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小琥，作家。他在长篇小说《琴腔》中，以充满京韵的语言和不紧不慢的气度描摹着过去——一把琴、一首曲、一个人、一座城。作品中所呈现的不单是旧时光，更是一个“80后”作者对于行将断裂的传统的某种挽留。小说获第四届华人电影小说奖首奖。

我挺怕别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写厨师的故事，没有为什么，对我来说，一开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写这部小说的中途，其实还怕被人打扰，整天就跟刚打完狂犬疫苗似的，精神上特别脆弱。尤其是那种看谁都不顺眼的状态，一逗就毛，是挺招人烦的。所以身边的几位，知道连喘气儿都离我远着点。遇到过不懂事的，拉我去参加同学聚会，我觉得那种场面挺傻的，平日恨不得就住一个小区，十年未见，非要借这个由头，互相套套近乎，摸摸底细。

因为感觉他们话都不是用嘴说的，所以全程我一言未发，这点儿事我还是懂的。

后来班长举杯祝酒，却不知道该讲什么。我开口说，菜不错，人呢，好好活着吧。

也许很多人都和我那些同学一样，觉着活在这个世上，总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做，数不清的东西要抓在手里，这辈子他才赚了。其实未必，真正刻在你心里，在你记忆婆娑的那一刻，映在眼前的，不过还是那一两个瞬间而逝的画面而已。它们曾经于某段时光，停经在你的生命里，就此扎根。我想，这样的画面，就是宿命，是任凭你穷尽一生，千辛万苦，都不会改变的。因为有它，你才所以为你。

所以如果有人向我诉说他的宿命，他生命中挥之不去的那一点光亮与黯淡，我能做的唯有倾听，因为那是上天对于写作者的某种恩赐。人得惜福，是吧。

我至今都还记得，厨行里一位承袭开宗立派之真传的老先生，在自己家中，对我讲起早年间他的师父，遭人菲薄，无有善终时，他老泪纵横，喉咙发颤的样子。无论他这一世在行内的地位和贡献有多高，徒弟们有多爱他，一讲起师父，他还是会变成一个老小孩的样子，笑不断，泪也不断。在我看来，他与师父的宿命，合在了一起，并且延续到了今日。这是福，人得惜福，是吧。

说点松快的，为了这部小说，我跟不少厨师下过馆子，多数都是我掏钱（所以我不打算告诉他们这本小说的事）。他们会告诉我每道菜的规矩，然后说，现在全乱套了，京城最好的鲁菜馆，里面的川菜特别绝，这话搁从前，比扇脸还疼。

我喜欢看他们喝到微醺的时候，关起门来说谁家的买卖缺了大德，谁家的头灶和经理有过节，谁家的东西越做越不行。其中大部分，都是很久以前的故事，听着听着，就有重复，但是以前美啊，现在就不美了，现在没劲。

以前的每个人，基本上都过着听天由命的日子，自己能做主的，都是些针鼻儿大小的事。给孩子走个后门，从单位顺点儿东西，处了个对象说家住景山，见面后才知道介绍人大意，少说了个“石”字。都是这样的，现在想想，可气可叹，但那日子过起来，真的有种美感。好像是路走累了，还能找个地方歇歇脚，再走。

可现在不成了，走这条路的人，太多了，慢一点，别人就会撵你。

很多人说，这是好事，比如我想吃饭，家门口整条街里，山南海北的地方菜，我都能吃到，这叫什么？这叫繁荣。但是行内的老师傅对我说，恰恰相反，这叫败相，为什么？自己体会。

所以在《收山》里，屠国柱同样也被这个问题难住了。

当他在灶上，一站就是几十年，想赴命，想还债，想替自己的两位师父，找出答案时，他发现师父们未必不清楚答案是什么，但是此时已经没有谁在乎这个问题了。

因为人都不在了。

“80后”写作者中，常小琥的特殊显而易见。在旁人急于写这个时代的焦躁时，他在长篇小说《琴腔》中，以充满京韵的语言和不紧不慢的气度描摹着过去——一把琴、一首曲、一个人、一座城。作品中所呈现的不单是旧时光，更是一个“80后”作者对于行将断裂的传统的某种挽留。小说获第四届华人电影小说奖首奖。

记者：初遇《琴腔》，以为是正统的梨园小说，但细读之后却发现里面所藏更多的是对老北京的忆旧。对你而言，选取京剧作为小说的“舞台背景”，是否也是有所考量的？

常小琥：的确有，因为我自己首先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南城人，所以在构思的时候，便直觉般的计划去写这里各行各业的手艺人。京剧团的故事，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它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一个落脚处，与当下的时代有一种天然的落差，隔阂。其实现在回过头再看，正是这种氛围，为小说在节奏与质感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令它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调性。所以我始终承认，这上面我是讨到了一个便宜，至少在《琴腔》上，所谓“老北京”的土壤确实给我提供了便利之处。

记者：据说为了熟悉京剧，你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钻研，是否有曾经感慨和感受颇深的地方？

