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忧郁》是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创作的散文诗集，1869年首版。

《巴黎的忧郁》又名《小散文诗》，共收集作者陆续在各杂志发表的50篇散文诗作品，按作者生前的本意编辑成册。这些散文诗有的由人物对话片断组成，有的是篇幅短小的叙事诗和景物描写。

在《恶之花》出版的前后，波德莱尔开始写一些“小散文”，起初打算写一百篇，但只完成五十篇。最早发表的是《暮色》和《在凌晨一点》。他写诗很在意严守格律，认为：“有形式的束缚，思想才有力地迸射出来。”但他不满足于此，有一个梦想，就是创造“一种诗意散文的奇迹”，它“富有音乐性，却没有节奏和韵脚”，“足以适应灵魂的动荡、梦幻和意识的惊跳”。这种文字，他陆陆续续写了十年。

《巴黎的忧郁》大部分写于1857年后的七八年间，多发表在1862年以后。这正是波德莱尔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精神压抑、身患疾病的时期。然而，任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他的意志，更扼制不住他对现代性的追求和创造性想象的能力。波德莱尔深知，忧愁只有在歌吟中才会冰释，痛苦只能在转化为高度形式化的语言之后才得以净化，所以他的写作并未停止，反而以另一种新的形式呈现。

1863年，《小散文诗》初版，波德莱尔死后，结集出版时称《巴黎的忧郁》。

“浪荡子”

在整个《巴黎的忧郁》中，“浪荡子”首先是以一个观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以悠闲的步伐游荡在拱廊街、公园、咖啡馆等私密的公共场所，用他们那擅于辨识美丑的眼睛去观察、判断、品评，最后将这样一幅幅带有“浪荡子”印记的巴黎风俗画呈现在读者眼前。在这里，“浪荡子”扮演了侦探的角色，他们在人群中壮大、迁徙，在短暂和无限中安家，“浪荡子”与侦探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享有无与伦比的特权，可以随心所欲的进入、侦查任何一个人的生活。“就像那些寻找躯壳的游魂，当他愿意的时候，可以进入任何人的躯体。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敞开的；如果某些地方好像对他关闭着，那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地方不值一看。”

在《巴黎的忧郁》中，波德莱尔肆无忌惮地描写忧郁。波德莱尔的忧郁不同于感伤主义或者浪漫主义，甚至是唯美主义的忧郁，他的忧郁是属于现代人的忧郁，是现代人特有的忧郁，类似于卡夫卡，但又不尽然。卡夫卡的忧郁虽属于现代，但与波德莱尔的忧郁相比，少了一股力量和被波德莱尔称为“让人猜得出的潜在的火”。因此，“浪荡子”能免于陷入纯粹的颓废主义而拥有一种英雄面貌。

《巴黎的忧郁》的基本主题是揭露和凸现巴黎社会的病态世相，进而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和罪恶。

在19世纪下半叶，所谓“现代生活”无疑是指法国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巴黎的社会生活。他之所以产生写作意图，“正是由于经常出没大城市和与其数不清的各种关系交会而产生的”。这也就是说，波德莱尔对巴黎现代生活的描绘，完全是源自他自己在巴黎的生存经验，是他独到的体验和观察，是在这种独到的自我生存经验基础上的“抽象表现”，也就是艺术的表现。

在《巴黎的忧郁》全书中，很少看到作者如巴尔扎克那样对上流社会作直接细致的描绘。他更多地表现他所熟悉的社会底层的人物以及他们的生活。《卖艺的老人》描写一个卖艺为生，如今衰弱得无力自持的老人。有钱的富人享受着无忧无虑的欢乐；卖艺的、魔术师、驯兽人、流动商贩凭着旺盛的精力喧嚷、叫嚣，“剧烈地互相竞争着”。但是自称是“真正的巴黎人”的作者“在这庄严的日子里”，“从来不去”吸吮那些“象是节日的薰香”，他把目光移向一排小屋的尽头，眼睛因叛逆的、不愿落下的泪水而变得模糊。他痛恨贫富不均的社会，愤怒地斥责这社会“处处是利润，是放荡；处处是对明天面包的把握；处处是疯狂生命力的喷发”；他无限同情地哀叹老年人没有生命保障的悲凉命运，“在卖艺老人那儿却是绝对的穷困，他穿着令人发笑的槛褛衣衫，一贫如洗。在那儿，成对比的是贫乏而不是艺术”。他从老人的结局看到了自己的命运，看到了无数穷人的悲惨命运。作者从人物的眼神和人物心理发掘贫困与豪华的对立。

