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号诏》是至元八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日（公历1271年12月18日）元世祖忽必烈发布的建国号并且称帝的诏书，起草者为徒单公履。其主旨是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大元”。

1260年，忽必烈即位，建元中统。这是成吉思汗的继任者中头一个采用“汉法”传统年号来纪年的可汗，亦可视为蒙古人开始汉化的重要标志，他已把《易》之乾元与中统联系起来了，可谓忽必烈皇帝爱上了这“元”字之源头。忽必烈皇帝曾云：“昔为之有国者，或以所起之地，或所因受之封，为不足法也，故谓之”元“焉。元谓之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

元世祖至元八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日（公历1271年12月18日），元世祖忽必烈发布《建国号诏》，主要内容有：改元建号，，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大元”，元世祖忽必烈成为“大元皇帝”。

《元史.世祖本纪》之后，有一段至为简单的话，概括地精确而恰当，其文曰：“世祖度量宏广，知人善任，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也。”

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义而制称。为秦为汉者，盖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得无少贬。

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振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伸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兹大冶流形于庶品，孰名资始之功？予一人底宁于万邦，尤切体仁之要；事从因革，道协天人。於戏！称义而名，固匪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负于投艰。嘉与敷天，共隆大号。

承受伟大的天命，统一天下而建立王朝，必须有美好的名号，以接续历代先王的正统，自古以来，不只本朝如此。“唐”有“荡”“大”的意思，尧取来作为国号；“虞”有“娱”“乐”的意思，舜取来作为国号。禹和汤兴起的时候，也分别取有“大”“中”意思的“夏”和“殷”作为国号。从此以后，事情的演变已与古代不同，乘机而建立王朝的人，不再采取具有美称的文字作为国号。秦与汉，标明他们最早发迹的地方；隋与唐，则沿袭他们受封爵位的邑名。这些都是顺从老百姓的习惯，也算是一时的权宜建制，完全出于公正的心态，并无褒贬之意。

我太祖圣武皇帝成吉思汗，手握天子的符瑞，兴起于北方，以神圣勇武的睿资，禀受帝王的谋猷，英伟的声名震动四方，极大地拓展了疆土，版图之广阔，为古所未有。最近，年高而有德望的人，纷纷来到朝廷，进呈奏章请愿，认为既然已经建立帝王之业，应该早日设定国家的大号。依据古代的制度，这是理所当然的，我的心中怎么会有其他的用意呢？因此，我决定以“大元”作为国号，这是采取《易经·乾卦》里“大哉乾元”的意思。这个陶铸自然界流动变化的各种形态成为宇宙万物的“元”字，是什么人赋予它肇创功绩的名义？我奠定了天下万国的安宁，尤其能够体会仁德的重要性，所以一切事物都按照原来的制度，治民之道也尽力谋求天人之间的协和。啊！这些都是符合实情所定立的名号，绝对没有过分谀颂的意思；希望这个美好的称号能够传流久远，才不至于辜负以往的辛劳。一切美善施给普天之民，盼望你们一同兴隆这一个伟大的国号。

这诏书是说明元朝政权性质非常重要的文件。诏书明确承认，忽必烈他所建立之元朝这一王朝，乃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继承，是尧舜禹汤，秦汉隋唐的继续，所谓：“绍百王而纪统”者是：诏书又把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自己的这份统一大业，看作是“历古所无”的“大业”，这业绩是古代任何一个君主所无法比拟的，因而用“蒙古”这个民族的名称，已不足以表示新王朝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