常小琥：其实从最早的构思阶段算起，要远长于一年的时间。我习惯确定好小说的母题后，尽可能多的走进去，接触最新鲜的素材，对一切事物的可能性抱有期待。这里面有一种本真的态度，所以你会观察到很多意外的收获。比如在创作前我会想当然地以为，剧团演员的生活始终保持在高强度的练习状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那种，但后来我得到的答案是不对的。包括琴师，会不会过于死板，除去手艺上的事情，和外界很难沟通。但真的聊起来，跟不上趟的反而是我，他们个个都是人精，语言之生猛，判断之精准，表情之丰沛，他们哪怕在别的领域里，也会一样的有声有色。而且我提到的每个问题，在他们身上都能得到反例，这是一个有趣的过程，他们用实际生活打破你对常识的认知。可见作家对语言和思想的掌控只是一方面，在另一面，你对生活经验的体会是多少，同样重要。

记者：小说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的追忆，也是你对于童年记忆的回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许多作家终其一生所写的，都是自己所回不去的过去，是对某一段公共历史的私人化重构。这是否可被视为《琴腔》的某一层意义？

常小琥：是的，剖开故事本身，《琴腔》的氛围和诸多生活细节，都源自于我对青少年时期的回忆。但人物关系和主线的铺排，则是在别处得到的。我想我不会成为终其一生去写回忆的那种小说家，但是我想说，与现在不同，八九十年代的北京城应该还是有美感存留着的。对于我们这一代而言，尤其是北京南城人，那会是永远都抹不掉的色彩。

记者：读完作品的许多人也许会发出慨叹：虽人事变迁，然琴韵悠远。也有评论者认为，贯穿作品的是一种超脱和淡然。对你而言，“琴腔”二字意味着什么？

常小琥：我自己看，就像在小说里，秦学忠悟到的那两个字一样，“淡远”。这其实也是很多人的一种处世观，我想秦学忠年轻的时候，他倨傲的性格一定在告诉他，淡远就是敬而远之，就是独善其身。可人到中年以后，他开始可以理解，自己的性格与生活，其实是可以有很多面的。那份淡远在心里默默保留着就好，但他还是要学会去和别人周旋，去维系关系，每一个人都要在与外界的相处中，尽量保持和谐的姿态，这其实也是生命里的一种两难。怎样把这种两难处理得善始善终，是一种境界。

记者：在写作上，《琴腔》并未迎合读者的心理预期———天才未能人生遂意，名角亦需委曲求全，有些人物走着走着，就从作品中消失了。这样的日常人生，奠定了作品的某种基调：与高潮迭起相比，你似乎更在意的是真实、细碎的生活。不知这样的理解是否妥当？

常小琥：确实不止一位朋友提出来过，我在刻意地避免去写激烈的冲突，或者高潮迭起的部分。而且人物忽然消失这一点，有虎头蛇尾的嫌疑。其实这恰恰印证了我对生活的理解，也有两个字“无常”。

我不认为故事里的人物，一定要由我去写一个结局出来，有一部分的空白，旁观者可以自己去填上。换句话说，你看到多少，就是多少，没看到的，也不必强求。我们经常会发现，身边朝夕相处的人，某一天可能突然就离开了，从前的岁月，像做梦一样。这样的体验我想每个人都有，《琴腔》里的很多人物，依旧有他自己的生命要去完成，只是可能不在这个故事里，能留下念想就可以了。

至于戏剧性的起伏这个部分，我承认我是不太去碰的，首先它确实不太好写，分寸不好把握。其次这是我性格中的一部分，我天性不愿去看扯破脸皮的东西。不过随着年纪慢慢增大，未来这个部分我可能不会再去躲避了。

记者：如今看来，作品既是一个行业的起落兴衰，也是两代艺人的命运沉浮。而在后记中你提及，最初想写的仅仅是两代人之间关于“子承父业”的期盼与落空的探讨。这个不断丰富的过程，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常小琥：有时候我将作家比喻为速录员。最好的状态，其实是你每天打开电脑，人物和故事自行交织，因为他们活了，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干，有自己的心情要诉说。这时候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去记录。

坦诚地说，我并不是那种训练感很强的写作者，也不是所谓“具有对文字掌控力的人”。我倒是觉得，直觉、眼界和气度，远比那些精于计算的谋篇布局，要可贵得多。因为写作进入到一个瓶颈阶段后，正是你自己要先走出来打碎某些东西，而不是被文字和结构钳制住。

我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上天有时候给了我什么东西，能写出来的，我就把它写出来，《琴腔》是我气运不错，顺顺当当地完成后，要比我最初设想的那条干巴巴的线索丰满多了。

记者：在作品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也来自于字里行间透出的古意。在青年作家的写作中，如此具有强烈个人特质的文字风格并不多见。这种浸染从何而来？

常小琥：所谓的古意，我想是那一代人身上与生俱来的某种气质吧，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确实身边有那种老学究式的人物。至于在字里行间里的，我想会有很多出色的年轻作家，更擅长体现这种意境，我想我们都有太长的路要去走，其实大家离那个所谓的“好”，都相差太远了。

2016年2月，常小琥创作的小说《收山》获得2015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最佳中篇小说。

2020年9月5日，常小琥的《长夜行》获得“第五届华语青年作家奖”中篇小说奖提名奖。

2022年11月，入选第14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编剧奖提名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