波特莱尔对下层人民寄予无限同情，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对妇女的同情上，特别是那些身心受到摧残、被人轻视的妓女。《野女人和小情妇》描写了因生活所迫而失身的妓女的悲苦命运。当她们年轻貌美的时候，是上流社会富人的玩偶，是野兽一般的丈夫的商品，作者从她们的叹气声中，听到了比“在酒店门口拾面包屑的衰老的叫化婆”更重的压抑和追悔。作者总是用美丽的语言，富有情意的诗句赞美她们，如《美丽的多萝西娅》、《头发中的半个世界》等，当然也包孕着鄙夷，确切地说是对道德沦丧的社会的悲愤。

在虚伪的、尔虞我诈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象隔着厚厚的屏障，难以逾越，难以沟通；彼此孤独地生活，没有欢愉，没有温暖。象《异乡人》那样，“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也没有姊妹和兄弟”，孑然一身。象《老妇的失望》里年迈的老人那样，希冀得到一点人间的爱抚和欢欣，然而，她没能得到，只得退隐到永恒的静寂中，在一个角落里哭泣。

但是，表现在《巴黎的忧郁》中更强烈的不是同情和怜悯，而是反叛和憎恶。作者因为“探求世界和自己本身的和谐没有结果而沮丧”，因而他讥讽自己，诅咒世界，反抗丑恶的现实社会。波特莱尔以撒旦似的病态手段，孤独消极的反抗方式，表示对资产阶级的藐视和唾弃。散文诗不要求象抒情诗那样严格强调节奏和韵律的起伏，它是以一种自由的律动来适合表现“灵魂的抒情”，“梦幻的起伏”和“良心的跳动”。《巴黎的忧郁》中几乎每一篇散文都让人获得一种自然和谐的音乐美感。

寓意的深刻是该集最显著的特点，那些富有哲理的散文都不是乏味的说教式的议论和评断，相反都是在人们读完之后，掩卷回味时细嚼出来的。《狗与香水瓶》中通过对狗的动作、神态、甚至心理的描写，喻指上流社会的鉴赏家以奉承为快乐，以谄词为醇酒，他们所欣赏的无非是些“精选的垃圾”。而作家自喻他的作品才是“美妙的香水”，然而因为它的深邃而触怒他们。

犀利而尖锐的讽刺使该集的风格显得更加奇诡，《讨好者》表达了作者对巴黎的公子哥儿荒诞行为不可遏止的愤怒和嘲谑。《疯子与维纳斯》也是一篇绝妙的讽刺之作。作者以他病态的笔调讽刺社会，讽刺世人，也讽刺了自己，他就是以这种嘲弄的口吻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反叛。

作者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使得他能准确地捕捉每个鲜明的意象。例如《暮色》、《双重屋子》等许多作品中，那些色彩强烈，富有象征意义的形象对表现作者的内心世界，起了和谐的作用。

作家、翻译家亚丁：在这本散文集里，可以看到作者对肮脏、畸形的现实社会所进行的洒漓尽致、疾恶如仇的讽刺和挖苦，对传统、麻腐朽的世俗习气的无情鞭挞和猛烈抨击；也可以读到他对美的向往和所作的引人入胜的描绘；还可以嗅到他某些寓意深刻但又难以捉摸的纤细的思绪。

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Baudelaire，1821-1867）是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在欧美诗坛具有重要地位，其作品《恶之花》是十九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诗集之一。从1843年起，波德莱尔开始陆续创作后来收入《恶之花》的诗歌，诗集出版后不久，因“有碍公共道德及风化”等罪名受到轻罪法庭的判罚。1861年，波德莱尔申请加入法兰西学士院，后退出。作品有《恶之花》、《巴黎的忧郁》、《美学珍玩》、《可怜的比利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