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修林,当代著名诗人、文学理论家、评论家、文化学者,研究涉及文学、文化、哲学、历史等领域。
人物生平
1969年5月生,四川泸州古蔺县人。小学和初中分别在古蔺县东风小学、新华小学、复陶小学、东新中学就读,1986年初中毕业后考入成都水力发电学校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1990年7月毕业。
1989年与
非非主义主要理论家、诗人蓝马、
杨黎、尚仲敏等诗人交往,开始诗歌创作与研究,并发表诗歌、理论评论、杂文等作品。在九十年代初期就被誉为“有作为的中国先锋诗人、评论家之一”(教授,著名评论家邹建军语)。九十年代重要的先锋诗人、理论评论家。九十年代先锋诗歌运动最早的倡导者、参与者和见证者之一,对其起过较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9年至1994年,创立中国中专生诗人协会,创办或参与创办《新诗人报》、《地铁》、《诗研究》、《诗歌创作与研究》等多种在中国先锋诗界有影响的民间报刊。
张修林于1991年在《诗歌:自由的还原和穿越》中率先提出并倡导诗歌评论的“文化学批评”方法,并先后写下了《指向文化本身》、《作为文化的诗歌》、《文化前提与袁勇“天子”的题材》等诗歌文化属性相关的理论和评论文本,自1995年起,张修林的理论评论文章着重强调诗歌深刻反应社会现实、人性提升和人的主体解放(尤其是个体)等方面的问题。
1989年至1999年,张修林主要致力于先锋诗歌创作、先锋
诗歌理论研究和评论,之后中断写作,直到2005年起,开始文化、哲学等领域的创作和研究。
主要论著
有自选诗合集《上升》出版(1992年)。
张修林的主要代表作品有:哲学著作《现实、存在和价值》,诗歌《零度的夏天》、《画技》、《花鸟》、《最初的玫瑰》、《流落民间的艺术》、《革命和基因》、《狂风发作的季节》、《来自我们的道路》、《在天之鹰》等系列,长篇诗歌理论评论《第四代诗歌:语言就是现实》、《诗歌的语言理论及其方法》、《指向文化本身》、《90年代诗歌的历史见证和思考》、《1990年,艺术、死亡与现实》、《诗歌:自由的还原和穿越》等,思想性作品《人类的主体觉醒和解放的写作》、《国家与爱国》、《现实写作的哲学基础》、《在继承“双传统”中改造中国文化》、《历史和历史学》、《接受和发现》、《权力与价值》、《中国与中庸》、《“莫须有”帝国》、《观历史长河论统治》、《道德及其变异》、《论国家和个人权利》、《去唐朝做客》等系列。
张修林的作品被选入多种选本。成就及个人传略被选入《世界名人录》、《中华百年》(人物篇)、《科学中国人.中国专家人才库》、《跨世纪中华文艺人才大典》、《中国文学艺术家及文房四宝专家大典》等多种大型辞典。现为中国学术论坛等纯学术网站学者、《非非评论》副主编,多家大型知名网站专栏作家、论坛版主。
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方面,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作家报》、《诗歌报》、《当代诗歌》月刊、《语文报》、《四川文化报》、《四川青年报》、《中专学生报》、《四川工人日报》、《凉山日报》等数十种报刊就曾对张修林的诗歌活动、诗歌创作和出版情况进行过报道。
文艺主张
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必须要为自己的写作选择一个方向,也就是为自己所坚持的思想找到适合于自己思想表达的支点。这种自我表达将不断的引起关乎文学发展的争论,并推动文学的进步。在即将过去的二十一世纪前十年里,关于文学的纷争从未间断,更为直接和凸显悲壮色彩的是,文学的纷争已指涉着对文学存亡的认知。事实上,在这种情态下,对于文学的坚守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脱离了文学的基本概念的衍化,文学方向差异的论争,更重要的是在于体现寻找现实真理的态度,也就是说将以文学中的真理诉求来直接地表现社会现时态的存在和发展。文学将更为积极地完成“文以载道”的现实关怀和理想追求化表达,仅此,就注定了要在文学思想中注入社会意识的辨析和确立,也由此将产生一大批立志于此的文学理论家和先言者,无疑,张修林就是一位这样先言者的文学理论家。
强调文学的“历史本质”,注重“历史性”和“当代性”结合, 从而实现历史感的归位构成了张修林文学思想书写的方式和方向,虽然张修林一再地强调了书写的现写性,但其理论文本在书写的导行中强调“文学”对于历史的完全尊重,“原因其实很简单。除了受到对于文学而言无从抗拒的各种历史事件、各种政治因素遏阻外,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文化已经落后得太多,我们的几代文学英才,补课补得太急促,补得太轻浮。文学,固然应当适当超前,但绝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不能高蹈得过分凌空,它总归得面向大地和人群,总归得面向社会发展的实际态势。不顾及社会的处境,不考虑社会的发展阶段,跟在发达国家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这样的文学,怎么能持续发展,怎么能深入人心,怎么能融入时代成为促进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的文学呢?(《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何时到来?》)”,用理想回补来完成时代的现实性阐释。
