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塘之乱又名巴塘事变，是指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在川边地区发生的暴乱，主谋者是巴塘土司与丁林寺上层。

巴塘是康区南部重镇，地处四川西部川、滇、藏三省区交界地，为川藏大道咽喉。元以来为土司统治地方。明代一度为丽江木土府所辖。明末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入据康区，派第巴（又称营官）驻巴塘、里塘，征收赋税。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廷派三路大军入藏，驱逐祸乱西藏之准噶尔部，四川永宁协副将岳钟琪率兵2000为先行，擒斩里塘第巴达哇兰占巴等，巴塘第巴喀木布投降，和硕特蒙古势力退出康区。清政府在巴塘设立粮台（又称军粮府），以县级官员充粮务委员（简称粮员或粮务）负责输藏的粮饷转运，兼理地方土司、政务。又设驻防都司、专汛千总各1员，专司台站文报；外委1员，负责稽查金沙江渡口；以流官例，任命当地土头为宣抚使司1员，副宣抚使司1员（即所谓“巴塘正副土司”）管理地方，其下辖六品土百户7员。②（注：雍正七年（1729），川陕总督岳钟琪奏“巴塘、里塘正副土官原无世代头目承袭，照流官例，开缺题补”。）

雍正四年（1726），勘定川、滇、藏边界，巴塘正式归属四川省。至改流前，巴塘地方包括现今巴塘县全境和西藏芒康县的盐井地区以及今得荣县北部、白玉县南部的部分地区。

巴塘地处金沙江河谷，海拔较低，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是康区主要产粮区，素有“高原江南”之称。因此，清政府在川边兴办垦务时，首先选中巴塘作为试办垦务之地。

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因“有人奏：川藏危急，请简员督办川边，因垦设屯，因商开矿”，谕令四川总督锡良“查看情形，妥筹具奏”。锡良认为“惟巴塘土性沃衍，宜于种植。拟在该处先兴垦务，需以时日，或期底绩。至因垦为屯之议，未敢先事铺张。商、矿两端，目下更难大举”。①（注：《清实录·德宗实录》[Z]，卷519，第8—9页。）清廷同意锡良所奏。于是，锡良命巴塘粮员吴锡珍、都司吴以忠，以“奉旨开办，毋稍观望”，责成巴塘正土司罗进宝、副土司郭宗札保和丁林寺堪布傲拉扎巴将拟交开垦之土地划出“指实”，并勘定界址，供垦务专用。当时巴塘正副土司“均遵命具结”，“并无异言”，只丁林寺以“所管土地除牧场外，并无可垦之荒山荒地”，予以抵拒。吴锡珍等认为巴塘“三曲宗”已有其二赞成，“不患无其一，尽可次第办理”，②（注：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吴锡珍、吴以忠：“巴塘土司会禀投具垦务切结”。转引自梅心如：《西康》[M]，“三曲宗”指巴塘正土司、副土司和丁林寺，三股势力集团。）便开始招募垦夫在巴塘试办垦务。

与此同时，新任驻藏帮办大臣桂霖“条陈藏事三端”，提议在川边地区招募土勇3000人，加以训练，派往西藏“分起扼要，轮流换防”，并将驻藏帮办大臣移驻于察木多（昌都），“居中策应”。清廷认为其“所陈办法，不为无见”，③（注：《清实录·德宋实录》卷521，第13页。）命锡良与驻藏大臣有泰和桂霖等“会商妥筹，奏明办理”。于是在川边开始了招募土勇的练兵工作。

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英国远征军在荣赫鹏率领下侵入拉萨，逼迫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订立城下之盟的“拉萨条约”。达赖喇嘛逃到库伦（乌兰巴托），欲求俄援。面对英帝国主义加紧在西藏进行的侵略活动，清政府一方面坚决不承认“拉萨条约”，派唐绍仪为专使赴印交涉；一方面也感到“经营川边”以“固川保藏”的必要，遂采纳“经营四川备土司，并及时将三瞻收回内属，以为藏援”的意见，决定将驻藏帮办大臣移驻于察木多，并命新任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于入藏沿途“就近妥筹经边各事”。由于川边地方系川属之地，为了凤全能便利处理，光绪三十年八月清廷又颁布上谕：

