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晟（？－784年），京兆盩厔（今陕西周至）人，唐代中期名将，施恩不图报的义士，边境护国的良将，屠杀使团的刽子手，命运捉弄的叛臣。

唐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六月，潼关守将、兵马副元帅哥舒翰在玄宗皇帝的严令下，痛哭流涕出关迎战，结果掉入叛军的埋伏，全军覆没。“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近二十万将士，或膏锋锷、或填沟壑，活下来的也多半做了叛军的俘虏——包括主帅哥舒翰本人，而侥幸逃出生天的只有八千余人。

兵荒马乱中，担任先锋的步兵统领王思礼的战马中流矢而毙，似乎也是在劫难逃。可就在此时，他获得了拯救。一个年青的骑兵经过此处，将战马让给了这个倒在地上、狼狈不堪的将军。然后他就一言不发地走入了溃逃的乱军，走入了未知的命运。

三年之后——这场祸乱却还没有平息的迹象，玄宗皇帝被儿子赶下了台，祸首安禄山被儿子要走了命，而昔日的潼关败将王思礼，已经官至司空兼河东节度使，成为举足轻重的朝廷大员。

此时，代州刺史辛云京正象热锅上的蚂蚁。数年平乱的艰辛可以不说，可是同僚们屡屡的小报告却不得不防，况且，他也不是全无过失可挑的完人。他已经得到了消息：新任上司王思礼十分震怒，悬在他头上的斧子就要砍下来了。而他除了急得团团转，竟没有一点办法可想。

这时，那曾经照拂王思礼的天使之光又降临到辛云京的头上。他麾下一名小军官开口了：“我曾经帮过王司空一个大忙，过去从不提起，是因为耻于以此受赏。现在使君忧迫，我愿意去见司空，则使君之难可解。”

当辛云京的信使出现在面前，王思礼一眼就认出了这位救命恩人。顿时，满面肃杀化作了春风拂面，位高权重的司空大人握住小军官的手泪流不止：“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颇久，竟此相遇，何慰如之？”

由此，张光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群众演员成为了历史大戏上有名有姓有戏份的角色。王思礼的报答是非常丰厚的，他不但爽快地赦免了辛云京的种种过失，更与张光晟结为兄弟，赠给他田宅缣帛，并“即日擢光晟为兵马使，累奏特进，试太常少卿，委以心腹”。

一年以后，王思礼就病逝了。能在生前回报这一大恩，对双方都是值得快慰之事。后来辛云京继任为河东节度使，他也知恩图报，立刻表奏张光晟为代州刺史。

张光晟在这个职位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波澜不惊的时光——当他再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已经是十几年之后了。大历十三年(778年)，回纥的入侵终于使他获得了显露才能的机会。

《旧唐书 代宗本纪》载：“春戊辰，回纥寇太原，(河东留后)鲍防与之战，我师不利。……二月庚辰，代州都督张光晟击回纥，战于羊武谷，破之。”

同书《回纥列传》记载略详：“十三年正月，回纥寇太原，过榆次、太谷，河东节度留后、太原尹、兼御史大夫鲍防与回纥战于阳曲，我师败绩，死者千余人。代州都督张光晟与回纥战于羊武谷，破之，回纥引退。先是，辛云京守太原，回纥惧云京，不敢窥并、代，知鲍防无武略，乃敢凌逼，赖光晟邀战胜之，北人乃安。”

回纥从何地入寇河东未见记载，但进军线路还是比较清楚的：由南向北，在阳曲（太原以北）击败唐军主力，在河东横行月余，“获羊马数万”，然后带着抢掠的大批物资从忻、朔回军。而张光晟主动出击拦截于羊武谷（今崞阳西三十里），打破了回纥的如意算盘。

这两份记载都过于简略，多大规模、战果怎样，都没有明确说明，只有“北人乃安”一句，可证其价值。这一战的意义不仅于此：后来回纥登里可汗又欲东侵，其相顿莫贺达干劝谏：“吾前年侵太原，获羊马数万，可谓大捷，而道远粮乏，比归，士卒多徒行者。今举国深入，万一不捷，将安归乎！”虽讳言羊武谷之战之得失，但“粮乏，士卒多徒行者”，足以说明先前“获羊马数万”的“大捷”都成泡影。而此战的最大价值，恐怕还是给回纥人造成的巨大心理阴影——劝谏无效后，顿莫贺达干利用民众的畏惧和不满，杀登里自立，可说亦是羊武谷之战的间接后果。

