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毅（1914-1987），教授。天津人。社会学家。1935年毕业于哈尔滨政法大学。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西北农学院、浙江大学副教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1946年赴美国留学。次年获斯坦福大学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

张之毅（1914-1987），社会学家，1914年出生于湖南醴陵。1939年7月，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社会学系，张先生在西南联大时即上过费孝通先生的课，毕业后到云南大学执教，加入了费孝通先生主持的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工作站（即著名的“魁阁”研究室）。在张先生之后，陆续有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均等一批学者加入，形成了一个研究团队。该团队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之学风，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自成一格。研究方式基本上采取每个研究人员依据各自的研究专题到实地进行调研，然后集体讨论，最后由个人负责撰写论文。在这样的环境与背景下，张先生与费先生一道深入楚雄州境禄村和易村(即今禄丰县大北厂和李珍庄村)从事社会学调查研究。费先生写出了《禄村农田》，张先生写出了《易村手工业》。这两本社会学著作为认识当时的中国农村走出了可喜的一步。

在禄村，张先生和费先生一同生活和工作了两个多月，他们同村民同吃同住，倾心交谈。但禄村仅有农业经济，没有乡村工业可供考察，为此费、张二人找到了易村，以期通过二者的比较来进一步推进农村研究。易村在当时人迹罕至，交通不便。1939年10月27日，费先生与张先生费尽周折找到了易村，简短了解后返回昆明。随后，张先生只身进入易村进行为期27天调查。获得了丰富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写成了《易村手工业》一书，对30年代易村人民的生产生活作了详尽的描述。《易村手工业》于1943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并收入由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

张之毅先生的另一本重要著作是《玉村农业和商业》，玉村调查是在1940年和1941年中进行的。玉村离魁阁较近，交通便利，有从禄村到江村过渡的土地制度形式，农业经营形式具有靠近城镇的菜园经济特点，在发展上正处于传统经济开始被现代经济侵入的初级阶段。农业、商业形态独特。1943-1944年，费孝通先生访问美国，以英文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改写为Earthbound China一书，1945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收入英国Kegan Paul书局的国际社会学丛书里。

1939年至1948年，张先生先后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和社会学系副教授、代理系主任。1949年，张先生任福建省研究院研究员。建国以后，张先生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计处及国家统计局农业统计司工作。1956年以后，张先生历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张先生长期从事农村社会调查研究，所著除《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外还有《冀西山区考察报告》、《无锡、保定22村调查报告》等作品，提出发展乡村工业的思想。

张之毅先生费先生一起完成的《云南三村》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江村经济》相比，《云南三村》扩展与深化了对中国农村的研究。《江村经济》“看到了在当时农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等等，因而提出了用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的侵入来解释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的见解”。但是这种理论解释能否得到普遍材料的证成，能否代表广大的中国农村现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于是费、张两人以类型比较的方法，在内地寻找受现代工业影响较小的、自给自足的村庄，来看它的土地制度的形态，来看“它是否也会以土地权来吸引大量的市镇资金？农村土地权会不会集中到市镇而造成离地的大地主？”江村到禄村，禄村到易村，再到玉村，构成了对中国农村研究的一个个重要环节。在研究中解决不断产生的具体问题，逐步推进对中国农村的认识。

198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向张先生发出邀请，希望能将费先生的《禄村农田》和张先生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三本早期社会学研究著述整理出版，定名为《云南三村》。为使该书能及早付印，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的张先生带着重病埋头校阅旧稿，费先生称赞张之毅先生，“他是个认真做学问的人，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文如其人，读者在本书里就体会到这位作者的性格”。然而在即将定稿之前疾病复发，当费先生赶到医院时他已昏迷，于1987年6月8日逝世。费先生为《云南三村》写了题为《学术因缘五十年》的序言来纪念二人的学术情谊。

《云南三村》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先生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云南内地农村所作的调查报告，包括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其中的“禄村”、“易村”、“玉村”分别是指禄丰、易门、玉溪的一个村庄。

进行这些调查的时候，正值“强敌压境，家乡沦陷”的抗战初期，“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会一头就钻入农村里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的序言里边问边答：“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从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里，我们清晰地读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这一目的，费孝通先生利用类型比较法，有的放矢地选择了中国农村的几种“类型”，进行调查、分析和比较，由一点到多点，由局部到全体，进而认识中国农村的整体面貌。在尝试了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苏太湖边上的江村调查之后，1938年至1942年，任教于云南大学并主持社会学研究室工作的费孝通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利用6年时间完成了“云南三村”的调查。以当时的条件来做这样细致的工作，其艰辛可想而知。正如费孝通先生描述：“易村的工作环境，实在比我们所有的工作地方都困苦。不但我们曾好几天除了花生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下饭的东西，而且人地生疏，没有半点借径。一切都得硬硬的打入这个陌生的社区中去。”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社会学家们不畏艰难，不辞辛劳，以坚强的意志和严谨的治学做成了不同凡响的事。这是一种何等的求知精神，何等的治学态度。也因了此，《云南三村》才折射出它永恒的价值，闪烁着它不朽的光芒。

而今，时间过去了六七十年，捧读手中的这本《云南三村》，我们为之动容。三个村庄的调查报告，超过30万字，六七十年前的农村社会生活，一目了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农作活动、土地利用、家庭消费、农村金融，甚至成年男子年产人粪、上门姑爷的经济因素等等，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学家们均以详实的数据，生动的实例，科学的剖析，具体而微地调查出来。其中的细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譬如在调查干田冬作物的劳力费用时，社会学家们列表细分，蚕豆种植过程中的拨豆、挑豆、打豆、挖沟、按豆等项工序，每道需要多少男工，多少女工，每天工价多少，工食多少；计算嫁娶费用时，回婚、吃大箩、压定、过大礼、酒席各要多少钱，男方收支多少，女方又是多少；介绍土纸的制造时，社会学家们甚至将舀纸房、炕纸房的全套工具，标明尺寸绘制下来。

态度决定一个人的成就，决定一件事的价值。看了这些，我们也才能明白费孝通和张之毅何以成为享誉中外的知名学者，才能明白《云南三村》何以具有深远持久的社会意义。为避日机轰炸，费孝通和张之毅是在呈贡的一座魁星阁上完成这部著作的。“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在这本书里，我们更读懂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从司马迁的发愤著史到明清“小学”学者的考据作风，从闻一多的“三月不下楼”到费孝通的《云南三村》，这种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始终贯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世界，成为文明传承和社会进步的不尽源泉。　

时下的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文化的多元使我们这个时代更加绚烂多彩。然而不幸的是，即使是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浮躁的空气也弥漫了知识的殿堂，不少的学者和更多的学人，追求的往往只是物质的利益和虚假的声名。他们中许多人的智识，仅仅局限于查找他人的成果和网上的资料并组织成篇，这种缺乏创造性的工作，可以肯定对社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面对《云南三村》，我们又该怎样看待这种治学精神的普遍断层呢？

我们需要《云南三村》，我们需要传统的治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