西藏为我朝二百余年藩属，该处地大物博，久为外人垂涎。近日英兵入藏，迫胁番众立约，情形叵测，亟应思患预防救补，筹维端在开垦实边，练兵讲武，期挽利权而资抵御，方足以自固藩篱。前有旨命凤全移驻察木多。西宁办事大臣昨已简放延祉。所有西藏各边，东南至四川、云南界一带，着凤全认真经理；北至青海一带，着延祉认真经理。各将所属蒙番设法安抚，并将有利可兴之地，切实查勘，举办屯垦畜牧，寓兵于农，勤加训练；酌量招工开矿，以裕饷源。所需经费，着会商崧蕃、锡良妥筹具奏。该大臣等均经朝廷特简，才足有为，务即尽心筹画，不 避艰难，竭力经营，慎重边围，用裨大局，庶付委任。功多厚赏，其共勉之。④（注：《清实录·德宗实录》[Z]，卷534，第11页。）

按照这一谕旨，清政府明确赋予凤全“经理”川滇边的职责。所谓的“经理”，即推行屯垦、练兵与招商、开矿等新政。因此，一些关于巴塘事变论著中认为凤全因贪图巴塘气候温和而滞留不入藏的说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凤全在巴塘练兵、开垦等，原本是履行清廷给予的职责。

其二是，将章谷改土为屯。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根据锡良奏请，清政府仿照懋功五屯成案，废除章谷土司，设立炉霍屯，以州县官充任屯务委员，兼管朱窝、麻书、孔撒、白利及东谷等土司，隶于打箭炉厅。“将土司原领铜印、号纸并即同缴销”，形成“改土归流”和“以流制土”的管理体制。此举虽由锡良奏准，但实系出自凤全之意。凤全认为“筹办川藏事宜，屯练实为急务，而炉霍适当川藏之冲。欲保前藏来路，当自经营达木、三十九族始；欲保川疆后路，当自经营新设炉霍屯始”。⑤（注：《清实录·德宗实录》卷537，第13页。）他还准备将炉霍屯作为“屯练”的主要基地。并“将德尔格特（即德格）留土职，设汉官，并令沿途土司均受约束，联为一气”。这一举措虽然给后来康北改土归流打下了一定基础，但也使当时川边各土司心怀不安，担心失去固有的权势。

其三是，再次筹划将瞻对收归四川管理。瞻对（今新龙县）地处康区中部，界于川藏南北两条大道之间，清代历为“边患”。同治四年（1865），瞻对土司工布郎结侵扰大道，清廷命川藏两地派兵合剿。乱定后，清廷将该地赏给达赖喇嘛管理，命其派堪布建庙化导当地人民。但瞻对人民不奉黄教，西藏地方政府派代本一人，率兵驻扎瞻对。之后，随着清朝日渐衰落，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开始以瞻对为“跳板”，企图侵占川边备土司地方，引起川边社会动荡不安。光绪二十年（1894），四川总督鹿传霖提出将瞻对收归川管，次第经营各土司的建议。清政府最初积极支持鹿传霖的收瞻举动，一度将瞻对收归川属。但后来因达赖喇嘛的请求和驻藏大臣文海、成都将军恭寿的联合反对，清廷又罢黜了鹿传霖，将瞻对仍赏藏。光绪三十年（1904）英军侵入拉萨，达赖喇嘛外逃后，清廷为经营川边，再一次提出收瞻问题，命锡良与有泰、凤全会商收瞻归川问题。有泰因惧引起藏中动荡，坚决反对收瞻。凤全为经营川边计，则力主及时收回瞻对①（注：刘廷恕：《不平鸣》[M]。）。川督锡良“心无主宰，托诸空言”。②（注：同上。）清廷决定由凤全于赴藏途中“就近办理收瞻之事”。“凤全檄令打箭炉文武，告谕三瞻，觇视向背”。驻瞻藏官则以“必俟藏中檄调，始肯离瞻”相拒。西藏地方政府闻讯后，一面“密谕瞻番，修备兵戎，严防碉隘，防川师之潜袭”；一面向清政府递交“阖藏公禀”，要求瞻对继续归藏管理。而“关外土司喇嘛等，因瞻事风谣煽布，蠢起抗争”，“里塘僧土竟敢要挟文武，逼释盗匪，扬言瞻酋派队围犯里塘。”③（注：《锡良遗稿·奏稿》[Z]，卷1，“复陈筹议收瞻折”。）在此情况下清廷对收瞻问题又犹豫不决起来。

清政府的这些举措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巴塘事件的发生。此外，在巴塘事变发生前，川边爆发的“泰宁事件”也对巴塘事变的产生有着一定影响。

