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一种声称要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综合”起来，而实际是用精神分析学“改铸”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产生于20世纪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奥地利的精神分析学家威廉·赖希（1897—1957）、美国的哲学家、社会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美国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埃里希·弗罗姆（1900—1980）是其主要代表人物。

弗洛伊德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弗洛伊德主义是一种精神分析理论及其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扩展和应用，是企图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病态现象的迫切社会需要的产物。弗洛伊德学说的主要内容是：①以潜意识为基础的人格学说。这是弗洛伊德学说的核心，表现了弗洛伊德思想的基点——本能与社会的动态关系，也概括了弗洛伊德的整个思想内容；②本能学说。这是弗洛伊德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的人格理论的动力学基础。弗洛伊德把人的先天的本能看作是人的生命和生活中的基本要求、原始冲动和内驱力；③以泛性论为基础的人格发展阶段说。弗洛伊德认为，在性的后面有一种潜力，常驱使人去寻求快感，它就是“里比多”（Libido）。弗洛伊德按里比多的发展，把人格的发展划分为若干阶段，随着性欲的发展，儿童由“自恋”（器官恋）发展到“恋他”（对象恋）。他用古希腊两个神话构成的两个情结——“伊缔普斯情结”（Oedipus Complex，恋母情结）和“爱列屈拉情结”（Electra Complex，恋父情结），来证明男孩亲近母亲、女孩依恋父亲的结论。④释梦。弗洛伊德提出了梦的心理分析的假说，分析了梦的象征性及其活动方式，指出了梦对了解神经症病因的意义。⑤社会文化观。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在人文科学领域中的扩展和应用，也是弗洛伊德主义的有机构成部分。赖希是最早提出把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综合”起来的人。他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著作是《辩证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1929）、《性成熟、节欲、婚姻道德》（1930）、《青年人的性斗争》（1932）、《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1933）、《性格分析》（1933）、《性革命》（1936），等等。在把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加以“综合”的过程中，赖希就直言不讳地把自己的思想体系称为“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把他自己称为“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共同点”和它们各自的缺陷决定了他把二者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所谓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赖希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它们都是一种唯物主义哲学，因为它们都把人类的需要和经验、爱欲和饥饿这样的具体物质事实作为理论出发点。第二、它们都是一种辩证的理论。第三、它们都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的批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代表了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它们也具有各自的缺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缺陷是：忘记了人的任何心理过程、表现（本能的或自觉的）的社会根源；对人的活动动机的理解只从人的无意识的本能、欲望出发，而忽略了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力主人类文明与人的本能满足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同是乌托邦的梦想；离开人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奴役而孤立地去谈论性压抑，不把后者看作是前者的反映和工具。赖希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缺陷”，在于意识形态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方面。就意识形态方面而言，赖希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在于它只是解决了意识形态是经济过程的产物这一问题，而没有说明经济过程在实际上是如何决定或转变为意识形态的；就社会革命理论而言，赖希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在于，马克思主义过于注重“宏观的革命”而忽视“微观的革命”，即只注重外部世界的革命而忽视社会同个人之间的冲突，忽视改造群众的内部心理结构。以此相对应，赖希把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看作是消除各自的片面性或局限性的最好途径，认为它们应该综合成为一门“科学”——“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结合”的具体形式，首先是用“性格结构”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他把“性格结构”看作是沟通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桥梁；其次是用“性革命”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亦即把它所主张的“心理革命”“意识形态革命”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结合”起来。当然，赖希所说的“性革命”理论不是主张“性放纵”或“性开放”，它有着包括对青年进行性教育等的较为广泛的内容。马尔库塞自称他通过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而提出了一种心理分析学的哲学。马尔库塞是通过以下具体形式而致力于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结合”的：首先，一方面用马克思的早期的人道主义理论剖析弗洛伊德关于人的心理结构的论述，提出人的本质是爱欲的思想；另一方面把弗洛伊德的“爱欲”论“补充”到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中，把人的解放归结为爱欲的解放，并把爱欲的解放同劳动的解放联系起来。其次，通过批判弗洛伊德在对爱欲压抑的根源的理解上的“反社会性”，揭示统治阶级的利益是造成爱欲压抑的真正根源，而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与注重发现人类苦难的社会根源的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第三、把以爱欲即人的本质的观点引入马克思早期以异化理论为出发点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方式中，并在此基础上，对现代西方社会进行独特的批判。第四、作为实现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具体的理论成果，马尔库塞从其“爱欲解放”论出发，提出了包括革命的动因（爱欲遭受压抑、本质遭到异化）、革命主体（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者和西方工业社会的“新左派”）、革命道路（“总体革命”）、自然与革命的关系等内容的“革命新理论”。

弗罗姆是美国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是当代西方新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论权威。他致力于把弗洛伊德开创的理论推向前进，并为此而求助于马克思主义。他尤其看重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内容，认为“马克思将启蒙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的精神遗产同经济的、社会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从而为一门有关人和社会的新兴科学奠定了基础”（《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弗罗姆认为，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着可以互补的共同基础。这就是，它们都是从理论上的“怀疑一切”出发的。“怀疑一切”既体现了批判精神，又反映了现代科学的特点；它们都相信真理的解放力量；它们的基本思想都是人道主义；它们都运用辩证“动力学”的研究方法。这种辩证“动力学”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把社会看作一个错综复杂的结构，但认为它具有各种不同的、矛盾着的和可被认识的力量。在弗洛伊德那里，人作为一个精神实体，也是被看作许多力的一种结构，其中的许多力也被认为是矛盾着的和充满了能量的，这些矛盾和能量推动了结构的变化和发展。弗罗姆主要从两个方面从事把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工作。二方面，他像赖希一样寻找一种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联结起来的环节，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由于没有这样一种环节而使基础与上层建筑实际处于“分离”状态。区别只在于，在赖希那里，这样的环节是“性格结构”，而在弗罗姆这里则是“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另一方面，他把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观点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弗罗姆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两个人都承认的“人的一般本性”概念做了新的解释，力图消除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两个人在这一概念的理解上的差异；把弗洛伊德描述的“人的生存处境”的内容和方法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之中去，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关于“人的生存环境”理论，其特点是对人的社会处境的分析与对人的心理处境的分析结合起来，并着重揭示人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过渡阶段人的基本处境，认为这一时期最能反映出人的本质特征；把人的生物需求与社会需求统一起来。弗罗姆指出，在弗洛伊德那里，人的基本需求被归结为生物需求，即认为人的需求只是由生理决定的。弗罗姆认为，他的任务是揭示较为稳定的社会需求。弗洛姆弥补了马克思理论对心理学研究研究的不足，弥补了马克思理论对个体潜意识研究的空白。

尽管弗洛伊德主义者们提出了上述种种把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方案并实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但其结局是失败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具有确定内容的首尾一贯的科学理论体系，它至多只是一部分精神分析学家的一种激进设想和初步尝试。它不可能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某些因素的相互吸收、借鉴是可能的，相互替代和所谓“结合”“综合”则是不可能的。一些曾经热衷于这种结合的理论家（包括上述三位人物）最后又滑向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就是一个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