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头，这次胜利给应对不暇的唐王朝挽回了一点面子。张光晟也因此走上了他人生的顶峰。升任单于都护、兼御史中丞、振武军使。代宗皇帝对他特别委以重任：“北蕃纵横日久，当思所御之计。”张光晟也的确不负重望，“至镇，威令甚行”。　可是两年以后，张光晟陷入了一个他自己制造的大旋涡。

安史之乱不但终结了唐王朝的盛世，也剥掉了“天可汗”的威风。为了平叛，唐王朝不得不借助回纥的力量，双方的关系随之逆转。早在宝应元年（762）就发生了“拜舞事件”：时为天下兵马元帅的皇太子、雍王李适（即后来的唐德宗）至陕州会见登里可汗时，因为礼仪问题发生冲突，李适尽管以“年少未谙事”避免了皮肉之苦，他的几个随员却都被毒打，有的还被打死。这次事件被唐朝称为“陕州之辱”。

平叛中回纥已是暴行累累（“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登里可汗归国，其部众所过抄掠，廪给小不如意，辄杀人，无所忌惮。”），安史之乱过后，唐朝国力衰弱，内患尚难于应付，更无力经营四夷，回纥则气焰高涨，不但多次入侵袭扰，就连寄居在长安的回纥人也是肆无忌惮，在此时的历史记载中，几乎每一年都可以找到回纥人的胡作非为：

代宗大历六年(771)“正月，回纥于鸿胪寺擅出坊市，掠人子女，所在官夺返，殴怒，以三百骑犯金光门、朱雀门。是日，皇城诸门尽闭，上使中使刘清潭宣慰，乃止。”

大历七年(772)“七月，回纥出鸿胪寺，入坊市强暴，逐长安令邵说于含光门之街，夺说所乘马将去。说脱身避走，有司不能禁。”

大历十年（775）“九月，戊申，回纥白昼刺市人肠出，有司执之，系万年狱；其酋长赤心驰入县狱，斫伤狱吏，劫囚而去。”

而唐王朝对此只能一味委屈容忍。甚至发生了回纥入寇太原，纵兵大掠的侵略战争后，“亦不问回纥入寇之故，待之如初”。后来，大历十四年（779）“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暴横，吏不敢问。”而皇帝的对策，也只是下诏要求“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而已。

看着这些记载，真叫人感觉时空错乱，弄不清到底是盛唐还是清末，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旧唐书》中回纥“邪恶的野蛮人”形象了：“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这个单方面评价当然未必完全公正，但无疑反映了中原人对回纥的普遍的厌恶和恐惧心理。

这种主客异位不但给唐王朝带来了无穷烦恼，也在不知不觉地侵蚀着回纥民族原本刚健质朴的精神：“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被惯坏了回纥贵族越来越离不开大唐的奢侈品，也就对压榨这个虚弱的帝国越来越兴趣浓厚了。

及唐代宗崩，登里可汗打算趁火打劫，顿莫贺达干劝谏无效，干脆举兵击杀登里可汗，还一并杀掉唆使登里南侵的九姓胡二千人，自立为可汗，遣使入见，“愿为籓臣，垂发不翦，以待册命”。一场危机居然轻易化解，德宗皇帝大为高兴，命京兆少尹源休出使回纥，册封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严重事件，使“化干戈为玉帛”的希望，转瞬成为泡影。

顿莫贺达干的叔父突董，此时正在长安。因“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德宗即位后，颇思振作，命令突董带着他手下的那些真假回纥归国，实际上等于驱逐出境。突董倒也不敢抗命，带着他那些喽罗和多年来巧取豪夺的大批辎重启程，可是骄横跋扈仍然不改。到了振武，“留数月，厚求资给，日食肉千斤，他物称是，纵樵牧者暴践果稼，振武人苦之”。丝毫也没有觉察唐人早已是怨恨满腹，更不曾料到张光晟正在酝酿着一个宏大的“最终解决计划”。