泰宁又作泰凝，在今四川道孚县协德乡一带。清雍正六年，因西藏不靖，清廷将七世达赖喇嘛移住于此，建惠远寺供其驻锡，划附近71户人民归寺属，用以供养该寺。雍正十二年达赖喇嘛返拉萨后，此寺住持仍照例由拉萨三大寺委派，属民逐渐发展到近百户。河垭分为上、中、下三河垭，为泰宁寺属之地，在雅砻江一支流岸，沿河多有金砂。清代以来，川边金夫多有买通僧人私往淘采的，凡淘得者均须向寺庙缴纳税金。光绪年间金苗甚旺，寺庙收入颇为丰厚。光绪三十年十月，有商人向川省矿务局申请在河垭开金厂。凤全和锡良想增加边地税收，便督促打箭炉厅准令商人开办，并派官弁前往弹压。由于金厂的开办直接伤害了寺庙、僧人的利益，故刚一开办，便遭到泰宁寺僧人率当地人民阻拒，双方发生冲突，金厂被毁，金夫数人被杀。刘廷恕派都司卢名扬率绿营兵一哨前往镇慑，又遭到当地人的偷袭，全部被杀。“瞻对藏官亦暗助泰凝寺为乱”，派出马队至道孚界上示威。

川督锡良闻讯后，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廿一日奏派四川提督马维骐率兵五营进驻打箭炉，“相度事机，再行进发”。马维骐三月中旬抵达打箭炉后，即逗留不前。三月十七日，锡良得知巴塘事变后，责命马维骐迅速进军解决泰宁问题，以便回军征剿巴塘。四月十三日，马维骐分军三路进攻泰宁，“喇嘛即弃寺而逃”④（注：查骞：《边藏风土记》手抄本，卷1。查骞，字介休，安徽怀宁人，光绪三十一年任里塘粮务。泰宁事件和巴塘变乱时他正在川边，比较了解真实情况。）。泰宁事件虽与巴塘事变无直接联系，但由于此前打箭炉厅的驻军均集中于应付泰宁之乱，忽视了巴塘方面亟待增添军力的问题，以致巴塘兵力不足，凤全被困后待援不至。同时，泰宁开矿，政府与寺庙争利的情况传到巴塘，对丁林寺等也必然会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剧了它们对巴塘开垦、练兵的反抗。

凤全被杀是清代历史上自乾隆十五年西藏珠尔墨特之乱杀害驻藏大臣傅清、拉卜敦之后，第二次发生的杀害驻藏大臣事件。究其原因，主要是：

一、清政府经营川边藏区，推行一系列政策措施，必然会对藏区传统的社会制度、人文环境造成一定的冲击，直接或间接地损害到寺庙上层、土司的利益，难免引起冲突。当时康藏社会中的统治者是三大领主，即土司、头人、寺庙（即三曲宗）。“三曲宗”之间虽是分立，但维系着相辅相成、利益相连的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当他们任何一方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总会联合起来反抗。丁林寺在巴塘一带拥有巨大的势力，寺庙不仅有大量所属的田地农奴，而且干预社会事务，掌控当地经济。巴塘正副土司虽名为“流官”，实为世袭，其势力在当地盘根错节甚为深厚。土司要借助丁林寺的宗教影响来维持统治，而丁林寺则需要土司政治力量的扶持。凤全力主将霍尔章古土司改流，已经使川边各土司感到危机，而在巴塘推行新政，压制丁林寺势力的行动，更不能不使寺庙与土司共同感到自身利益受损，从而促使巴塘三股势力勾结起来进行对抗。同时，凤全欲强迫寺庙接受规定人数，逼部分僧人还俗的举措，也伤害了当地人民的信仰权利和宗教感情，容易激起僧人与信教群众的不满，为三大领主利用和煽动群众的反对情绪提供了机会。

二、史实证明丁林寺上层是这一事变的主要发动者，而瞻对藏官是事变的背后推动者。丁林寺在宗教上隶属于达赖喇嘛和拉萨三大寺，其行动往往与受西藏宗教上层影响不无关系。达赖喇嘛虽然逃亡库伦，却仍一直遥控藏事，指示噶厦反对清政府收瞻。在川藏官员中，凤全是收瞻的积极倡议者和力行者，早为驻瞻对的藏官所仇恨。巴塘事变前后，驻瞻藏官曾扬言派马队围犯里塘，拒断官军来援，显然是为巴塘肇乱者打气，让他们感到有恃无恐。几乎在巴塘事变发生的同时，阿敦子、乡城、贡嘎岭、盐井等地喇嘛寺均相继发生叛乱，都说明巴塘事变的背后有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阴影。据《英国侵略西藏史》记载，英驻腾越领事李顿在搜集巴塘事变情报时从某法国教士处得知，“两年以来，四川政府不断努力于巴塘一带改土归流之工作，而各喇嘛则强烈反对之”。巴塘事变前，“拉萨各大寺首领已密令巴塘及各地喇嘛尽杀藏边汉人及欧人”①（注：荣赫鹏著，孙熙初译：《英国侵略西藏史》[M]，第23章。），可见巴塘事变的发生绝非偶然，丁林寺和土司实早有预谋，并受到西藏宗教上层和驻瞻藏官的支持或挑唆。

