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以自强”是清代洋务运动的口号之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延伸。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等人慨于中国备受英人的侵扰,目睹西方的坚船利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建议在广东沿海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用以仿造西洋船炮。由于当时朝野上下昏昏沉沉,并没有感到形势的紧迫,魏源的建议只能束之高阁。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到了京城,使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感到“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并开始谋求自强之道。

19世纪60年代初,一种新的观念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部分清朝官员中萌生与发展,这就是洋务派的“求强”观。赵树吉首倡自强之言,他指出：“皇上以抚议为可恃乎?不可恃乎?如知其难恃也,则亦求所以自强之术而已”。接着,冯桂芬发挥了魏源在40年代的主张，申明学习西学乃中国自强之途,他建议“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说道,实在乎是”。奕䜣指出:“探原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现在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为主的洋务派官员，开始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

60年代中期以后,洋务派相继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数家军事工厂。这些军事工业的创办是与洋务派的积极活动分不开的。他们一致认为,中国要摆脱衰弱的局面,必须求强,要求强必须从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海陆军起步。李鸿章认为:“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左宗棠指出:“至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所恃,此项人断不可不罗致,此项钱断不可不打算”。丁日昌提出“不可不熟思所诉以自强之策”，“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奕䜣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正是在这种求强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第一批军事工业应运而生洋务运动由此兴起,中国近代化的车轮开始转动。

同治三年，李鸿章进一步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通过“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刺激、诱导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外国经济实力的扩张也起了一些抵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