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年1月27日—1854年8月20日），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在其中扮演着承前启后的关键角色。

谢林1775年1月27日出生于德国符腾堡的莱昂贝格，1790年进入图宾根大学神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他的父亲是这所大学的牧师以及东方文化教授。在这里他和黑格尔、荷尔德林成为同窗好友。1792年，他从哲学院毕业。之后他开始研读康德和费希特，两人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青年时的谢林。1794年，他出版了一本阐述费希特思想的文章《论一种绝对形式的哲学可能性》（Über die Möglichkeit einer Form der Philosophie überhaupt,On the Possibility of an Absolute Form of Philosophy）。这篇文章获得了费希特本人的认可，这使得谢林在哲学界获得了一定名声。1795年，谢林完成了他的神学学位论文。毕业后，他在莱比锡作过两年私人教师，在这期间他研究了数学、物理和医学，同时研读了维柯和斯宾诺莎的哲学。

1798年，年仅23岁的谢林受聘为耶拿大学的编外教授，讲授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在耶拿的日子里，他受到了浪漫主义影响，哲学创作进入了鼎盛时期，写出了他的早期著作《先验唯心论体系》。很快，他成了浪漫派的领军人物，并开始反对费希特的思想，认为它是深奥难懂的。1803年，谢林和他的妻子卡洛琳（Karoline）结婚（这件事造成了他和浪漫派的决裂），并离开了耶拿。

1803年-1806年间，谢林任维尔次堡大学教授，由于他“好战”的性格，使得他在同僚和政府中有很多敌人。同时他的思想也开始倾向于宗教神秘主义，1804年写了《哲学与宗教》一书。1806年，他移居慕尼黑，找到了美术学院院长等各种职务。1809年，他的妻子去世，同年他写出《对人类自由本质的研究》（Investigations of Human Freedom）。文中他对于神秘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他阐述了康德哲学中对于理性和实践之间的区分，他将自由定义为对善与恶的理解力（a capacity for good and evil）。这部集谢林晚期思想大成的著作受到了黑格尔刻意贬低，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海德格尔仔细研读了这篇文章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将黑格尔对此文的诬蔑评论为“由此可见，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根上怎么也不能理解另一个同样伟大的思想家，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伟大之处。”但这篇文章的某种泛神论思想同样受到了叔本华的批评。1820年—1827年任埃尔兰根大学教授，1827年重返慕尼黑执教，并被推举为国家科学院院长。

直到1841年，他被普鲁士国王召回柏林，接替了黑格尔去世后留下的哲学教席。他试图遏制流行的黑格尔哲学浪潮，但没有成功，于1854年前往瑞士的途中不幸去世。

谢林的哲学思辨不间断地延续了整整60年（1794～1854）的时间。早期谢林主要吸收了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的哲学思想，融汇为以自然哲学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绝对同一性哲学体系。晚年的谢林致力于哲学与宗教的融合，把各种神话和宗教思想纳入到自己的哲学体系中。纵观谢林的整个哲学生涯，部分学者认为谢林哲学经历了多个阶段的转变乃至反转，但也有学者认为“只有一个谢林”，仅仅在各个阶段有着不同的关注主题和阐释形式。此事并无定论。以下纯粹根据时间顺序略述谢林哲学各个阶段的代表性思想。

谢林秉承R.笛卡尔和费希特探寻“不可动摇的基础”的精神，强调哲学的关键在于以康德的批判精神揭示出存在和认识中的无条件者。起初他在斯宾诺莎的意义上把这个无条件者理解为“元一”，然后在费希特的意义上把它解释为“绝对自我”。

虽然谢林仍然认为先验哲学有权利从自我出发解释自然界，但他不赞成费希特仅仅把自然界看作自我设定的一个僵死对象，而是认为自然界是自我尚且处于无意识状态的一个阶段。因此，虽然先验哲学能够解释“自我是一切”，但唯有自然哲学能够解释“一切是自我”。自然哲学的任务在于从自然界中推导出自我意识或精神，以此表明，自然界是“不可见的精神”，而精神是“可见的自然界”。

既然客观东西和主观东西仅仅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阶段或方面，所以真正的绝对只能是二者的绝对同一性。在不同的语境下，这个绝对亦称作“自然界”“上帝”“自我”“绝对理性”“无限者”等。同一哲学的任务在于，不但要指出全部自然现象和全部精神现象（伦理道德、历史、艺术、宗教和科学）在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仅仅处于不同的层次（潜能阶次），而且要揭示出这些层次之间的逻辑秩序。在这个“一切为一”的体系里，自由和必然性的关系成为一个尤其突出的问题。谢林的解决办法是，统一体本身就包含着二元对立，这为人的自由（向善或从恶）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因为人既可以执着于对立中的一方，把它本身扩张为统一体或核心，也可以在对立中归顺原初的统一体。

谢林的关注重心从“人的自由”转向“上帝的自由”，并且希望借助早先的精神发展史模式，通过“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世界时代”将其呈现出来。这里的关键在于“过去”，但它不是指现实时间意义上的已经过去的东西，而是指现实时间（随之现实事物）的先验基础，一个永恒的框架。之前讨论人类自由时的二元本原学说在这里得到深化。上帝本身必须与那个永恒地和他纠缠在一起的根据分离，同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统一体，才能实现自己的自由。现实世界（现在）是在那个分离中被创造出来的，其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以上帝的亲身经历为原型，并且在“未来”重新合为一体。

上帝通过那个“分离”而造成的“大分化”，创造出在一个在形态上支离破碎的现实世界。这既是自然界的杂多现象的原因，更是人类民族和语言分化的原因。神话和宗教并不是产生自人类对于自然现象的蒙昧曲解或个别天才的臆想发明，而是以模糊和破碎的方式保存在人类的原初意识中的对于曾经在永恒的“过去”里发生的事情的回忆。因此，神话哲学的任务在于从这些破碎的意识中溯本归源，逐步上升，直到哲学通过理性而掌握一个绝对的统一体。而启示哲学的任务在于指出，这个绝对统一体不是仅仅存在于哲学家的概念中，而是以历史的、现实的方式通过诸宗教的序列展示出来。这个展示分为三个大的阶段：自然宗教（以希腊神话为顶峰）、启示宗教（以基督教为顶峰）、哲学宗教（以未来的哲学和宗教的永恒同盟为顶峰）。

谢林生前就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名声和思想将会处于黑格尔的威胁和影响力之下，在他去世后的百年间，和黑格尔相比，他的知音寥寥无几。但他获得了海德格尔的至高评价，称他为德国唯心主义的顶峰，而不是黑格尔。

一般在哲学史上，谢林是德国唯心主义发展中期的主要人物，处在费希特和黑格尔之间。解读他的哲学通常不太容易，因为他的哲学中关于自然的定义总是不确定的。一些学者认为他是伟大但又捉摸不定的思想家，因为他在观点间的跳跃对于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来说缺少一些将它们连接起来的力量。另一些人认为谢林总是关注一些常见的话题，尤其是自由、绝对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