三、变乱主谋者利用了当时“仇洋”的情绪。英军侵藏和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深入巴塘等地传教，在藏区人民心中激起普遍的“仇洋”隋绪。巴塘地方建有三处天主教堂②（注：巴塘城区一座，亚海贡一座、巴塘所属的盐井一座。）。光绪六年（1880），法国神父路过项达村，被愤怒的群众打死。此后，又多次发生袭击传教士的事件。尤其是法国司铎牧守仁来巴后，这种情绪更增。牧守仁原在泸定教堂任司铎时就有恶名，到巴后大肆发展教民，扩大教产，深受当地人忌恨。凤全所带警察兵全为新式警装，与边地习见清军装束完全不同。其装备又都是洋枪洋号洋鼓，均当地所未见过。于是丁林寺与土司利用群众的无知，造谣说凤全是“洋人所派的假钦差”，来巴的目的是要将巴塘“尽归与洋人管辖”。③（注：刘廷恕：《不平鸣》，“巴塘番夷公禀”。）

由于巴塘久为内属之地，人民对“大皇帝”十分忠顺，要想令老百姓起来公然反抗，甚至杀死“大皇帝”所派的钦差大臣，是十分困难的。何况凤全所作之事，对广大群众尚无大的伤害。至于限制僧人人数一事，也还只在口头上说说，实际上还未执行。因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仅凭此是绝不敢起来造反杀钦差的。只有造谣说凤全是洋人所派假钦差，才足以激起人们的仇恨，使群众敢于围攻行辕，杀毙凤全。关于这点我们在巴塘土司和丁林寺炮制的“巴塘番夷公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该公禀中称：

凤大人随带兵勇人等到台，随即吩谕教习洋操，学洋话，行洋礼做作，又私开汉夷百姓老幼男女人丁户口名册。……凤大人与吴统领商办，将巴塘汉夷百姓僧俗尽归与洋人管辖是实。……百姓看透此情，故耳不揣有罪，一时错乱，已将汉官二员及洋人一并诛戮。④（注：同上。）

从这一公禀的内容和口气，都可以看出巴塘事变的主使者是丁林寺与土司，他们将发生事变的原因归咎于凤全“将巴塘汉夷百姓僧俗尽归与洋人管辖”，显然是荒谬不经的谎言，但却道出了当时能煽动起这场变乱的藉口。奉命经边的钦差大人将当地人丁户口造册，被说成是“私开”，更不能成立。因此，巴塘事件表面上虽带有民众反洋教的色彩，但实质上却是巴塘三大领主为维护自身利益反对清政府新政的一次事件，大多数民众不过是被“反洋教”的藉口所蒙蔽而参与。

四、巴塘为川藏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自乾隆以来200年间，其地承平已久，军力驰废，连兵营也卖给了喇嘛寺作僧房。乾隆以前，巴塘都司领骑步兵298人，土著骑兵60人，均系由川省绿营遣派。乾隆以后，大量裁减绿营戍兵数量，仅留随营差遣马步兵83名，由内地操营拣派，3年更换。其余全为当地招募的土兵。土兵中还有40名归正副土司直辖，这些兵除充卫兵外，主要负责台站文报的转送和竹巴笼金沙江渡口的稽查。凤全到巴所带的兵只50名警察兵可用，其余150名土勇均为新募的当地人，遇乱即散，因此巴塘变乱发生时，可用之兵不过百余人，根本无法应付偌大巴塘各处的骚乱。另外，凤全等人不顾力量单薄，企图用武力弹压，到形势危及时才慌忙向打箭炉调兵。清代“自打箭炉至里塘8站，计程685里。自里塘至巴塘6站，计程545里”⑤（注：黄沛翘：《西藏图考》，记打箭炉至巴塘站程。）。共14站，1230里。其间要乘船过雅砻江，翻越4座海拔4500公尺以上的高山。即使以最快速度，也要十来天，何况当时信息不畅。故待张鸿声营准备出发相援时，凤全等早已被杀。据查骞等熟知当时情形人的记述，骚乱发生时，当地人并未敢直接攻击钦差行辕，只是聚众要求风全离开巴塘。后来看到凤全接连派快马去调兵，却久未见有援兵到来，于是更信凤全是“假钦差”，故才敢于将其杀死。

