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имонов，1915年11月28日—1979年8月28日），苏联作家、小说家、诗人、剧作家。

1915年11月28日生于俄国圣彼得堡一个沙俄军官家庭，曾参加反法西斯卫国战争。

1939年任军事记者，以后一直从事战争题材的创作。他的成名作——剧本《我城一少年》（1941）表达前苏联人民对即将来临的战争的必胜信心。战争初期的抒情诗作，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如《等着我吧……》《打死他》《请你记住，阿廖沙，斯摩棱斯克的大道……》，在士兵中广为流传。剧本《俄罗斯人》（1942）歌颂经受了战争考验的苏联人民的精神力量。中篇小说《日日夜夜》（1943～1944），描写苏联红军在保卫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英勇事迹。战争后期，随军经过东欧各国，直至柏林，写有特写和短篇故事集《从黑海到巴伦支海》（4卷，1942～1945）。战后到过美国。剧本《俄罗斯问题》（1946）揭露美国统治集团发动新战争的企图。还发表诗集《友与敌》（1948）。《我城一少年》《俄罗斯人》《日日夜夜》《俄罗斯问题》《友与敌》均获斯大林奖。到1979年去世。

1949年10月访问中国。1950年出版《战斗的中国》一书，描写中国人民进行的解放战争。1959至1971年发表的三部曲之一《生者与死者》（第一部《生者与死者》，第二部《军人不是天生的》，第三部《最后的夏天》），描写从战争初期苏联红军在西部边境的溃败、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到1944年夏天解放白俄罗斯战役的胜利，具有广阔的历史画面和生动的战时生活的细节描写，但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心理活动和性格变化较少。三部曲获1974年度列宁奖金。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陆续发表了几部战时札记，最著名的有《洛巴金札记摘录》（1965）。30年代至50年代发表过几十篇文艺评论文章，主要评论同时代的作家及其创作。其创作的《蜡烛》被收入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他的小说反映了卫国战争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真实内容。

为了纪念这位诗人，在今天的圣彼得堡城北部，有一条街就命名为“西蒙诺夫街”。

《等着我吧》写于苏联卫国战争初期。1942年1月，许多文学家和音乐家准备撤往大后方，暂住莫斯科旅馆，西蒙诺夫把他的诗集送给了作曲家M.勃兰切尔，勃兰切尔为此诗感动，随后即谱了曲。

当时苏联面临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国家处在艰难之中，这首诗描写了战士的希望和妻子对丈夫忠贞不渝的爱和信念，一经发表争相传抄，给了战士以极大鼓舞，有的战士特意把此诗抄在信中寄给妻子。有位战士在战后写信给西蒙诺夫说：“您的诗，以及您在诗中所表达的对亲人深切的爱，支持我们度过战争岁月。”

战后，西蒙诺夫以此诗为题，写了一出多幕话剧，导演戈尔恰可夫特意要求由勃兰切尔谱曲的《等着我》要保留在剧中。

《蜡烛》是前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作品。作品刻画了一位南斯拉夫母亲，文中只有关于她的动作描写，没有语言描写。透过细腻的动作描写可以感受人物的心灵，感受这位南斯拉夫母亲对红军烈士的至情至爱。作品突出“蜡烛”这个细节，赋予作品一种亮色。抒情诗般的结尾，深情赞美了南斯拉夫人民对苏联红军的深厚感情。根据课文特点，要着力探究这位南斯拉夫母亲的心理活动，根据她的一举一动感知她的内心世界，并从字里行间体味在冷静的叙述中包含的作者的感情。本文表达了作者对法西斯的痛恨及对和平的向往。

《蜡烛》的写作背景是1944年9月，二战进入了最后的较量阶段，当时西蒙诺夫任军事记者，随苏联红军到南斯拉夫采写战地通讯。这篇通讯以现场目击者的身份，以“我们”（苏联红军）的口吻，讲述了在贝尔格莱德战役的最后一个小战役中发生的一个故事。本文被选入人教版八年级上册语文书，第三课。

1944年9月19日，贝尔格莱德实际上已经拿下来了，只有萨伐河上的一座桥和那个小小的桥头堡还在德国人手里。

那个早晨，5个红军战士决定要偷袭这座桥。他们必须先爬过一块不很大的方场。方场上散布着几辆烧毁的坦克和铁甲车，有德国人的，也有我们的。只有一棵树还没倒下，好像有双魔手把它的上半身削去了，单留着一人高的下半截。

