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二十三（1948）年一月二十六日的午后十五点零五分的时候，日本帝国银行东京椎名町的分店走进了一位中年男子。银行已经锁上了正门，他从员工通行的便门走了进来。这时分行的支店长吉田武次郎以下十六人，他们正在埋头整理票据，和处理事务，谁也没有注意他。

这位中年男子一看这番情景，大声说道：“我是东京都派来的，支店长在哪？”他的大衣袖子上套着写有“东京都防疫班（有时称消毒班）”的臂章。

吉田支店长接过对方递过来的名片，上面写着医学博士某，头衔是东京都卫生课兼厚生省（卫生部）厚生部医学办事员（这张名片在罪犯离开现场时被带走，所以上面的姓氏不祥）。中年人不紧不慢地说道：“这个银行附近地区爆发了集体性的赤痢中毒，GHQ（占领军司令部）命令我来前来附近调查，调查结果，一位赤痢患者的同住者今天来过这里，我向上级报告了这件事，消毒班马上就会来，我先给大家发预防的丸药。” 当时GHQ（美国占领军司令部）在日本可以说是呼风唤雨。

他从随手提的小箱子里拿出一个小瓶，让茶房准备了十七把调羹，

“丸药分两种,请大家在服用完第一种药以后一分钟左右以后再服用第二种药，GHQ给的这种药很有效，但是如果它碰到牙齿上的珐琅质会有疼痛的感觉，请照我示范的动作服药。”中年人边说边往调羹用注射器往调羹里滴了几滴药水，张开嘴，伸出舌头，一口气咽了下去。

在场的银行员一个一个毫不怀疑地把药喝了下去。

“那药非常烈，喝下去以后，感到胸闷气急。”“感觉好像喝下了一大口的威士忌。”“药里散发着汽油的臭味，舌头感觉辣辣的。”一些劫后余生的人这样回忆喝下第一口药以后的感觉。

当一分钟以后喝下第二种药不久，这些银行员全倒下了，十六个喝下药的人中十二人死亡，恢复意识并且活下来的人只有四个人。

犯人从银行抢了一共十六万四千元的现金和票面为一万七千元的支票，然后溜走了。支票第二天在安田银行板桥支店兑现，不过当警察发现时，嫌疑人早已溜得无影无踪了。

警察在现场发现的十六把调羹里（犯人使用的一把不见了）和死者的呕吐物中检验出疑似氰化钾的成分，这在日本犯罪史上如此大规模的投毒并且成功的事例是前所未有的。

犯人所用的第一种药类似氰化钾，第二种药极可能是水，为什么要在喝完氰化物以后，还要让人喝水呢？警视厅分析，下毒的中年人对剧毒药品有相当丰富的知识。第一，犯人对氰化钾的致人死地的计量把握的相当准确，他知道如何用最小的计量，达到最大的杀伤效果（生存下来的人回忆中年人是从小瓶子里把氰化物倒出来的）。第二，他让银行员服下第二种“药”的原因是他对氰化物的发作时间很有把握。当银行员喝下氰化物以后，如果有人反应过大，发出声响，或是往外乱跑，他的计划就全盘泡汤了，罪犯经过精确计算，如果让银行职员等一分钟，等待喝“第二种药”，就能确保这些人能够失去反抗能力。为了抢劫计划更圆满，“第二种药”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大规模地排查发现，在案发前曾发生过两起类似的案件。

安田银行荏原支店：1947年10月14日下午3点左右，一名中年男子来到安田银行荏原支店，向职员们分发了厚生技官医学博士松井蔚的名片。然后声称曾有痢疾患者来过这家银行，应占领军要求大家服用预防药物。然后像帝国银行事件中那样，让大家依次服用两种药物，所不同的是职员们喝下药后没有出现异常状况。调查表明，确实有松井蔚这么个人，而且的确是厚生省的医生。

