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夫雷什中学》是前苏联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论家瓦·阿·苏霍姆林斯基编著的教育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69年。

《帕夫雷什中学》除前言外分为七章，在前言部分，作者对其教育信念进行了阐述；在第一章中作者对帕夫雷什中学从校长到教师整个集体的概貌进行了介绍；在第二章中作者对帕夫雷什中学富有教育性的物质环境进行了介绍；在第三、四、五、六、七章中，作者从体育与健康、德育、智育、劳动教育、美育五个方面阐述了其见解和做法。

《帕夫雷什中学》是作者根据其个人经验写成，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在帕夫雷什中学任教33年、其中包括26年任校长工作的总结。

学校的管理与领导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校长对学校的领导，首先是教育思想上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上的领导。校长工作的首位问题不是事务性问题，而是教育问题。他认为，作为校长，要把学校领导好，就要精通教育科学，并使这门科学成为科学地领导教育和组织全校师生活动的基础。就是要成为教育教学过程的能手，要掌握影响儿童和青少年的艺术。教学是学校工作的中心环节，校长尤其要善于用教育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带领和指导教师分析和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苏霍姆林斯基把形成集体的共同信念作为领导学校工作的另一重要问题来看待，他认为集体信念是靠集体的思想、智慧和创造确立起来的，而具有统一信念的教师集体又成为每个教师思维、创造和探索的源泉。教师之间要取得一致的是“深信教育的力量”，这种信心应该成为每个教师的信念。相信教育的力量，也就是相信自己的工作，相信教师能成为学生思想和感情的引导者，使难教育的学生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使教师树立起对学生命运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只有相信教育的力量，这所学校里才会有尊重、信任与严格要求的真正结合。

教师的素养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只有当教育建立在相信孩子的基础之上时，它才会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教师的职业是培养教育的职业，热爱自己的职业，首先就要热爱孩子，热爱孩子，意味着有跟孩子交往的精神需要，感到跟孩子交往是一种乐趣，相信每个孩子要成为一个好人，同时，时刻不忘自己也曾是个孩子。苏霍姆林斯基建议，尽可能深入地了解每个孩子的精神世界，是教师和校长的首条金科玉律。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一个好教师应精通他所教的科目据以建立的那门科学，热爱科学，并了解它的发展情况。教师只有具备渊博的知识，才能保证教学的质量，才可以在讲课时将注意的中心不是放在讲课的内容上，而是放在学生脑力劳动中遇到的难点上，才能在教的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智力训练；此外也只有具有渊博的知识，教师才能唤起学生的求知欲，发掘学生的天资才干。因此，苏霍姆林斯基要求教师必须要使教科书成为科学知识海洋中的一滴水，而要获得渊博的知识，只有一条途径——勤奋好学。他认为一个教师只要勤奋，而且有强烈的求知欲，那么他在教学论和教学法上的欠缺并不可怕。为此，他认为合格的教师必须是读书爱好者。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不掌握关于教育学、心理学的知识，教师在教育工作中就会像在黑夜里走路一样。他甚至断言，没有扎实的心理学基础，就谈不上教育素养。苏霍姆林斯基还认为，一个好教师要精通某项劳动技能，并且是这项工作的能手。每位教师只有基于自己的不同爱好，掌握某项劳动技能，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才能构成整个集体全面的教育活力。

校园文化建设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学校的物质基础不仅是一个完备教育过程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样它还是对学生精神世界施加影响的手段，是对学生进行的体、德、智、美诸方面的教育的手段。苏霍姆林斯基在精神世界的构筑方面提出，人的精神生活，即内心世界是否丰富，取决于他同周围世界的实际关系是否丰富多样，取决于他同自然界和其他人的相互作用的内容与性质。他把人的丰富充实的精神生活的构筑当做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和重要标志。并且认为人的精神生活不是完全个人努力的产物，而是周围世界与个人思想意志交互作用的产物。

在校园精神文化的构筑上，苏霍姆林斯基有以下方面的建议：

（1）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应该使学生过着丰富的精神生活。学校应当把学生培养成“精神丰富、体魄健全和道德完美的人。

（2）关注教师精神文化和家庭精神生活的发展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师集体的精神文化对学生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有效地开展学生全面发展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教师集体要有丰富多彩的智力生活，要有多样化的兴趣、广阔的眼界、顽强的钻研精神和对科学新事物的感性。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家庭精神生活是否丰富影响着学生精神的发展，因此他也比较关心父母们家庭精神生活的培育。他通过开办家长学校教给家长们必要的教育心理学知识，帮助亲子之间进行有效沟通，为塑造人际净化、健康的家庭精神文化提供理论实践方面的指导。

（3）重视书籍在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无限相信书籍的教育力量，是其教育信仰的真谛之一。他确信书是学校集体生活的丰富源泉，假若书没有成为学生获取精神财富的源泉，那么他的心灵中也不会产生其他精神需要，他的精神世界就必然是空虚的、毫无生气的。因此，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学校应成为真正的文化中心。

