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式社区是指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由城市主次干道围合、中小街道进行组团分割所形成的无围墙城市社区。社区内部路网密度较高、街道尺度宜人、社区空间与城市空间无缝衔接。同时，开放式社区注重土地集约利用以及社区整体价值，提倡“窄路幅，密路网”，公共服务设施就近配套。

封闭小区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首先是上世纪50年代单位“圈大院”，接着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房地产开发商蜂拥建起封闭的住宅小区。前者是“单位制”下的结果，人以单位区分，享受各个系统的服务与福利；后者是“住房市场化”的产物，封闭小区的建筑特点，与不断分化的城市阶层相辅相成，彼此强化。按照中山大学教授袁奇峰的说法，封闭式小区的形成，是因为“过去地方政府财力有限，把大块土地承包出去，全都让开发商搞，可减轻一些负担”。

  城市发展的土地储备日渐稀少，同时陷入道路供给不足、街区活力趋弱和城市开放度、包容度降低的困境。面对这问题，如何去解决，封闭小区、大院的那堵墙是最显眼的。因此，从政策上不批封闭住宅小区，并逐渐打开已经建成封闭住宅小区的围墙，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冲击-回应”治理逻辑。

  “冲击-回应”的治理逻辑和封闭小区的形成类似，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自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重要的是如何回应？公共政策的制定、决策和执行，讲究的是一种“系统性思维”，要尽可能以一种系统化的思维来考虑封闭小区、大院的“拆墙”政策。

这就要做好广泛的调研和多方位的思考。从一波分析文章来看，至少提出了三方面的有益建议。其一，拆掉小区和大院的墙，是否存在一个先后性。

如果真的可以封闭式小区都打开，将极大缓解城市道路交通压力，为进一步的城市规划建设做好准备，也算是普惠大众的好事。

不仅是公共停车位和园林绿地，开放式小区的社区安全、卫生、物业权责都将是亟待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所以打开封闭式小区基本是不可能的，最适宜的方法是先做出几个标准的开放式小区，最大限度减少打开封闭式小区的阻力。

例如许多机关大院都在核心市区，占据的面积也比住宅小区大许多，是必须一起拆呢，还是应该先拆公共功能更强的机关大院？

其二，郊区的大盘的墙是否有必要拆。以广州番禺为例，著名的华南板块存在多个大盘，周围交通道路也算通畅，基于交通目标开放小区似乎意义不大，是否要纳入到拆墙范围？其三，住宅小区的公共道路、停车场、广告牌和绿地面积，都属于业主共同所有，拆墙之后，产物如何保护？是否准备赎买，又将以怎样的方式、价格进行赎买呢？

  公共媒体和自媒体上涌现的一系列讨论，许多都非常有价值，上述三点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虽然住宅小区是亿万民众每日生活、居住之所，从安全到产权，从小区房价到公共服务，都是居民所关心的。但毫无疑问，对于城市本身乃至城市的居民来说，开放是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只有开放的城市才能更加包容，才能更富创造力，商业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动力。甚至也必须承认，封闭式的小区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业主们的安保开支。

  然而，宏大、抽象价值的实现与已有的安全、秩序诉求要能达至平衡。例如，开放小区之后的治安真空，能否及时填补；小区共有物业的产权能否获得保障，业主们能否获得合理的收益补偿。这些非常实际的问题，萦绕在许多业主的脑海中。因此，对于试图推动小区开放的政府来说，如何寻找一个支点，引导乃至吸引小区开放，是更值得探寻和推介的办法。

  城市是人类伟大的发明，每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有理由让她更加开放、文明和繁荣。建立开放式的社区，并不是简单拆墙就可以实现的，而应该通过多元博弈、共享收益的方式，这样城市开放问题的决策和执行才能够更加通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