张光晟欲杀回纥的动机，说法不同，《资治通鉴》说是为了“取其辎重”，而《旧唐书　张光晟传》载：“回纥突董梅录领众并杂种胡等自京师还国，舆载金帛，相属于道。光晟讶其装橐颇多，潜令驿吏以长锥刺之，则皆辇归所诱致京师妇人也。”认为是由于突董等掳掠中原女子激起了张的愤慨，恐怕都失之片面。代宗曾对他委以抵御“北蕃”的重任，而此时，回纥与“九姓胡”之间的矛盾又开始显现，“九姓胡闻其种族为新可汗所诛，多道亡，突董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归，乃密献策于光晟，请杀回纥。”张光晟认为找到了“所御之计”，也就是利用其矛盾一网打尽。于是秘密上奏：“回纥本种非多，所辅以强者，群胡耳。今闻其自相鱼肉，顿莫贺新立，移地健有孽子，及国相、梅录各拥兵数千人相攻，国未定。彼无财则不能使其众，陛下不乘此际除之，乃归其人，与之财，正所谓借寇兵赍盗粮者也。请杀之。”

尽管“三奏，上不许”，但显然也没有明确的反对态度，张光晟知道当朝天子与回纥早有积怨，认为这是“默许”的表示，于是开始行动。这次大屠杀是如何实施的，记载也不一致，《旧唐书　张光晟传》说是摆了“鸿门宴”：“遂给突董及所领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伏甲尽拘而杀之，死者千余人，唯留二胡归国复命。遂部其妇人，给粮还京，收其金帛，赏赉军士。”而《资治通鉴》记载是故意激怒突董：“光晟乃使副将过其馆门，故不为礼；突董怒，执而鞭之数十。光晟勒兵掩击，并群胡尽杀之，聚为京观。独留二胡，使归国为证，曰：‘回纥鞭辱大将，且谋袭据振武，故先事诛之。’”

从性质上说，这样不折不扣的屠杀，从时机与策略选择论，也并不明智——回纥高层已经倾向于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回纥使臣的恶劣行为本可以有理有节地处理，同时九姓胡与回纥已成水火，正可分化瓦解，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并杀戮，结果只能是把他们推向对立面。但是从效果上，这一事件极大地震慑了诸胡，使之在很长一段时间气焰有所收敛。甚至到了几十年之后，范希朝接任振武节度使，严厉打击诸胡“刮城门”的掠夺行为，“戎虏甚惮之”，居然还以为是“张光晟更姓名而来”。

张光晟的屠杀自然激起了回纥的强烈反应，“请得专杀者以复仇”。为了维护好不容易才改善的两国关系，德宗一方面遣使为“误杀”道歉并作出赔偿，一方面调任张光晟右金吾将军。回纥犹怨怼不已，于是又降光晟为睦王傅，寻改太仆卿。应该说，皇帝对张光晟的处理还是很回护的，但是在张光晟看来，自己谋国尽忠，却落得个失权贬职，心中很是忿懑。

从此张光晟留在京城，做个有职无权的闲官，“负才怏怏不得志”。直到几年以后，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将他推入了深渊。

建中四年（783）十月二日，五千泾原兵冒着凄寒的冬雨到达首都长安，他们是奉命开赴东线战场的各道军队中的一支。随同这支军队到来的还有许多军人的家属，他们希望在首都得到天子优厚的赏赐，他们需要这笔赏赐让家人带回以维持生计，也相信这笔赏赐一定会发放——他们把命都卖给了国家，天子还会吝啬这点小钱吗？

他们在长安城外住了一夜，却什么也没有等到。第二天，当再次开拔的时候，军营里充斥着怨恨和愤怒，他们行进到浐水时，总算等到了皇帝派出犒师的京兆尹王翃。然而当士兵们看到送来的“犒赏”，不过是粗劣的饭菜时，怒火被点燃了：他们就要到战场上赴死了，而在那些高高在上者眼中，他们的生命只值这个价钱。

