纸取代, 也与上层社会的习惯势力有关。三国时期仍然认为最重要的文件应该铸成钟鼎，其次则书于竹帛，才能长期保存为据。《三国志.魏.陈思、王植传》称:“功铭著于鼎钟，名称垂于竹帛。”长沙走马楼大批昊简出土于地窖，初步被认为是作为档案文书封存，其中许多是契约合同的凭据。说明当时人们仍认为纸不适于长期保存。人类对纸的优越性能经历较长的认识过程。

唐宋时期，因为文化复兴以及用纸量的迅速攀升，南方的竹纸大行其道，因为左伯纸的原料以及工艺复杂于竹纸，不利于当时用纸量的的发展，因而成为中国手工纸里面的一个众小品种传承下来。但他寿、繁、古 、韧的四大特性，也是其他普通纸不可比拟的。清中后期达鼎盛时期，全县加工业户近两千家，皆仰食于斯，收入占全县岁赋四成，足见当时产业规模之隆。是临朐历史上的名优土特产之一 。到建国后机制纸的迅速发展，临朐皮纸淡出人们的视线，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手工造纸作坊基本绝迹，但在临朐皮纸传承人连恩平的苦心坚守下，自1986年以来一直保留左伯纸手工捞制的技艺，为这个千年技艺保留下了一份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