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列霍写作的年代，艾略特在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倡导的“非个性化原则”（“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正风靡西方诗歌界，巴列霍长年生活在巴黎，和法国、西班牙诗歌圈都有广泛交往，不可能不知道艾略特这一时髦理论，他反其道而行之，只能说明他有自己的主张。在1926年的论文《新诗歌》一文中，他抨击了诗歌中的“假新”，宣称诗人是因怯懦或贫穷才冒充前卫，他继续写道：“现代生活所提供的物质，必须被精神所汲取，再转化为一种新感性。”巴列霍所遵循的创作原则是精神和感官的强度。

巴列霍的诗是不折不扣的痛苦的诗篇，诗歌史上恐怕极少有诗人像他这样在诗中如此高密度地使用“痛苦”这个词。他的少作诗集《黑色骑手》的标题诗首句便是：“生命中有如此猛烈的打击——我不知道缘由！”这句话如同谶语高挂在他人生之途的起点。而后“痛苦”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这个旅行者给了我多么奇怪的痛苦！”（《蜘蛛》）“痛苦的穿越，它背后好像拉着/一车被束缚的禁欲的感觉！”（《我们每天的面包》）“如果他身上有多么痛苦，我肯定就是那痛苦。”（《遥远的脚步》）“厨房就是黑暗，爱就是痛苦。”（《我刚独自吃过午餐》）登峰造极的是那首谈希望的诗《我要谈谈希望》，可谓满篇皆痛苦，起首即是：“我不是以塞萨尔·巴列霍遭受这痛苦。”结尾还是：“今天我只是痛苦。”痛苦的诗人不在少数，但在诗篇中如此直接书写痛苦则是异乎寻常的。

巴列霍所遵循的创作原则是精神和感官的强度。不用说这是一种古老的诗观，可是许多时候所谓“创新”不正是复苏某种被淡忘的重要原则吗？淡忘的原因则是因为小诗人们太容易迷失在诗歌技术的小道了，往往被细枝末节一再遮蔽视野。只有强力诗人才能抓住诗艺的关键所在，在巴列霍看来情感强度决定着一首诗的成色，而不是精明的批评家们开出的一副副灵丹妙药。强烈的情感犹如耀眼的光束投射在寻常的物件上，让它们自动产生浓烈的诗意，而不是像许多次要诗人那样去搜肠刮肚地攫取。同时这也是巴列霍敢于在诗中粗率地使用语言的内在原因，他不仅毫无顾及地书写许多“训练有素”的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痛苦”、“失望”、“悲伤”等词汇，而且还大量使用直接的口语、排比、反复等貌似“老土”的手段。

就像无数次写到痛苦一样，巴列霍也无数次写到了死亡，在这些诗篇中有两首我以为是感人至深的。一首是他早期作品，第一本诗集《黑色骑手》里的《给我的兄弟米格尔》，一首是他逝世前一年写的《群众》。前者写他早逝的哥哥米格尔，写法朴实而巧妙，先是写实地叙述少年时代和哥哥玩捉迷藏的游戏，“后来，你藏起来，而我找不到你。”“我们都吓哭了。”最后则是：“听着，兄弟，不要迟迟不出来。好吗？妈妈会担心。”这样的结尾让人心碎。《群众》更简单，写的是西班牙内战中战死的共和派士兵，许多人走过来对他说：“不要死，活过来。”最后奇迹发生，“那个尸体悲哀地望着他们，/深受感动，/他慢慢坐起来，/拥抱那第一个人，开始走路……”在这里巴列霍行使了诗人的特权——起死回生之术。这种复活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力量，妄想第一次具备了正面的催人泪下的含义。三十年代正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巴列霍在巴黎结识了不少超现实主义诗人和画家，但是和超现实诗人们通常从抽象的美的角度，扭曲现实意象不同，在《群众》中，巴列霍的“回生术”简单朴实充满人性的力量，和当时不少超现实主义诗人华丽而空洞的诗作毫不相干。

巴列霍总体而言是呓语式的诗人，他在诗歌写作中期的语言实验充分表明了这一点，那些大胆的别出心裁的语言组合（老实说，有些地方的确显得生硬不自然），说明巴列霍的主要精力放在探索诗歌可能达到的深度上，而对和读者的交流巴列霍并不在意。可是当他顺应三十年代社会思潮，转入左翼阵营（两次访问莫斯科，并在1931年正式加入共产党，实事求是地说，他的左倾非常自然，首先他是真正的无产者，而且早期左派的确具有极高的道德抱负），他如何用诗歌去完成共产主义的主张，就变得格外让人好奇。他给出的答案是像《愤怒把一个男人捣碎成很多男孩》、《让百万富翁赤裸裸走路，一丝不挂！》、《有些日子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政治需要》、《西班牙，我喝不下这杯苦酒》等一系列优秀的诗篇。他没有为了政治目的降低诗歌的要求，相反他的政治态度强化了他的诗歌人性的广度和深度，和早期诗作相比，巴列霍晚期诗作自有一种无可替代的悲悯，而且这悲悯隐藏在诗歌的律法下，从而避免堕落为某种令人生厌的姿态，这姿态曾经污染过多少优秀的左派诗人呵，从马雅可夫斯基到阿拉贡到聂鲁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