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波，江苏南通人。原名张正堂、张继堂，1928年生，泰安市夏张镇人。1946年参加革命，历任中共绥化县委组织干事、秘书、区委书记。曾就读于东北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后任职于中共东北局党校、东北马列主义高级研究部、中共中央党校。1949年起任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

张一波出身于泰西抗战英雄张传伦之家，13岁被母亲王凤云送到夏张抗日镇政府当小鬼。1946年4月，张一波从冀鲁豫第4抗日中学调干赴东北，在绥化工作3年，参与了东北根据地建设，在绥化任县委组织干事、县委秘书、区委书记。

张一波从1949年起踏进社会科学领域，从事政治理论教学科研事业，在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东北抗联史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填补了许多历史研究中的空白，提出了许多创新的观念。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对第二次中日大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在10年前编写了《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大纲。参加了中共东北局党校《中共党史讲义》、《中国近代史讲义》、《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东北抗联后期史》等12本书的编写。在他的专著《反帝大同盟在哈尔滨陆军军医学校内外》一书及他的论文中的许多创新观点，对研究近、现代史具有重要史学价值。

张一波离休后，从20世纪80年代末，在他参加《全国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写和组织工作，及对1000个党史人物名单的确定、编排、印刷工作，并曾出任北京组副组长和“中共党史人物基金会”组委会委员。除此之外，他还致力于“9·18”战争研究和民间受害索赔委员会的发起工作。这两项工作，都是战后遗留问题的重大课题，是史学领域和法学领域的创新学科。他提出的“9·18”战争论，已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教授和民间受害者的广泛响应，一致赞成他提出的日本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从1931年“9·18”算起的论点：日本灭亡中国的侵华战争罪，应计算14年；日本反人道罪：平顶山大屠杀惨案罪；731部队罪；毒气弹罪；东北千百个万人坑罪；集家屯罪；日本开拓团罪；劳工罪等罪行，都应从“9·18”算起。中国的经济损失，不是6000亿美元，而是1万亿美元；中国的人员伤亡，不是3500万人，而是4000多万人；中国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功劳，应为14年抗战，不是8年抗战。

他极力推广国际法规定的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的区别论：战争赔偿是政府对政府的赔偿；受害赔偿是政府对民间受害者本人和遗属的赔偿。毛泽东、周恩来放弃的是战争赔偿，而民间受害赔偿，毛泽东、周恩来从来没有放弃过。而且，江泽民、钱其琛、吴学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都讲过“对民间受害索赔，中国政府不加限制”的话，并说，“日本政府要妥善处理”。进入20世纪90年代，全国的对日民间受害跨国诉讼、讨还公道的义举，风起云涌，遍及全国，数十起跨国诉讼案，状告日本。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等，已开庭50余次，中国老百姓把日本政府推到了历史的审判台，这本身就是中国人的一种胜利。

1993年3月12日，张一波参加了全国157名专家、学者、教授联名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提交的提案——要求“两会”对民间受害索赔立案。从此，国内外报端常见中国民间受害索赔的消息。1997年，张一波为总策划、主编，计划编纂10部民间受害索赔的大型传记报告文学丛书。

张一波为推动中国民间受害索赔，加强了与日本和美国为中国民间受害索赔的律师团的联系。对日本主要是联系尾山宏、小野寺利孝律师团。以法律和舆论的力量，日本战时罪行定能获得清算，辽宁的报界、电视界不断报道张一波为二战死难同胞讨公道，为告慰二战死难同胞而殚精竭虑的工作情况。新世纪初，《辽宁老年报》有这样一则报道：“为了收集证据和资料，组织有关二战报告会，他拖着年迈带病的身躯，四处奔波，辛勤操劳。每天他从早晨四五点开始工作，一直忙到晚上9点多钟。由于老人家从事的是纯民间活动，缺乏经费，张老就自掏腰包，每月近2000元的退休金几乎全部投入了这项神圣的事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