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的巴黎，是密谋家和游手好闲者的巴黎，插手于裤兜里看云，看一整天，一朵云的忧郁比得上另一天：他在拱廊街对一个擦身而过女子的悲伤。莫迪亚诺的巴黎，迷失身份者的巴黎，时光永远停止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或者说深陷于历史和记忆的迷雾不能自拔——亦不想自拔，在那恍兮惚兮中沉醉。戈达尔的巴黎，最难说，晦涩地指向六十年代的乐与火，满足了对革命、疯狂的欲望，同时付与最冷的愤怒和苍凉。这三个人构成予我的巴黎面孔何其含混，不如本雅明的柏林或曼德斯塔姆的彼得堡之明晰。即使我亲身去到了巴黎，亦难逃其阴影。因此注定了我影像的神秘，它们仿佛从数部黑白侦探片中截取出来的剧照，每一张都暗含戏剧，然而因为和剧情的脱离，甚至反对着剧情的束缚，使它们更惹人猜测其莫须有的意义。它们是没有题目的，但和辛迪·雪曼的无题剧照不同，她是自己导演了神秘，我的神秘完全交托给偶然，给我自己也带来惊喜和感伤。
文字，与其说是影像的说明，倒不如说是这BE-BOP二重奏的另一个极端（犹如两件乐器在各自的旋律中奔驰、却暗中合奏）。它在一个我完全私人的巴黎游走，如一个酒醉的流浪汉之喃喃。然而它却苦苦追问着意义，从影像中、从影像所未能留下的想象和记忆中。
但最终仍是“无题”，那些人名和地名恰恰不是重要的。虽然它们在我的诗文中大量存在，我只能说这是一种眷恋，或者“对世界文明的眷恋”吧，也许只是对所有存在过的、所有不朽的和朝生暮死的事物的眷恋。所谓，“过处便有情”。
这本书里的影像和
文字，是我2004年冬天在巴黎闲逛的结果。它们是那么虚幻，近乎想象。而此前，我想象了二十多年巴黎。有三个人引导着我的想象：波德莱尔、莫迪亚诺、戈达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