五、凤全个人的思想、性格、作风也促成了巴塘事变的爆发。凤全在晚清称为“干员”。在川为官20年，以“治盗能，驭下猛”而闻名。为人执傲，刚愎自用，不善听取他人意见，即使同僚、上司亦常顶撞，动辄便称“你把凤老子怎样！”⑥（注：查骞：《边藏风土记》手抄本，卷1“凤都统全被戕始末”。）。加之凤全久住内地，初到藏区，对藏族风俗文化缺乏了解，又有严重的大民族主义观念，欲凭借官威武力在藏区人民中树立威信，平时“谩骂成性，接见夷目，率肆口无状，或以吸淡巴菰（香烟）铜斗击夷目首日：‘好戴尔颅头！凤老子早晚杀尔蛮狗！’声色俱厉”。土司头人怨愤难当，而他却“毫不警惕，亦不设策预防”。①（注：查骞：《边藏风土记》手抄本，卷1，“凤都统全被戕始末”。）凤全个人的这些思想作风，造成了巴塘人民对他疏远与反感，形成民族关系紧张，从而为土司寺庙煽动民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凤全经边虽然以悲剧告终，但从当时川藏全局的角度来看，他不惧艰难，勤于任事，“筹划经营，不遗余力”，②（注：陈渠珍：《芄野尘梦》[M]。）在晚清时代官员中是很难得的。他所极力推行的开垦、收瞻、练兵及改土归流、限制寺庙势力等举措，是立足于“固川保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是贯彻清政府“经营川边，以为西藏后援”这一正确战略决策的必然。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层面上看，这些举措具有积极意义。只不过凤全昧于边情，对三大领主的反对估计不足，过于操切行事，才使其成为悲剧人物。因此，过去多将巴塘事变说成是“反洋教运动”和“巴塘人民的起义”，值得商榷。如果历史地、辩证地来看，这一事件实质上是巴塘宗教上层和土司为维护自身利益，反对清政府新政，在西藏宗教势力和驻瞻藏官支持下，利用民众仇洋情绪和文化冲突而煽起的一场动乱。

凤全，字弗堂，满洲镶黄旗人。以举人出身，同治十二年捐官入四川。先后署理过开县、成都、绵竹、蒲江等县和崇庆州、邛州、资州、泸州及嘉定府、成都府。光绪二十二年，川督鹿传霖疏奏：“凤全性情劲直，办事勤能，治盗安民，立志向上”。光绪二十九年，川督岑春煊以“明决廉能，胸有经纬”奏请以道员留川补用，权成绵龙茂道。光绪三十年四月，清廷免去因“眼疾”一直逗留成都的桂霖之驻藏帮办大臣职务，任命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赏给副都统衔。

凤全在川既久，对边藏危急情况早有风闻，尤其对鹿传霖收回瞻对问题更深有感慨。一旦被任驻藏要员，亟思有所建树。加之清廷对驻藏帮办大臣权限的提升，更使凤全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倚重，故“自蒙简擢，感怀时局，激发忠诚，即有奋不顾身之慨”，急于建功立业，“所有边外屯矿练兵事宜，无不殚心规划”，①（注：《锡良遗稿·奏稿》“查明驻藏帮办大臣凤全死事情形折”。）于是不免产生操切之心。然而，凤全虽然干练，又勇于任事，但他为官的经历都在四川内地，对川边藏区了解甚少，对藏族社会文化、宗教十分陌生，却又想下车伊始即刻对其改革，这就必然只能收到南辕北辙的效果，注定了其悲剧的命运。

凤全被任命为驻藏帮办大臣后，清政府令将打箭炉的阜和协的续备新军右营归其统帅，作为行辕本标之兵，并批准他另募土勇1000名训练后带领入察木多驻防。当时，右营管带（营长）张鸿声率部正驻防清溪（今汉源县）。②（注：清末改绿营为续备军，阜和协为续备右军，共五营，分统陈均山率前营驻打箭炉，张鸿声右营驻清溪（汉源县）。其余三营驻雅、邛、眉州。）凤全入康时，该营因接防部队迟迟未到，而未能随行。凤全只带着经过警察学堂培训的100名警察兵，于光绪三十年八月由成都起程。抵打箭炉后，停留约一个多月，一面与刘廷恕策划收瞻之事，一面招募土勇进行训练，准备带入西藏。但最终只募到土勇200名，且素质很低，短期难胜军事。十一月初，在清廷的催促下，凤全只好令50名随行之警察兵留下作教练，自带50名为护卫，经雅江、里塘、巴塘一路向察木多赴任，命张鸿声率两哨随后赶来里塘驻防，保障川藏大道安全。凤全行至里塘后，又在当地招募土勇50名。十一月十八日，凤全抵巴塘，见巴塘气候良好，土地广沃，且为川边垦务首创之地，粮员吴锡珍等试办垦务已一年，进展较顺利，已初见成效。凤全遂在巴塘住了下来，经营“勘办屯垦”、“练兵”和“饬收三瞻内属”等事，并向清廷提出“勘办巴塘屯垦，远驻察台，恐难兼顾，变通留驻巴塘半年，炉厅半年，以期办事应手”的申请。③（注：《清实录·德宗实录》卷537，第13页：“风全奏请拟经营炉霍屯事”。）虽然清廷不准所请，命他仍驻察木多，但他却一直在巴塘住了三个多月。驻藏的钦差滞留在巴塘久久不走，难免引起当地人的猜疑，而凤全在巴塘期间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政，更影响到寺庙、土司及驻瞻藏官的利益。

