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录》是明末夏允彝著记载明末史事的史书，共六卷。

夏允彝（1596年—1645年11月4日）。字彝仲，号瑗公，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系明末著名少年诗人夏完淳之父。夏允彝自幼聪慧过人，饱读诗书，博学善文。他所生活的时代东林讲席之风正好盛行，苏州人张溥、杨廷枢等人仿效东林党，结为复社。夏允彝受此启发，也与松江同乡陈子龙、徐孚远等人结为几社，以此与复社文人相互应和。公元1637年（即崇祯十年），夏允彝考中进士，官居长乐知县。在任知县期间，他兢兢业业，吏治清明，尤其擅长处理疑难案件，平反了不少冤假错案，深得长乐百姓爱戴，被推为“廉能知县”。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室福王在南京监国，任命他为吏部考功司主事。

弘光元年（1645年），清军进攻江南，夏允彝与陈子龙等在江南起兵抗清，兵败后于同年九月十七日投水殉节，时年50岁，谥“忠节”。

著有《夏文忠公集》、《私制策》、《幸存录》等。

据史学家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鲒琦亭集外编》对《幸存录》题跋， 《幸存录》有两本。一个版本稍详细，另一个版本为东涧之客1646年以后“为洗雪而削去”。现存之《幸存录》上篇国运盛衰之始部分文字又重复出现在下篇东夷大略之中，已遭篡改。计六奇著《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抄录了较完整的《幸存录》。《明季北略》第二十四卷（五朝大事总论）内容即是较完整的六卷本《幸存录》。《幸存录》的内容，正如作者夏允彝所说，是记述“国家之兴衰，贤奸之进退，虏寇之始末，兵食之源流”的。

明朝灭亡后，夏允彝投奔极富民族气节的抗清名将史可法，与之共谋复兴明室大计。福王朱由崧登基后，他被推举为弘光朝吏部考功司主事，但由于母亲的原因未能上任。但他依然与同乡陈子龙一起，积极秘密从事抗清活动，曾多次为抗清义军出谋划策，进行多方支援。不久，史可法在扬州保卫战中殉难，接着，弘光小朝廷都城南京陷落，成立刚刚一年的弘光王朝就此覆灭。夏允彝面对如此国事，深感悲绝绝望，于是写下绝命词自投深渊而死，表达了以身殉明的坚强决心。他死后，其子夏完淳继承父亲遗志，与老师陈子龙一起积极从事抗清活动，两年后也被清军逮捕，壮烈牺牲。

在书中，作者记载了南明弘光朝廷建立的始末、史可法等忠臣义士如何被权臣马士英排挤出朝以及弘光王朝与满清士兵的作战情况以及清军逐渐入主中原的经过，寄予了自己对国事的深深忧虑以及力主抗清复明的坚强决心。而其中记述最详也最有价值的是“门户大略”和“门户杂志”两篇，在这两篇中，作者详细记载了弘光王朝各朝臣之间、东林党、阉党以及复社文人之间的党争。在夏允彝看来，值此清兵压境、国难当头之际，弘光王朝上下本应戮力同心、一致抗敌，但各朝臣之间却党派林立、纷争不断以至于互相倾压，因而在“门户大略”、“门户杂志”中对这些行为进行了毫不讳饰的批评，认为党争也是导致明王朝覆灭的极大原因。他的这些记述和言论，最为人称道也最为人所诋毁。

现存的《幸存录》删掉了崇祯皇帝中后金反间计的内容。因为崇祯在当时一般士人心中是勤政节俭，壮烈死于社稷的圣明天子，反间计消息的流传只会彰显“圣明天子”崇祯的昏暗，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不利于反清复明。而袁崇焕自被崇祯定罪磔杀后一直被称为“罪督”、“逆督”，形象在一般江南文人心中是极其负面的形象。毛文龙被认为是袁崇焕故意除掉，毛文龙那时的形象在一些人心中又变得相当正面。所以，有关毛文龙的不利内容也被适当削去。

幸运的是，计六奇得到了《幸存录》的较完整手抄本并将其附录在《明季北略》最后一卷，这才让我们今天能看到完整的《幸存录》。

按照作者在《幸存录》中的观点，明王朝的北都北京和南都南京之所以相继陷落，党争纷起、互相倾轧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东林党人与非东林党人之间的内讧。他们既没有高瞻远瞩、以国事为重的识见，亦没有戮力同心、和衷共济的肚量，相反却是你争我夺、斗个不休，其结果便是使明王朝的政治危机更加严重，以至于使清军有可乘之机，这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事情，其结局是“亲者痛，仇者快”。夏允彝虽然本身就是几社发起人之一，也与复社文人交好往来，但他并不为门户偏见所囿，而是站在一个较高立场上深刻认识到党争足以耽误国事，因此强烈反对党争。他的这些见解都在《幸存录》中得到了表现，故“门户大略”与“门户杂志”两篇颇多公允之论。比如，他对于东林党人和复社文人的评价中都既有恕辞也有贬词，既赞赏他们在朝政中的一些正义作为，也对他们杂而偏、不尽公忠的缺点秉笔直书。认为正是由于他们囿于自己的门户之见而言辞过激，致使党争加剧，结忿深久，导致了身家两败、国家命运更加艰难的结局。同样，对于当时及后世史书中人人唾骂的马士英等人，夏允彝也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对之进行了评论，其中也是既有恕辞也有贬辞。

《幸存录》的这些言论引起了一些东林党人及复社人士的不满。由于夏允彝的人品行为都是光明磊落广为人所称道的，所以复社文人要想对此进行攻击驳斥就有一定难度。为了给自己的攻击言论找一个较好的借口，许多东林党人和复社文人便将《幸存录》牵强附会地认为是别人窜改的作品。如复社文人黄宗羲认为该书是后人窜改而成的，称其为“不幸存录”，并作《汰存录》以纠正该书说语。巢鸣盛在为《汰存录》写序时，更将《幸存录》说成是小人附会的议论。他们之所以会产生这些看法，恰恰是因为作者在《幸存录》中所指出的“门户之见”所致。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幸存录》长期以来不断遭到删削和窜改，以至于使该书难以保持原貌。

在《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中，《幸存录》仅作一卷，传抄本有三卷、四卷、六卷不等。夏完淳在《续幸存录自序》中称《幸存录》为：“首盛衰大势，辽事、门户与流寇，皆有大略，有杂志。”据此可知，《幸存录》原书共有八篇。现今的流行本包括“国运盛衰之始”、“辽事杂志”、“门户大略”、“门户杂志”、“流寇大略”、“东彝大略”等共六篇，其中辽事无“大略”，流寇无“杂志”，已经亡佚两篇。通行各本中有合而为一卷的，也有以篇为卷的。各种本子都有所删削，而其中以六卷本较为完善。

《幸存录》长期以来之所以不能保持原貌，除去该书观点引起有门户之见的文人的删削和窜改外，还因为该书在清朝被长期列为禁书，不能刊刻，只能以抄本的形式秘密流传。在辗转传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增删或遗漏之事。据现存史料看，《幸存录》有许多种抄本，且各抄本卷数颇有差异。另外，还有光绪九年（即公元1883年）刊刻的《胜朝遗事》本、《明季稗史汇编》本、《明末十家集》本等等。

清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经军机处奏请、乾隆帝批准，《幸存录》被列为全毁书。究其原因，不外乎作者夏允彝是执着于抗清事业的义士，并且书中“触碍字句甚多”、“语多偏颇”，为满清王朝所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