被点燃的愤怒马上变成了燎原之火。他们踢翻了“猪食盆子”，痛打了那些刚才还趾高气扬的官员们。这时有人提到了“琼林、大盈”这两个名字，而且几乎在眨眼间传遍了整个队伍，那是皇帝的宝库，那里塞满了黄金、宝物和锦帛。这金碧辉煌的幻象，让这群沉浸在喧嚣与愤怒中的乌合之众突然变得同心同德，战士们披上了铠甲，拿起了刀枪，鼓噪着向着京城杀去：妈的，干了！别人不给，他们要自己动手拿。

此时，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泾原节度使姚令言，还在皇宫里恭听领袖的训示，得到消息，他慌忙快马加鞭去控制局面，可是此时的局面已经不是控制得了的了，连他自己也被裹挟着冲向京城。

“皇上”这下傻了眼，他赶忙命令从他的宝库里取出一万匹锦帛“赏赐”给哗变的军队，可是派出的宦官得到的回馈只是乱箭。第二个派去宣慰的宦官更被杀死在通化门外。等到他第三次下命令，“出金帛二十车赐之”的时候，乱军已经涌入了长安，满城是浩浩的喧声，局面完全失控。百姓惊惶狼狈而逃，乱兵大声喊叫着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怕，再也没有人抢夺你们的财物了！再也没有人向你们头上派苛捐杂税了！”

因为事起突然，而传说中的“强大禁军”又只是一张空名单，君臣全无对策，只能狼狈逃走：“帝出苑北门，羽卫才数十，普王前导，皇太子、王韦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馀骑以从，右龙武军使令狐建以数百人殿。……庐杞、关播、李竦皆逾垣走，与刘从一、赵赞、王翃、陆贽、吴通微等追及帝咸阳。郭曙与童奴数十猎苑中，闻跸，谒道左，帝劳之，恳乞从，许之。迟晓至奉天，吏惶惧谒于门。浑瑊以数十骑自夹城入北内，裒兵欲击贼，闻乘舆出，遂奔奉天。于是人未知帝所在。”

仓皇逃亡中，姜公辅曾向德宗叩马进言：“朱泚尝为泾帅，坐弟滔之故，废处京师，心尝怏怏。臣谓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则不如杀之，毋贻后患。今乱兵若奉以为主，则难制矣。请召使从行。”德宗的回答是“无及矣！”

姜公辅的进言，被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为先知先觉，但换一个角度看又阴森可怖：朱泚本与兵变毫无瓜葛，就因为“尝为泾帅”，而且“心尝怏怏”，就要杀之以绝后患，如此对待一个曾经尽忠尽力的重臣，这个王朝的残酷令人齿冷，反过来倒证明了泾卒之乱不为无因。

其实，有这样先见之明的并非姜公辅一人。大乱初起，张光晟也并加入逃亡的行列，将至开远门，他忽有所悟，对同行官员们说：“今日之乱，不过是泾卒哗变。如令有主，祸未可知。朱泚曾在泾源，素得人心，现在城中，倘被泾卒扶持，局面恐怕难以控制。好在事起仓促，应该还没有人想到这些。诸公能否与我一起赶往朱泚宅第，召唤他一起走？”

众官迟疑不前——开远门在长安西北角，而朱泚宅于晋昌里，却在长安东南，这一去要斜穿大半个长安城，其非自投罗网？　张光晟只得独自快马加鞭，赶至朱泚宅第，告知他皇帝出亡消息，并催促：“人主出京，公为大臣，岂是宴居之日？”朱泚也满口答应：“愿从公去。”一边命令准备车马，可就在此时，门前一阵大乱，泾卒已将府第团团包围。

乱军的反应之快，出乎光晟意料。原来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尽管并未预谋兵变，但部下惹出如此大祸，他知道无法置身事外，于是立刻想到了老上司朱泚。

张光晟只能暗暗叫苦，欲自将逃去，朱泚却软硬兼施地留住了他——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不可预知性和诡异色彩。如果他不管不顾地跟着大家逃走，至少还可以做他的太常卿，如果在护驾中有所表现，或许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然而，正是他的远见和忠心，把他送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问题是：被迫滞留的张光晟，怎么会在不久后成为朱泚叛乱集团的一员，并“奉泚甚力”呢？

