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图鲁（满文：ᠪᠠᡨᡠᡵᡠ，转写：baturu）为满语中“英雄”、“勇士”一词音译，与蒙古语的“巴特尔”（баатар或ᠪᠠᠲᠤᠯᠦ ᠃，）同源，亦音译作拔都。为满洲传统封号之一。

巴图鲁（满文：ᠪᠠᡨᡠᡵᡠ，转写：baturu），满语，意为“勇”。源自蒙古语的“英雄”（蒙古语西里尔字母：баатар，蒙古语回鹘字母：ᠪᠠᠲᠤᠯᠦ ᠃，即“巴特尔”）一词，在元、明时期有“拔都”、“拔都鲁”、“把都儿”等不同汉语音译。到了明朝末期，巴图鲁成为女真人的称号，此后又逐渐发展为清朝时期赏赐武将的封号。一般而言，巴图鲁勇号有两种：第一种只作巴图鲁，不再加上别的修饰词语，是为普通勇号；第二种在巴图鲁之上还添加其他字样，是为专称勇号。

《元史》中有很多“八都儿”、“拔都儿”、“把都儿”、“八都鲁”之记载，此乃巴图鲁之同名异译。在蒙语中大部分作为人名。偶尔也有作为赐号出现的。但巴图鲁作为一种赏赐手段，大量赐封将士，则在清朝。《五体清文鉴》译为“勇”，《清文汇书》译为勇强之勇，勇冠三军之勇，勇为之勇。勇将即baturu haha。 “国朝崇尚武功，锡封世袭至为优渥，其临阵冲锋尚有赐巴图鲁号者。巴图鲁乃清语，犹汉文称能干，谚云好汉也。” 清代作为对作战官员的称号，称为勇员。有两种：一种只称巴图鲁；另一种在巴图鲁上尚加有字样，分为清字勇号如达桑巴图鲁；汉字勇号如劲勇巴图鲁两种。 清初，赐巴图鲁名号并不多，而且赐号者多同时赐谥。从天命迄咸丰二百余年赐号仅三十三人，而且获赠勇号者均为满人，且均为武将，嘉道间始及汉人。咸丰时间有文臣，后来文员增至十二人。 而同治朝以后，赐巴图鲁名号已经太过于冒滥，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清廷先后赏赐巴图鲁名号不下几十人。 并且绝大多数赏赐给汉人，满人仅英翰、者贵二人。后来，获得进行赐谥的只有程学启等数人。此外，洋人毕乃尔也曾获得清朝赐予的勇号。因此，刘锦藻指出：“虽值多事之秋，宜广酬庸之典。然声名卓著者实屈指可数。”

普通勇号仅见于清前和清初。起初直接加于获封之人的原名之下，后来则改加于本人原名之上。专称勇号可见于清朝各个时期。开始仅上加满语词冠于巴图鲁之前，清中后期开始使用汉字，仅限两字，通常称作“某勇巴图鲁”。所赐字号有时是可以更改的。起初获封者得此称号后，便只称勇号，不再称本名，擅自呼以原名者会被治罪，而且为避免重复，专称勇号不能同时存在两个一样的情况，不同时期则可。到了清朝中后期则有所变化。至嘉庆初年，开始有人获封同一满语名称但汉字音译不同的勇号；到了同治年间则出现了获封勇号一模一样的例子。虽然与入关前制度相悖，但因当时专称勇号已经不再替代获封者本人的原名，因而有所重复也已非要紧之事。专称巴图鲁的字号虽然有满、汉文字之分，但所赐之人并不因文字之别而产生满汉之限。有很多满洲人获汉字勇号、蒙古人获汉字勇号、汉人获满字勇号的例子。满字、汉字勇号本来无所谓高低差别，但到了同治、光绪年间，武将获战功后常常会将汉字勇号换为满字，于是便有了由汉字改为满字勇号为“晋号”的说法。

巴图鲁之称在于表彰战功，获此称号者遍布各个等级，因此常有小官可得，大官却不可得的情况。文臣掌兵立有功勋之人也可获赐巴图鲁勇号。清兵入关前，因战事频繁，得此荣誉之人较多。然而在康熙至乾隆初年，虽然也有诸多大规模战事，但当时之名将却未有获此殊荣者。直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开始复授巴图鲁勇号，虽功勋卓著之人仍不易获得。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巴图鲁勇号的赏赐逐渐变得非常频繁，比起之前的风气已截然不同。

鳌拜，（ᠣᠪᠣᡳ，oboi）（约1610年－1669年），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清朝三代元勋，康熙帝早年辅政大臣之一。鳌拜前半生军功赫赫，号称“满洲第一巴图鲁”。后半生则操握权柄、结党营私，结果被生擒之后，死于囚牢中，为影响清初政局的重要人物。

僧格林沁（蒙古语：Sengge Rinchen，西里尔字母：Сэнгэ Ринчен；1811年－1865年），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族，晚清名将，科尔沁左翼后旗（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后旗双胜镇）人。他是道光皇帝姐姐的过继儿子，道光五年（1825年）袭科尔沁郡王爵，历任御前大臣、都统等职。封爵科尔沁郡王、博多勒噶台亲王。封号湍多巴图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