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特里萨·嘉莉与戴维·巴尔的摩等人在《细胞》杂志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后来，特里萨·嘉莉的同事玛格特·欧图勒提出论文数据有造假嫌疑．此事由于关联到巴尔的摩，而他有巨大的学术影响力，并且其极力为特里萨·嘉莉辩护而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中文史称巴尔的摩事件，英文史称特里萨·嘉莉事件（Imanishi-Kari case）．

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建制，决定了科学共同体成员必须遵循基本的行为规范。美国科学社会学家M·默顿把这些行为规范概括为：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合理的怀疑精神。这种行为规范虽不像“希波克拉底誓言”那样明确，但科学家在学习知识或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自然地接受并内化成为科学家的精神气质。

于是，在公众的眼里，科学是诚实的职业，科学家被看成“天生诚实的人”（韦伯语），他们“在某些方面显然比知识界的其他人在道德上更受人尊敬”。科学界也普遍认为，科学研究是一个“有效的、民主的并能够纠正自身错误的”系统，科学的诚实不取决于科学家个人的品德，而是受到制度方面的制约，即科学活动受到“在其他任何领域的活动所无法比拟的严格管制”（默顿语）。

戴维·巴尔的摩是著名美国生物学家。巴尔的摩在37岁时即获197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1990-1991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 1997-2006任加州理工学院校长．

1986年，作为MIT生物学教授和Whitehead实验室主任的巴尔的摩与特里萨·嘉莉以及其他四名作者在《细胞》杂志上联名发表了一篇论文．特里萨·嘉莉实验室的一名博士后，玛格特·欧图勒（Margot O'Toole），其并非为论文的联合作者，认为特里萨·嘉莉有捏造数据的嫌疑．但巴尔的摩拒绝撤销论文．

玛格特·欧图勒不久就放弃了她的指控，但NIH发现了她质疑的文章后，开始着手调查．其中Walter W. Stewart和Ned Feder力主推进这一项调查，他们最终使得UCSS对特里萨·嘉莉的原始实验记录进行墨迹鉴定．

1989年10月左右，巴尔的摩被任命为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然而有约三分之一的学校职员反对这一项任命，其理由是巴尔的摩牵涉在巴尔的摩事件中．

1991年3月14号，一份主要依据于UCSS墨迹鉴定的报告草稿中认定特里萨·嘉莉存在捏造数据的嫌疑．一周后，这份报告被泄露给了媒体．巴尔的摩于是和其他三位合作者撤销了论文，但是特里萨·嘉莉和Moema H. Reis没有签名撤销申请．在撤销申请里，巴尔的摩承认过于相信特里萨·嘉莉的解释，并且没有对特里萨·嘉莉的数据和结论做独立的验证．巴尔的摩公开道歉称没有认真对待揭发者的控告公开道歉．

由于此事，巴尔的摩被迫辞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职务．

1992年7月, 参与调查此事的MD区域美国律师宣布他不会对特里萨·嘉莉提起刑事的或者民事的指控．1994年10月，OSI的前身，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ORI;HHS)　发现对特里萨·嘉莉的19项指控处理不当，因为这些结论大部分是基于UCSS对特里萨·嘉莉实验笔记本的墨迹分析．

1995年6月，HHS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小组来对这19项指控进行仔细地复检．1996年6月，这个小组宣布ORI无法证明这19项指控中的哪怕一项是成立的．在发布了ORI收集的大量文件性证据后，这个小组取消了对特里萨·嘉莉全部指控．这个调查小组发现嘉莉实验数据的许多错误，但这些错误是随机和无方向性的，而不是被蓄意歪曲。嘉莉终于得到平反，她在研究上所犯的错误并非有意欺诈，对巴尔的摩的指责自然也烟消云散．

但是，由于传媒对这一结果报道力度不够，此事仍给许多人留下一个错误印象。在中国，巴尔的摩依然被一些不明就里、以讹传讹的媒体和学者树作学术腐败的典型

在现代，科学的体制化、科学家角色职业化，使得追求真理不再是科学活动的惟一要求，功利性已开始成为科学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由于科学内部的运行机制是通过奖励系统实现的，谋 求独创性的成果，争取社会承认，自然会成为科学家行为内在的 激励因素。当科学家有了对社会承认的强烈渴望以后，就难以用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科学研究。因此，仅仅依靠科学内部的规范机制则难以防范科学家的越轨行为。在作假事件日益增多的今 天，特别需要健全科学内部的评价机制和建立权威的查处机构。

但是建立这样的审查机构必须是谨慎的．科学史家丹尼尔·柯维勒斯在1998年出版的《巴尔的摩事件》一书中写道，欧图勒当时被媒体渲染为揭露欺诈、挑战权威的英雄，而有关方面主要依赖墨迹鉴定来判定实验记录是否真实，而不是进行严肃的学术审查。评判学术研究中是否存在不正当行为，由专家组成的监督机构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