在方场的中央，我们那5个人被对岸敌人的迫击炮火赶上了。在炮火下，他们伏在地上有半小时之久。最后，炮火稀了一点儿，两个轻伤的抱着两个重伤的爬了回来。那第5个已经死了，躺在方场上。

关于这位死者，我们在连部的花名册上知道他叫契柯拉耶夫，19日早上战死于贝尔格莱德的萨伐河岸。

红军的偷袭企图一定把德国人吓坏了，他们老是用迫击炮轰击方场和附近的街道，整整一天，只有短短几次间歇。

连长接到命令，要他在第二天拂晓攻占那座桥。他说，因此这时候不必去搬回契柯拉耶夫的尸首，等明天攻下了桥再埋葬他吧。

德国人的炮火一直轰到太阳落山。方场的另一边，离其他的房屋几步的地方，高高地耸立着一堆瓦砾，它的本来面目简直一点也看不出来了。谁也不会想到，这里头还有人住着。

然而在这堆瓦砾下边的地窖里，居住着一个叫玛利·育乞西的老妇人。砖瓦半掩着的一个黑洞就是那地窖的入口。

老妇人育乞西本来住在那座房屋的第二层，这是她死了的男人——守桥的更夫留给她的。第二层被炮火轰毁了，她就搬到楼下去住，住在楼下的人早已搬得一个不剩了。后来楼下也毁了，老妇人才搬到地窖里去住。

19日是她住进地窖去的第4天。这天早上，她明明白白看见5个红军爬到了方场上，方场和她之间只隔着一道扭曲了的铁栏杆。她看见德国人的炮口对准了这5个红军战士，炮弹纷纷在他们周围爆炸。她从地窖里爬出来，想招呼那5个红军战士到她那里去——她认定，她自己住的地方比较安全，然而她刚爬出一半，一颗炮弹落在近旁炸开了。老妇人被这一震，耳朵也聋了，脑袋碰在墙上，就失去了知觉。

她醒来的时候再朝那边看，5个红军战士只有1个留在方场上。这个红军战士侧着身子躺着，一只手臂张开，另一只手臂枕在脑袋下面，好像想躺得舒服一点儿。老妇人叫了他几次都没有回答，才知道他已经死了。

德国人又开炮了，炮弹在这小小的方场上炸开了，黑色的泥土直翻起来，柱子似的。弹片把那些剩下来的树木的枝条都削去了。那个苏联人孤零零地躺在那毫无遮掩的方场上，一只手臂枕在脑袋下面，周围是炸弯了的铁器和烧焦的树木。

老玛利·育乞西看着那战死的士兵，看了许多时候，她很想把这件事告诉什么人。可是附近一带，不用说人，连一个活东西都没有，甚至陪伴她在地窖里过了4天的那只猫也被炸起来的砖石碎片砸死了。老妇人想了半天，然后，伸手在她那唯一的衣包里摸出些什么东西来，揣在怀里，慢慢地爬出了地窖。

她不会匍匐前进，也不能快跑，干脆直着身子，一摇一摆，慢慢地向方场上走去。一段还没有炸断的铁栏杆拦在她前面，她也不打算跨。她太衰老了，跨不过去，因此慢慢地绕过了那段铁栏杆，走进了方场。

德国人还在轰击，可是没有一颗炮弹落在老妇人的近旁。

她穿过方场，到了那战死的苏联士兵身边，用力把那尸身翻过来。看见他的面孔了，很年轻，很苍白。她轻轻理好了他的头发，又费了很大的劲，把他那一双早已僵硬的手臂弯过来，交叉地覆在他的胸前。然后，她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德国人还在开炮，可是跟先前一样，炮弹落得离老人很远。

这样，她静静地坐在那里，约有1小时，也许两小时。

天气很冷，四下里很静，除了炮弹的炸裂，没有任何声音。

她终于站了起来，离开了那死者。走了不多几步，她马上找到她需要的东西了：一个大的炮弹坑。这是几天之前炸出来的，现在，那坑里已经积了些水。

老妇人跪在那坑里，用手掌往外舀水。舀几下，她就得休息一会儿。她总算把坑里的水全舀干了，于是又回到那死者旁边，两手抄在死者的腋窝下，把他拖走。

路并不远，一共不到10步，可是她太衰老了，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3次。最后，她总算把死者拖到炮弹坑里。她已经筋疲力尽了，又坐在那里休息了好久。

