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把山东从德国手上转让给日本的强权统治，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21条”等口号，并在示威游行中火烧国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章宗祥。北洋政府逮捕了32名爱国学生。北大校长蔡元培偕同13所大学校长要求总统徐世昌立刻释放学生。上海也举行三罢活动支援北京爱国学生。《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引起民愤，反动军阀被迫将他释放。蔡元培、李大钊、胡适及众师生到监狱门口迎接。陈独秀对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十分钦佩，表示马上成立马克思研究会；李大钊提出还应进一步组织发动工人。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运动在全国掀起：天津有周恩来、邓颖超参加的觉悟社；济南有第一师范学生组成的励新学会；湖北有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毛泽东等发起“驱张运动”，率代表团赴京请愿，李大钊与他促膝长谈，认为经济基础问题的解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一系列爱国行动再次引起军阀政府的恐惧。李大钊连夜将陈独秀送出北京，两人相约南呼北应，尽快建党。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见到陈独秀，夜读《共产党宣言》中文译稿，憧憬着中国革命的未来，坚信农民将是革命的主力军。陈独秀、李大钊努力联系到共产国际，得到了他们的支持。1921年7月23日，来自长沙、武汉、上海、济南、北京等地的毛泽东、何权衡、董必武、陈潭秋、李达、李俊汉、王烬美、邓恩铭等13名代表聚会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中途受到密探打扰，地下斗争经验丰富的马林机警地建议立即散会。后经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一只游舫上继续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党章，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布成立。“马克思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万岁。”的誓言低沉却又震撼寰宇。红船迎着滚滚波涛驰向远方。
1989年3月，黄亚洲在嘉兴南湖烟雨楼参加创作座谈会时，萌生了创作中国共产党建党这一历史题材影片的想法，并与参会的上海作家汪天云一拍即合。初秋，二人正式向上影厂递交《开天辟地》的创作方案。很快，上影厂决定向黄、汪二人组稿。黄、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当年的年底写出了十万字的电影文学剧本并送到上影厂文学部。但是，为了保证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质量，1990年2月4日，上影厂成立了以吴贻弓为组长的《开天辟地》专题领导小组，采取同一题材分几路组稿的方式，向沙叶新、周振天、张来钧等同时组稿，择优选用。为了中选，黄、汪再度对剧本进行加工。6月，经过对三部文学剧本的讨论研究，上影厂正式决定，采用黄亚洲、汪天云的剧本，并将沙叶新、张来钧的剧本精华也吸纳其中。7月，剧本定稿获上海市委宣传部、市电影局党委肯定，报送中央重大历史题材创作领导小组及中宣部。9月26日，经四易其稿的《开天辟地》获准投入拍摄。
拍摄像《开天辟地》这样题材的影片，有两种捷径可走，一是类似编年体纪录片，史实确鉴，言必有据，但会缺乏艺术感染力和魅力；另一种是虚构人物贯串全片，拍成情节片、动作片，乃至悬念迭起的惊险片，表面上让人眼花缭乱，但实际会让观众感到虚假、不严肃。导演李歇浦认为，题材决定该片的总体艺术风格是史诗式、全景式、纪实性的历史画卷，它的文献价值和史学价值必须放在首位。因此，在结构上，不能以铺设情节为主，更不能用常见的戏剧冲突和戏剧思维去构筑全片，所以，他向摄制组全体人员强调，影片必须有强烈的历史凝重感、悲怆感和纵横感。而为了使这部近3小时的影片能让观众坐得住，李歇浦等主创人员对4个半小时的素材进行了取舍，加使全片节奏紧凑，同时，注意写意与写实相结合，借助音乐、画外音、电影造型手段等表现用写实手法难以表现的思想内涵。
在人物塑造方面，导演李歇浦力求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相结合，以一定的史实为依据，依照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进行艺术创造，虚构了陈独秀父子在牢中相见、李大钊雪中送炭、毛泽东和杨开慧拜堂、毛泽东与陈独秀在印刷厂相见等情节。在事件与人物关系的把握上，他尝试用事件带出人物，服务于人物塑造，对事件的交待点到为止，而用更多的篇幅来表现人物性格。为突出塑造好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三个主要人物，除了描写他们的政治斗争外，还试图通过战友情、父子情、夫妻情等多侧面刻画人物性格。
在拍摄该片时，由于不能在北大红楼的原址上拍摄，为了追求历史感、真实感，美术师按资料照片，复制出了整个雕花大门。因为时代变迁中，影片中涉及的多处建筑已不复存在，剧组的美术师就选取建筑风格相近的外景代替，如北大的校园景是在建筑年代、风格相近的上海华东政法学院的旧校舍拍的。而即使是虚构的剧情，剧组也没有随便选景，例如片中湘江祭神的戏，本来在上海找个有水有岸的地方也可以拍，而且真正的湘江边现代化景观无法回避，但剧组仍去湖南找了另一条河代替，这样做，除了是出于保持地理特色的考虑，还因为当地群众演员的形象、气质是上海所不能替代的。
《开天辟地》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它写出了历史真实，一反从简单的观念出发，而是从深入历史，寻找革命先驱者的真实脚印，这是艺术上的一次重大突破。首先，它写出了复杂的历史环境，不仅写出了敌人的严厉镇压，而且写出了各种思潮的矛盾与斗争，写了与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彻底决裂，这样也就可以看到当时环境的艰难，也因此更可以看到先驱者对理想的执着，为人民解放事业的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如果说，该片还有某些不足之处，那就是在写历史环境的复杂性、艰巨性的同时，未能更加有声有色地描绘出风起云涌的人民斗争，从而未能更加强烈地显示出时代历史特点。过去的有些影片在涉及革命历史题材时，常缺乏一种历史态度，把人物理想化、简单化，也就谈不上历史的真实。而该片则在这一根本之点做出了新的选择，因此从根本上改变了影片的艺术面目。影片的主创人员不仅把注意力放在几个主要人物身上，而且也注意对群像的刻画，也因为注意了这些背景人物的刻画，从而使整个影片营造出浓烈的时代气氛。还因为烘托出了这样一种时代气氛，于是，几个主要人物的出现也就自然地融为一体，让人感到可信、感到亲切，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中国电影评论家学会名誉会长
梅朵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