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读：gàn。干部学校，即培养训练干部的学校，也特指“文革”中按照“五·七”指示精神建立起来的，接收干部和知识分子劳动改造的农场，亦称五七干校。

例：关了三年牛棚,住了七年干校。——《结婚现场会》，文革中知识分子集体下放锻炼的场所。

干校与党校区别：党校担负培训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及其后备干部的任务，马列主义理论占总学时的一半以上。干校主要负责行政、业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一般干部培训工作，除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基础课外，文化、业务课程占总学时的70%-80%。

干校与管理干部学院区别：管理干部学院属正规的成人高等教育，干校多为中专就职，少数也有大专教育层次，办学形式较灵活，可根据需要办各种类型培训班。学时可长可短。

五七干校，是上世纪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各地各部门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名实相差悬殊，其实是一种“变相劳改”的场所。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还要求学校缩短学制，教育要革命，不能让“资产阶级统治”学校。

《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要在全国每个基层单位开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也表现出他对知识分子一贯的不信任态度。《五七指示》出台后，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对《五七指示》作了进一步阐述及推广。1968年，黑龙江柳河干校命名为“五七干校”，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此命名的干校。此后大批的五七干校在各地开办，许多老干部被“下放”到干校劳动。“五七干校”由此也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特定的名词。

当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大批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千名知识青年。而各省市地县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在那里接受改造的学员有数十万人。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972年4月24日），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随着他们的返城，五七干校也渐趋衰落、冷清。但谁也不敢贸然撤销；仍有一批人滞留在此。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当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运动时，各地的五七干校则成了办应景学习班的场所，平时则只有看守房舍和农具的留守人员。直至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此类干校方陆续宣告正式撤销。

这类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人被称为“学员”。无论资历深浅、品级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战士”。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科技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还拖家带口，未成年的小孩被托给城里或家乡的亲友代管。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国作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单位，连老弱病残除外的政策也被置于不顾，统统撵进干校；年纪最长的有七十（俞平伯）、六十（冰心、陈伯翰等）以上的人，丧失劳动力的、体弱的、深度近视的人就更多了。他们被不分年龄、性别，统统按照军队编制，编到划定的连、排、班去，由军宣队或工宣队管理。他们被规定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语录歌；要“早请示、晚汇报”，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甚至参加野营拉练。他们的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打井、盖房……要求自食其力。有很多人因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美术家朱宣咸以自己亲身经历创作的木刻版画作品《五七干校的夜读》，就是非常形象、生动与典型的反映了五七干校这一历史史实。

毛泽东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15日批转“五七指示”时指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已经把办军队式的“大学校”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认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此时，他的思路已经向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大学校”转变了。在这个“大学校”里，不光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把生产劳动与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农民、解放军、学校都办这种“大学校”的同时，提了一下干部。具体怎么办，他还没有考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