休息够了，老妇人跑到死者旁边，用手在死者身上画了十字，又吻了死者的嘴唇和前额。

然后，她双手捧起炮弹坑四周的浮土，一捧捧慢慢地放在死者身上。不久死者已经完全被泥土盖住了。老妇人还没有满意，她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坟堆。又休息了一会，她又捧起土来继续盖上去。几小时的功夫，她一捧又一捧地竟然堆起了一个小小的坟堆。

德国人的炮还在轰击，但是，和先前一样，炮弹落下的地方都离老妇人很远。

做好了坟堆以后，老妇人就从她那黑色的大围巾底下摸出离开地窖的时候揣在怀里的东西——一支大蜡烛。这是45年前她结婚的喜烛，她一直舍不得用，珍藏到今天。

她又在衣袋里摸了半天，摸出些火柴来。她把那大蜡烛插到坟堆的顶上，点了起来。这天晚上没有风，蜡烛的火焰向上直升，一点也不摇晃。老妇人对着这烛光，坐在坟边，一动也不动，两臂交叉抱在胸前，披着那黑色的大围巾。

炮弹爆炸的当儿，蜡烛的火焰不过抖一下。但是有好几次，炮弹落得相当近，蜡烛被爆炸的风吹灭了，有一次，竟给震倒了。老妇人就取出火柴来，很耐心地再把蜡烛点燃。

天快要亮了，蜡烛也快要燃尽了。老妇人在地上到处找，终于找到了一片带锈的洋铁。她用瘦弱的手指使劲把这片洋铁弯成了半圆，插在蜡烛旁边的泥土中，作为挡风的屏障。布置好了，她站起身来，仍旧慢慢地穿过方场，绕过那一段没有倒下的铁栏杆，回到地窖里去了。

拂晓前，契柯拉耶夫所属的那一连红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直奔方场，占领了这座桥。

隔了一两个小时，天色已经大亮了。红军的步兵紧跟着坦克过了桥，战斗在河的对岸进行着，再没有炮弹落在方场上。

这时候，连长派了几个士兵去找契柯拉耶夫的尸体，打算把他和今天早上战死的战士一同埋葬。那几个士兵到处找也找不着。突然，有一个士兵吃惊地大声叫了起来：“看呀！”大家都朝他指的方向看。

在被毁坏的铁栏杆附近，耸立着一个小小的坟堆。坟堆上的一支蜡烛有生锈的洋铁片给它挡住了风，在坟堆上耀着柔和的火焰。蜡烛快点完了，烛芯快被蜡泪淹没了，但是那一朵小火花依然在闪烁。

站在坟堆旁边的红军士兵们立刻脱下了帽子。他们围着这坟堆，静默地站着，看着渐渐暗淡下去的烛光。

这时候，一个披着黑色大围巾的高身材的老妇人慢慢走来。她默默地走过那些红军战士的身边，在坟旁跪下，从黑色大围巾底下取出又一支蜡烛来。这一支和坟上快点完的那一支一模一样，显然是一对。老妇人蹲下身去拾起那蜡烛头，把那新的一支点着了，插在那老地方。她站起来的时候，行动很困难，离她最近的红军士兵小心地把她扶了起来。

但是即使在这个当儿，老妇人也没有说话，她不过抬起眼睛来，朝这些脱了帽的肃立着的人们看了一眼，十分庄严地对他们深深一鞠躬；然后，把她的黑色大围巾拉直了，颤巍巍地走了，没有再回过头来，看一下那蜡烛和那些士兵。

红军士兵们目送着她走远后，小声地谈论着，似乎怕惊扰那肃穆的空气。接着，他们穿过方场，走过桥，赶上他们的连队，投入了战斗。

在炮火焦灼的土地上，在炸弯了的铁器和烧死了的树木中间，那一位南斯拉夫母亲惟一珍爱的东西——她结婚的花烛——还是明晃晃地点在一位苏联年轻士兵的坟头。

这一点火焰是不会熄灭的。它将永远燃着，正像一个母亲的眼泪，正像一个儿子的英勇，那样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