泾原兵变是因王朝的腐朽和傲慢激起的一次突发事件，或可说是军方对王朝的一次强烈抗议。但是在事件初期，还没有一个人有明确的政治意图：泾卒只是基于一时之忿，姚令言也是骑上虎背不得不然，甚至连朱泚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算反叛的，被请出来主持大事后，他给自己加的头衔是“权支六军”：临时的总司令。他受乱军拥戴，当然要做他们的利益代言人，但是他又是个局外人，是比较理想的斡旋人选，可能把事情摆平。张光晟此时“为泚所縻”，固然是受到胁迫无法脱身，可能也希望协助朱泚平息事端，以良好表现得到朝廷的再次垂青。

然而此时，一个关键人物源休的出现，改变了事态的进程。说起此人，与张光晟却也颇有渊源：张光晟振武杀胡，引起外交危机之时，唐王朝派往回纥的使节就是他。在那种危险局面下，源休争取到和平解决，表现可谓出色。他因此受到了卢杞的嫉恨，没有得到应有的奖励和提升。这给了他很大刺激，“怨朝廷”。此时他认为改换门庭的机会来了。“入见，屏入密语移时，为陈成败，引符命，劝之僭逆。”而朱泚的反应是“喜，然犹未决”，看来还是颇有忌惮的，然而多年的“废处京师”，和霎那降临的巨大诱惑，已经让他昔日对王朝的忠顺变得不堪一击了。

接着，源休劝朱泚“禁十城门，毋得出朝士”，“又为说诱文武之士，使之附”，拼凑起一个“叛乱核心”：“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仆卿张光晟自负其才，皆郁郁不得志，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蒋镇出亡，坠马伤足，为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节义，镇以清素，都官员外郎彭偃以文学，太常卿敬釭以勇略，皆为时人所重，至是皆为泚用”。这个“核心”的建立，彻底击碎了朱泚残存的那一点禁忌，迈出了成为“逆臣”的关键一步。

十月初八——事变后的第六天，朱泚在源休、姚令言、李忠臣、张光晟等八人的扶持下，进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年号应天。在他的即位诏书中，有“幽囚之中，神器自至，岂朕薄德所能经营”（彭偃手笔）之语，表达了对唐朝的幽怨之情。接着是加官晋爵：“伪署姚令言为侍中，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源休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判度支，蒋镇为吏部侍郎，樊系为礼部侍郎、礼仪使，许季常为京兆尹，洪经纶为太常少卿，彭偃为中书舍人，裴揆、崔幼贞为给事中，崔莫为御史中丞，张光晟、仇敬忠、敬釭、张宝、何望之、段诚谏、张庭芝、杜如江为节度使……”（《旧唐书》）

怎么评价朱泚的叛乱呢？按照传统史观，朱泚等人也是罪无可赦的乱臣贼子。可是说实在话，当初他以藩镇入朝，路上突染急病仍宁死不回，真可谓忠心赤胆。他这一去不但老窝被弟弟朱滔占了，这个弟弟还拥兵叛逆，弄得他几乎成了牺牲品。他在朝中、外藩为官多年，应该说政绩不错，而他换来的是朝廷的不信任，是管制居住，而祸乱一起，尽管他完全置身事外，也被认为应该被除掉，这种朝廷，他有什么理由效忠到底呢？

而此时的张光晟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很难判断张光晟此时的心理变化。作为一个老军人，又“自负其才，郁郁不得志”，他在感情上不会不对这次兵变抱有某种同情；而且他与朱泚、李忠臣等可说同病相怜，抱成一团也不奇怪（《旧唐书》说他们“咸以官闲积愤，乐于祸乱”指的就是这一点）。但是仅仅这些，似乎还不足以让一个事变初期还表现出大智大勇的臣子转变立场。是被迫失节？是首鼠两端？还是真的相信天下要易主？或者是“欲将有为”？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朱泚对张光晟的能力和名望颇为看重，但在这个“叛乱班底”，张光晟却并非核心骨干，《旧唐书》说“贼泚僭逆，署光晟伪节度使兼宰相”，但是“兼宰相”是后来的事，开始他只是和张庭芝等下级将领并为节度使，这与他的资历和声望是很不相符的。显然，在朱泚等人看来，他的态度是不明朗的，是不叫人放心的。