他这里所体现出的疑问指向被书写完成和普通阐释的历史课本和历史事件。他所强调归纳的历史在于还原历史的真实,在历史和真实与阐释之间选择一种价值需求的显现。也就是说表达出一种历史感受,从历史反刍中显现出“现实的深度”,并将现实再度的抽取和还原为历史,反映人类活动在历史中的精神本质,从这一个角度而言,张修林的文学理论的表达旨在于通过对文学的存在现实的部分呈现,完成对现实表象的本质深入。要求通过文学的精神概括力达到表象与现实的统一,形成社会化存在的概括。实际上也就是将文学的历史感视做一种方向和行为来指导和恢复对现实的认识,这种文学思想的形成表现了张修林在文学思想哲学化方向上的前进的努力,使文学的思想融入到历史感的归位中与社会现实间形成 “隔膜消除”,在历史感中强化现实的可靠性和艺术性,选择纯客观的对于现实的还原。
现实涉入不仅体现了一种价值性的文学化批判方式,更体现了一种审美选择。张修林通过文学理论瓦解了文学的宗教色彩,保证在文学的主题性上完全摈弃虚化式想象和自我逃避,强调更为复杂的现实涉入性。以文学形成对现实的批判和指认,构建价值化的批判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种文学实用论和方法论,是一种完全的文化批判性的文本。在张修林来看,这种文本的解读产生于一种个体自己的审美选择的大众化普及,以此在的理性化体现文学的价值意义,从而形成语言对于现实的合法性渗入。他希望文学能给人们提供一个实在的被认知的社会存在和社会现实,让人们通过文学来更深入的了解社会和现实的发展脉络。反过来又以这种深入的认识来改造社会,从而对应于现实/社会存在选择一种合适的架构来改造和确立现实存在,而不是仅仅地局限于在某种想象和象征中驰骋,在虚指中满足于阿Q式的自慰和意淫。
张修林在传统文化的认知判定上强调了两个传统的并行式继承,即指向中华民族自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文化和五四以后形成的汲西文化传统的并举和去糟来完成文化的复兴。强调在两个文化传统中的择优选取互动丰富文化的内涵,以推动文学的进步和与时俱进。这种理论的提出使中国文化的特殊传统性和斑驳性得到了确认,使我们在纷争中能够清醒的认识到文化所具有中国特色的复杂性。这事实上一方面给予我们一个“西方接受史”的证明,另一方面也使我们进入到对历史的复制中,对应两个文化传统间揉合的创造性价值,而并非一味的“循古”和“媚西”,形成符合于时代发展和全球社会化的内外兼修、内外杂交的文化传统。见成在一个文化审美层次上形成新的“百花齐放”的独立的契机和动力的阐释,以使文学适应现代文明延续发展的需要。
尽管我们可以一再的认为甚至断言文学的意识形态价值将完全的被取消,但是我们无法否认文学思想的存在必须借助于其所适应的社会环境和指向所要确立的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文学思想必将寻找适合自己的社会环境,形成对社会环境的覆盖和拟像,以文学的赋值与社会现实形成交换关系,以取得价值的分界和理想社会的定义。张修林的文学理论在这种思想的导引下实际上已经达到了
后现代主义立场语义场内以文学符号交换社会符号,然后确立可指的境界,他所指向的思想形态赋予社会存在更为丰富和宽广的精神意义,意在重新召回被隐态化了的社会/政治主题,刺激人们的社会参与意识。这种社会性文学∕文学形态下的社会解读最终形成的是对社会批评文本有效的呼唤,以文学思想的倡导形成社会的有效性表达和批评,从关注语言本身向更为复杂的社会分析,形成世界认识,这将使张修林以文学思想为理论视野媒介,形成哲学符号的社会化大批评和未来社会价值确立。
作品评价
作品评论方面,1989年,第三代诗歌的最早发起人、代表诗人和评论家尚仲敏撰文评论张修林,说:“我很少看到张修林这种诗人,不经过反复训练就能达到语言的高度自由和自觉”、“张修林使用语言就像使用手中的铅笔刀,熟练而游刃有余”;1990年,诗人邹赴晓在文学双月刊《中国校园文学》上发表介绍和评论张修林的专题文章《火红的生命鸟》;1993年,教授、著名评论家邹建军在《中国诗人报》称张修林为“有作为的中国先锋诗人、评论家之一”,评论家野马在颇具影响的著名民刊《锋刃》称张修林的诗歌是“不愧具有中国特色的诗篇”;1994年至2005年,“地域诗歌”发起人、《独立》创办者、颇具影响民间诗歌研究者、诗人发星2001年在有关文章中称张修林为“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诗人”和“是中国九十年代为数不多的极具才华的民间
诗歌理论评论作者之一”,此外,著名诗学理论家、评论家
周伦佑,自由思想家、著名评论家杨春光,著名评论家、诗人潘友强和
钱刚等很多大家、名家的评论文章都对张修林的作品高度评价;2006年,著名思想家、文化史家、评论家
林贤治在其影响广泛、深远的长篇评论文章《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中国新诗30年成就梳理”系列文章之一,刊载于文学杂志《西湖》)中,称张修林是为数不多的出色的诗人之一,是“给我们带来了安慰,并使现代诗歌的自由精神在后世可能得到赓续”的几个诗人之一;2007年初,评论家冯楚在《2006年度中国诗歌点评》中说:“(1997年)张修林的九十年代诗歌理论概貌,以及(2006年)进行的整理与重新论述,构造了中国非主流诗歌的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