其一是扩大巴塘垦务的面积，招工开垦。凤全到后见巴塘土地膏腴，即欲广开垦地。他看中巴楚河谷七村沟茨梨陇一带地方广阔，于是招汉人开垦。丁林寺感到利益被侵，指其地为“神山不可动”，煽惑七村沟民众请求凤全停止开垦。但凤全不听，强行将该处划作垦场。

二是在当地招募兵勇，实施训练，作长久驻扎的准备。凤全到巴塘后，又招募了100名兵勇④（注：刘廷恕：《不平鸣》之“辩诬说”。），命所带警察兵带领训练，并准备半年后与打箭炉所练新兵合练。巴塘土司头人和寺庙上层，对这么多兵丁驻扎在此，不能不心存疑虑，担心威胁到自己对地方的统治。

三是限制寺院的僧人数目，令丁林寺将超编僧人清理出寺。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凤全以关外寺庙僧人太多，寺庙阴庇“夹坝”，肇乱地方，排斥洋教为由，奏请“申明旧制：凡土司地方，大寺喇嘛不得逾三百名；以二十年为期，暂停剃度。嗣后限以披单定额，不准私度一僧。其年在十三岁以内喇嘛，饬家属领回还俗”。在清廷尚在“妥议”之时，他便迫不及待地“严饬土司、堪布，将大寺喇嘛令其各归部落，另建小寺散住梵修”，声言要限定巴塘丁林寺僧侣人数⑤（注：《东华续录》[Z]，卷191，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乙未“凤全奏请限制喇嘛寺僧数”。）。凤全直接打压宗教势力，从而激起寺庙僧侣的强烈反对。

其实凤全要求清廷申明的“旧制”，是指雍正二年（1724）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条奏青海善后事宜十条中提出的“请嗣后定例，寺庙之房不得过二百间，喇嘛多者二百人，少者十数人，仍每年稽察二次，令首领喇嘛出具甘结存档”等措施。该措施是因为雍正元年（1723）青海蒙古罗布藏丹津叛乱时，青海、甘南等地僧侣多有参与叛乱，“西宁各庙喇嘛多者二三千，少者五六百，遂成藏垢纳污之地”，年羹尧为稳固平叛成果，防止寺庙势力发展，因而提出限制寺庙僧侣人数之议。清廷当时虽曾批准此事，但实际上藏区各寺庙并未严格执行。不久，年羹尧被处死，此事更成流案。其实藏区黄教大寺实际人数多在千人以上，大大超过此规定。凤全昧于边情翻出这一并未兑现的“旧制”来作依据，希望按照“如此办法，二十年后，喇嘛日少，百姓日增，何至比户流离，缁徒坐食，有土有人之效，可立睹也”。①（注：《东华续录》[Z]，卷191，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乙未“凤全奏请限制喇嘛寺僧数”。）虽然用心良苦，谋划长远，但却不切合当时川边藏区实际。孟浪行动，难免酿成祸端。