人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理论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学校教育的理想是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社会进步的积极参与者。

（1）德育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德育在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中占主导地位，认为高尚的道德是个性和谐全面发展的核心。苏霍姆林斯基强调说，道德教育是从儿童有意识的生活刚刚一开始就进行的。他认为，诸如同情心、乐于助人、尊重他人、热爱劳动、珍惜一切劳动创造等基本道德素养应当从小培养，并形成习惯。在道德习惯的形成过程中，自觉性、自尊心和责任感这三大要素起着重要的作用。苏霍姆林斯基还认为，道德习惯的形成要经历三个阶段，即正面教育阶段、自我道德评价阶段和道德成熟阶段。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道德教育应当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感，为每一个人培养起善良、诚挚、同情心、助人精神及对一切有生之物和美好事物的关切之情等品质是学校教育的基本的起码目标。苏霍姆林斯基认为，道德信念是道德发展的最高目标，是顶峰；道德教育的最终结果就是确立个人的道德信念。在他看来，道德信念不只是指人知道些什么，而首先是指他怎样把这些知识变为他的行动。苏霍姆林斯基指出，道德信念的形成应从培养学生的习惯人手，因为当学生高尚的道德行为已经形成习惯时，道德信念就稳定地形成了。

（2）智育

苏霍姆林斯基明确提出智育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是传授知识，发展智力，培养智能，通过智育形成学生的科学世界观，发展其认识和创造能力，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公民。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传授科学知识是智育的重要任务，教师必须首先让学生学习和掌握各门学科中的基础知识。这种知识能长期保持在学生的记忆中，是学生发展、加深和充实其知识的基础。其次，教师必须加宽学生的知识底子，让学生学习那些不必牢记但必须了解的知识。这种知识越多，基础知识掌握得就越牢固。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学生牢固掌握知识的关键是深入理解所学知识，因此教师必须引导学生独立阅读、认真观察、深入思考、细致分析和准确判断，使学生的知识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智育的任务不仅仅是传授科学知识，更在于发展智力，发展智力是智育的主要内容。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只有教师不把知识的积累和知识量的扩大视为教学过程的最终目的，而只是当做发展认识和创造能力以及喜好钻研的灵活思考能力的一种手段的情况下，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实现智育。

（3）体育

在苏霍姆林斯基的体育理论中，体育的首要任务是增进学生的健康，他认为，体育就是为健康而奋斗，就是为学生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得到和谐发展而奋斗。

（4）劳动教育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劳动是人的个性和谐全面发展的基础，要使人的个性和天资得到充分的发展，就要让他从事他喜欢的劳动。他明确指出，没有劳动的教育是片面的教育。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劳动不只是包括完善的实际技能和技巧，不只是指在长者得当的指导下训练出来的技艺，而且包括劳动在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劳动创造中的充实的智力内容、丰富的道德意义和明确的公民目的性。也即劳动的社会目的和思想目的。

苏霍姆林斯基表示，劳动的社会目的，只能看做是劳动和劳动教育的最初和表面的目的，决不是劳动教育的最高目的。劳动的思想目的较之劳动的社会目的，其意义更大。

（5）美育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美育是道德纯真、精神丰富、体魄健全的源泉；美育指的是使孩子们广泛地了解世界的文化成就和人类的文明价值；美育的重要的使命在于教会孩子能从周围世界（大自然、艺术、人际关系）的美中看到精神的高尚、善良、真挚，并以此为基础确立自身的美。苏霍姆林斯基认为音乐、文学作品、绘画等对美育起着一定作用。他在强调培养审美修养的同时重视引导学生去创造美。因为对美的创造要以对美的感受和体验为基础，是对美的感知的升华。

《帕夫雷什中学》曾在苏联多次再版，也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其他国家出版。

瓦·阿·苏霍姆林斯基（1918—1970），前苏联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1918年诞生于乌克兰，1933年考进克列明楚克师范学院的师资培训班，后考取波尔塔瓦师范学院语言文学系函授班。1939年从函授班毕业，获中学教师证书。1939年至1941年担任一所完全中学的语文教师兼教导主任。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上了前线，负重伤复员后重返教育岗位。1947年被任命为帕夫雷什中学校长，在这一岗位上工作直到1970年去世。其间，被选为俄罗斯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获得功勋教师称号，获得过两枚列宁勋章、多枚乌申斯基奖章和马卡连柯奖章。苏霍姆林斯基的主要著作有《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1956）、《学生的精神世界》（1961）、《青年一代共产主义信念的形成》（1961）、《关于人的思考》（1963）、《给教师的建议》（1965—1967）、（1969）、《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1969）、《公民的诞生》（1974）、《和青年校长的谈话》（197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