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十分浓厚的人文经典意识。一方面是传世文献中有着代代相承的丰富多样的文化典籍（这在世界文化中是罕见的），另一方面是千百年来读书人对经典的持续研讨和长期诵读传统（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由于废科举，兴新学，由于新文化运动和建立新民族国家需要，也由于二十世纪百年中国的动乱不安，这一传统被迫中断了。但是近年来似乎又有了一点存亡继给的新机会。其直接的动力，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提倡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更主要是自下而上，由民间社会力量以及一些知识分子推动的又一次“传统文化热”，尤其表现在与八十年代坐而论道的文化批判不同，一些十分自发的社会文化教育形式的新探索。譬如各地开展少儿诵读经典活动，一些民间学堂的传统文化研习，一些民办学校、农村新兴私塾等，对学习传统经典的恢复，以及一些大学里新体制的建立等。其时代原因，表面上看起来与中国近十年的经济活力与和平崛起有关系，其实比这复杂得多。至少可以提到的是：转型社会的道德危机和意义迷失所致社会生活的新问题及其迫切性；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的相互竞争相互激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科技至上的社会环境中，公民社会的人文精神品质正在迅速流失；在这个背景下，青年一代人中国文化特质正在迅速丧失；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由文化激进主义而带来的弊端渐渐显露，中国文化由遭受践踏到重新复苏的自身逻辑以及文化觉醒；以及从经验主义出发，从社会问题出发，实用地融合各种思想文化的资源以有利于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视野等等。总之，一方面是出现了重要的新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前所未有的危机。惟其复杂而多元，我们就不应该停留于旧的二元对立的思路，不应该坚执于概念义理的论争，不应该单一地思考文化思想的建设问题，而应该从生活的实践出发，根据我们变化了的时代内涵，提炼新的问题意识，回应社会的真正需要，再认传统经典的学习问题。
所以，这套书我是欣然赞成的。在目前中国文化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机 会，同时也是出现前所未有危机的情况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愿意做一点负起社会责任的事情，体现了他们的眼光、见识和魄力。如果有更多的出版社和文化单位 愿意援手传统文化积累培育工作，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有希望的。是为序。
庄子（约前369－前286）。战国时哲学家，庄氏，名周，（一说子沐）。汉族，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一说今安徽蒙城县）人。做过蒙地方的漆园吏。
庄子的生活时代可以确定为战国中期，但其确切的生卒年由于年代久远，缺乏确凿证据，已无法考证，只能根据与庄子大约同时的人物来进行推测。《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说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又说“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那么庄子应当大约与梁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近人马叙伦在《庄子年表》中认为，《庄子》中对魏文侯、武侯都称谥号，对惠王则是先称其名，又称其为王，从而推断庄子出生于魏文侯、武侯之世，最晚也在惠王初年，这是很有道理的。
庄子所处的年代，一方面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动荡，战争频发，生灵涂炭，另一方面正值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文化成为一种强烈的需要，“士”这一阶层大量出现。这种社会与文化状况对庄子思想的形成起着重大作用，彼时孟子正游说各国，墨家门徒遍及天下，齐国“稷下之学”也正当鼎盛，而庄子却主动地选择了“无用”和贫困。《庄子》中描述他身住陋巷，以织草鞋为生，饿得形容枯槁，面孔黄瘦，受人讥嘲，有时甚至连温饱都无法解决，还得向人借米：见魏王时，他也只是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踏着用麻绳绑着的破布鞋。但《
秋水》、《列御寇》中都曾描述他断然拒聘的故事，《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也曾记载楚威王欲聘庄子为相，庄子却表示“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生不仕，以快吾志焉”。虽然这些故事有可能是庄子门徒为抬高庄子地位而杜撰的，但也可以从中窥见到庄子超然世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风度，以及视富贵荣华如敝屣的生活态度。
庄子也曾经做过漆园吏这样的小官，但决非出于他的主动选择，可能只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做出的退让。《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周尝为蒙漆园吏”，关于“漆园吏”的说法不一，推测可能是专管种植漆树的小官。《庄子》书中也多次提到漆的生产和使用，如《人间世》“漆可用，故割之”，《
骈拇》“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此外，《庄子》书中也常引述一些工匠的故事，值得注意，如《
养生主》篇“
庖丁解牛”，《人间世》篇“匠石之齐”，《达生》篇“梓庆削木为镰”等等，这说明庄子是比较熟悉当时下层工匠劳动情况的。
庄子向来认为“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因此与之来往的朋友极少，即使有门徒可能也数量不多，正如
朱熹所说：“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但也有例外，便是惠施，他可谓是庄子生平唯一的契友，《
徐无鬼》中讲“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