丁林寺坐落巴塘城中，是著名黄教大寺，在宗教上为拉萨三大寺的“子寺”，时有僧侣1500余人，辖有四乡小寺16座，在巴塘拥有很大影响力。早在凤全到巴之前，该寺就因反对开办垦务与巴塘官员冲突。凤全到巴后，发现丁林寺气焰嚣张，当地政令常因其寺阻挠而难行，因而想采取压抑其寺气焰，削弱其寺势力的办法来巩固政府的权威，为推行垦务等新政扫清障碍。恰好当时发生了一起巴塘法国传教士蒲德元被劫案。虽然劫案发生在里塘地界，但凤全风闻劫匪与丁林寺有关，遂责令“巴塘文武悬赏购线协拿，期于获盗，究出（丁林）喇嘛寺勾通情罪，一并重惩”。②（注：同上。）此事虽未究出结果，但却引起丁林寺对凤全的怨愤。此时，凤全又提出限制该寺僧侣人数的主张，使丁林寺对凤全更加仇恨。凤全由于不了解民众的宗教感情和当地信仰习惯，在清政府尚未批准其限制寺庙人数奏议，也没有充分地实施准备的情况下，却“时常当堂对众言道，每寺只许住喇嘛三百名，余则一千二百余名即行还俗，如不遵允，定行诛戮”。③（注：刘廷恕：《不平鸣》，“巴塘番夷公禀”。）这就更加速激化了矛盾。丁林寺僧侣利用凤全的卫兵均着新式陆军短装，戴大盖帽，佩带洋枪，与以往清军着装迥异的情况，造谣说凤全“非大皇帝所派钦差，是洋人所派，将收我土地畜牧财产，傀送洋人。于是夷众大哗，群情鼎沸”④（注：据查骞：《边藏风土记》“风都统全被戕始末”等书载，凤全所带警察兵按新编陆军操典，训练在巴、里二塘新募土勇。每日在屋顶吹洋号、击洋鼓，鸣放所带新式快枪，以显示兵威。又声称不日调大军来巴、里镇慑。）。

其实早在二月中旬，已发生巴塘人民袭击垦场的情况，但凤全并未引起警惕，不但不耐心做群众说服工作，反而一味只知弹压。二月二十日，凤全给锡良发电称：“巴塘番匪出而掳掠，并声称阻止练兵、开垦等事，扰及近台。凤全派勇追拿，道经喇嘛寺，讵敢施放枪炮，击伤勇丁；始知番匪滋事，均由喇嘛主使。速调在炉营哨前往巴、里。”此后，⑤（注：《锡良遗稿·奏稿》第1册，“奏报泰凝巴里番夷滋事片”。）二十一、二日，七村沟群众在丁林寺僧侣的煽动下，焚烧茨梨陇垦场，驱杀汉族垦夫。二十八日，一些人冲入法国天主教堂，赶杀教民，焚烧教堂。法司铎牧守仁与助手逃至副土司官寨避难。骚乱群众聚集城内达三四千人，并断驻军水源、柴薪。二十八日傍晚，吴锡珍赴行辕禀告“情形吃紧，早为筹备”，凤全才命“都司吴以忠，带领新练土兵80名，驻扎辕外巡防，以助卫队所不逮。正土司罗进宝、副土司郭宗札保各带土兵数十名，均扎辕内保卫。吴锡珍带领汉民，巡警街道，兼探消息”。⑥（注：刘廷恕：《不平鸣》，“巴塘粮员吴锡珍：巴变经过禀”。）都司吴以忠带弁兵数人在行辕弹压时，被众人指为勾结洋人的汉奸，当场打死。凤全这时才感到惊恐失措。凤全的钦差行辕原来设在巴塘粮台衙门，其地名喇嘛城⑦（注：又称皇华城，原为清初进兵西藏时所筑驻兵及屯粮之所，地广数百丈，四周筑高土墙如城。后来售给喇嘛寺作僧房，故称喇嘛城。巴塘粮务衙门在其中。）。凤全感到其地不安全，于二十九日凌晨将钦差行辕转移到正土司罗进宝的官寨中。此时凤全所募土勇大都逃散，只有警察兵保卫。不过，土司官寨墙高壁厚，又有卫兵持新式快枪把守，正副土司也同住寨中，外面的僧人、群众虽然围住，放枪示威，并未进攻。从凤全当天发给刘廷恕的求援函来看，他只是要求“即刻选派熟练夷务能事哨弁，将全留炉卫队勇丁50人率领，驰赴巴塘，以壮声威而资镇慑”。⑧（注：刘廷恕：《不平鸣》，“凤都统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九来函”。）说明凤全当时对事态的严重性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只准备调50名卫队来“威慑”。

但”巴塘宣抚司罗进宝与副土司郭宗札保预谋乱，久欲逐凤全亟返炉关，兴兵重来剿逆定乱。又恐吓凤：‘不亟出巴塘，番众喇嘛必至扼险守隘，焚烧汉民，延及土寨，我辈受殃，大臣愈危矣！’”①（注：查骞：《边藏风土记》手抄本，卷1，“凤都统全被期戕始末”。）凤全惊惧之中，无奈只得听从两土司意见，决定三月一日动身返回打箭炉。粮员吴锡珍此时住在头人阿登之家，闻讯急忙赶来劝阻，请求凤全留下来坚守，以待援兵。但凤全不听，执意要走。当凤全一行50余人行至离巴塘2里的鹦哥嘴红亭子地方时，被早已埋伏在此的僧人和民众冲出袭击，凤全及其随行人员全部被杀。此前，匿于副土司官寨的法司铎牧守仁等2人，见土司不可信，乘夜翻墙逃走，途中被杀。