三菱银行中井支店：1948年1月19日下午关门的时候，有一个中年男子用类似的手段声称要让大家服下药物，并分发了厚生省技官医学博士山口二郎名片。但是因为声称痢疾患者来过这里存钱而受到了店员们的质疑，于是此人只是在地上撒了点透明药水就离开了。这一次的名片是伪造的假名片。

那张1万7千日元的支票在第二天于安田银行板桥支店被成功兑换。支票的背书上地址、姓名分别写着“板桥三の三六六一”、“后藤丰治”，调查表明这是一个不存在的地址和人名。店员回忆说“犯人是个具有绅士风度的中年人。”“说话没有口音。”“说话显得非常叮咛。”这和三个事件现场勾勒出来嫌疑人的形象是一致。他在帝国银行计量毒药时手段熟练，沉稳。在回答银行员的提问也是有条有理，一丝不乱，所以，没有人对他产生怀疑。

搜查本部（专案组）把嫌疑犯的范围缩小为：1,医生，药剂师，防疫机关职员2，对银行内部工作熟悉的人士3，曾在军队（包括美国占领军内部）的特务机关的服务过的人士（因为犯人使用了氰化物作为犯罪工具，731部队的相关人员成为了重点怀疑对象），等等。以这些人为目标，进行了大约半年的搜查，始终没有找到嫌疑犯，大家都有些焦急了起来，甚至有人说这件事要进“迷宫”了（破不了案的婉转说法）。

事件发生八个月后的八月二十一号，当局在北海道小樽逮捕了旅游到此的东京蛋彩画家平泽贞通，这引起了轰动，因为他是当时有名的画家，技术高超，他的作品参加皇室的展览会，主办者连讨论，鉴赏都省了，直接送展。

线索是从那张留下“松井名刺（名片）”得到的。犯人在安田银行所使用的那张名片的主人松井蔚医学博士，真有这么个人，生活在仙台市。他是个一板一眼的人，名片发给了谁，全都用小册子记录了下来。他跟平泽在昭和二十二年的春天，在青津到函馆的渡船上交换了名片。不过，他还是百密一疏，他有十七枚名片不知道交换给谁了。

侦查人员对松井先生的名片进行了细致的调查，最后发现平泽在事后不久突然有了一大笔钱（十三万四千元,相当于一百五十万元日币）.更为不利的是，他的相貌经过目击者的辨认一致认为：“这个人和犯罪者长得很相似。”

“这些钱是我卖画得来的。”

平泽对那些来路不明的钱一概否认，可对是谁买的画，回答却是模糊的。

一个月以后九月二十日平泽还是招供了。可起诉以后又翻供了。昭和三十年（1955年）四月六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了死刑判决。

不过，各界对这次裁判存在很多疑问，争论还没有停止。杀了那么多人，现场的物证却少的可怜。而且有人举了以下几个疑问点：

1，毒药是从哪里得到的？关于这个问题，警察局方面最终还是没有得出肯定的结论。

2, 犯人在安田银行兑现支票时，八个专家对支票背面留下的签名与平泽的笔迹作了比对，七对一，肯定的意见占了上风。这是否给了检查官先入为主的印象？

3. 平泽是一个爱说大话的人，为他辩护的律师说他身上的病毒已经进入了脑髓，他其实是一个对自己的行为言语不能负责的人。他的自白是在警察的诱导下提供的。

虽然以上的几个疑点警察方面不能自圆其说，但他们手中有一个最有力的杀手锏。就是平泽手上那笔来路不明的钱。没有一个买主能够证明买过他的画。这招翻天印砸下来砸下来，谁也没招了。

昭和三十九年（1963年）律师终于找到一个野村的商人肯出来作证，可法庭作出的结论是“野村只是诈骗了平泽的画，没有付过钱。”

直到昭和四十三年（1968年），日本最高法院作出对平泽方面提出的再审要求不予受理的决定。这件轰动一时的毒药案件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结束了。

松本清张在他的小说里提出真正的犯人是731部队的漏网分子。平泽的律师说是住在千叶县的一个医生H，不过这都是一家之言。

（补充：平泽贞道于1987年老死在了监狱里，他到死都说自己是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