吴锡珍因临行时被马踢伤，没有随凤全回炉，由于其在巴多年，与当地上层关系较好，故留在城中，并未受到伤害。三月初二，吴闻知凤全被杀消息后，“赶紧请房主业巴阿登转请正副土司传集头人，设法遣散群众，将凤全尸骸运回城内，赶做棺木装殓，暂停昭忠祠内；都司吴以忠、委员秦宗藩等尸身，抬至城隍庙内，招雇木工陆续做棺装殓；其卫队戈什哈五十余人，分埋数处”。当日午后，巴塘各乡村民众代表等向吴锡珍递交了四份“公禀”，请他转禀打箭炉厅刘大人和大皇帝。“公禀”上盖了正副土司印信及各乡村头人图章。“公禀”除控诉凤全一切为洋人，全不顾百姓外，竟然宣称：

此番原为国除害，实出无奈，求乞恩宥善办，无生兵衅。如再有差派官兵勇丁进来，则众百姓发咒立盟，定将东至里塘，西至南墩十余站差事撤站，公文折报一切阻挡。甘愿先将地方人民尽行诛灭，鸡犬寸草不留，誓愿尽除根株，亦无所憾也。②（注：刘廷恕：《不平鸣》，“巴塘粮员吴锡珍向炉厅禀巴变经过”。）

在递交公禀的同时，土司与丁林寺堪布等已联络一气，派人将“各处险要隘口及山径小路均扼塞不通”，从而使打箭炉厅在事变发生后近半个月才知晓。

巴塘事变发生后，川藏震动，清政府立即令提督马维骐率提标兵五营进剿，又命建昌道赵尔丰为善后督办率两营续进。同时命驻藏大臣有泰“审度事机，妥为安抚”，“晓谕藏番毋听谣煽”。马维骐于四月平定泰宁后，当即率部向巴塘进发。抵巴境后，侦知“前数日有巴塘派来喇嘛头人于此调聚百姓，垒卡防守，暨见大兵前来，皆不愿应战，于前夜自行解散”③（注：刘赞廷：《赵尔丰奏议公牍》，卷1。）。并未像所具“公禀”那样“甘愿先将地方人民尽行诛灭，鸡犬寸草不留”。因此马军沿途只遭遇几次轻微抵抗。六月二十六日，马军顺利地进入巴塘城，“擒两土司而诛之”。以八阁堪布为首的倡乱僧人据守丁林寺。马军攻不进，以炮轰击，大殿中弹起火，全寺焚毁。八阁喇嘛等被擒，余众逃往七村沟。马派军“分剿七村，斩馘亦不少”。赵尔丰于八月初到达巴塘时，马维骐“已火焚丁林，马踏七村”④（注：同上）。赵驻巴后，“麻多哇等七村以愚悍听番僧驱使”⑤（注：《锡良遗稿·奏稿》第一册，“汇保攻克巴塘泰凝出力员弁折”。），继续顽抗。赵派兵三路进剿，血洗七村沟。巴塘事变始平。之后，赵开始清户口，查地亩，规定粮税，废除土司，委吴锡珍代理地方一切事宜；委候补知县王会同为盐井委员，前往招安兼征盐税。

巴塘事变使清政府进一步认识到经营川边，必须改土归流，建立行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于光绪三十二年秋，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将土司地方一并改流，兴办屯垦、教育、开矿、招商、练兵等新政，筹建西康省。自此，赵尔丰以巴塘为基础，开始了在康区全面“改土归流”、筹备建省的行动。

巴塘事变发生后，清政府以凤全“死事惨烈，深堪悯恻”，仿傅清、拉卜敦之例，于成都北郊建“昭忠祠”以祀，并赐谥“威愍”。⑥（注：见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赐恤凤全上谕。）凤全妻李佳氏是凤全续娶，工书画，有文采。凤全死后她赴打箭炉迎回灵柩，督工建祠。她将凤全之死怪罪于打箭炉厅同知刘廷恕的“迟不发援兵”，遂四处告状，并写成“蜚白”（类似传单的一种公开张贴小字报）散布。川督锡良无奈，只好以“年老糊涂，几误边事”将刘参革。刘任打箭炉同知多年，熟悉边情，凤全抵炉，诸事多询其意见，本为知友。不意竟被牵扯丢官，心甚不平。故将当时凤全、锡良的有关函电、指示和所知实情，辑成《不平鸣》一书，以辩其冤。其中虽不免有为己开脱之处，但也为研究巴塘事变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