十三日，朱泚亲自领兵攻逼唐德宗避难的奉天。张光晟以“副元帅”身份（姚令言为元帅）参与了对奉天的进攻，这正是他被指责“奉泚甚力，每有战，常在其间”的原因，但是在奉天之役中，却看不到他有任何“甚力”的表现，唯一的记载是：“光晟与怀光对壁，李希倩请以精骑五百犯之，光晟不许，曰：‘西军方强，不可轻以取败。’日暮，两军退。希倩谒泚曰：‘光晟有他志，视西军不战，臣请击之。’不许。请斩光晟，又不许，曰：‘彼善将，所以不战，盖知未可乎！’希倩怒曰：‘臣尽心以事君，不见信，愿乞要领归淮西。’泚许诺，以马十匹、缯锦百，曰：‘以此东归。’希倩惭，复入曰：‘臣愚褊，罪当死，愿死军前。’泚又许之。光晟见泚曰：‘臣不敢反。’因再拜，泚慰勉之。”光晟不许李希倩出战，并不能一定说明“有他志”，但却可以说明他在叛军中是不受信任的，而且在此前也不会是什么“奉泚甚力”，否则，资历甚浅的李希倩不会因此就“请斩光晟”，而且被拒绝后还要大闹情绪。

此后，张光晟又卷入了“柳晟策反事件”。《旧唐书　柳晟传》是如此记载的：“朱泚反，（柳晟）从帝至奉天，自请入京师说贼党以携沮之，帝壮其志，得遣。泚将右将军郭常、左将军张光晟皆晟雅故，晟出密诏，陈祸福逆顺，常奉诏受命，约自拔归。要籍朱既昌告其谋，泚捕系晟及常外狱，晟夜半坎垣毁械而亡，断发为浮屠，间归奉天，帝见，为流涕。”

再看《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左金吾大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河南县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赐紫金鱼袋赠太子少保柳公行状》：“公（柳晟）徒走会难奉天，因泣奏曰：‘臣愿得尺诏，持而东入都，购其豪人以为效。’德宗奇其忠，赐诏如奏。公於是佣装入贼军中，见贼伪右将军郭常左将军张光晟，公说曰：‘阴潦之灾，鱼鳖游其墀坛，即扬光赫明，是辈不知枯挂之地者。公等宁能从其挂哉？’乃出诏示常等，皆捧诏伏，与誓约所归。未及期，会枢籍宦臣朱既昌阴以公之状飞告泚，遂为泚捕系，定死矣。泚诘二将，词不伏，即徙於外狱，稍宽之。有顷，贼兵累败，守吏益怠。公因其共系者十馀人谋，相与脱其锢，髡而走之奉天。德宗为之抚背流涕。”

柳晟策反，史籍中未明载发生于何时，但大致可以分析当在李怀光“屯咸阳，坚壁八十余日，不肯出军”期间。比较这两份记载，有颇可玩味之处。两种记载很相似，但又有不同：前者只说郭常“奉诏受命，约自拔归”，而对张光晟是否参与密谋含糊其词，而后者却明确指出他参与了密谋，并因此受到了牵连。后者有回忆录性质，记载应该是可靠的。为什么《旧唐书》要打马虎眼呢？恐怕只能解释为张光晟后来成了铁板钉钉的“叛逆”，这段史实只好略过不提了。　尽管幸运地逃过了一劫，但这次密谋失败，意味着张光晟“光荣反正”的机会已经丧失。

在经过“李怀光叛乱”等波折后，李晟收复了长安，各种史书均把这次光复描述得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其中最简略的《新唐书》是这样记叙的：“晟率浑瑊、骆元光、尚可孤悉师攻贼，晟薄光泰门，败贼将张廷芝、李希倩，贼弃门哭保白华。晟引军还，居三日复战，大败之，乃分道入。泚将段诚伏莽中，为王伉所禽。姚令言、张廷芝与晟遇，十斗皆北，遂至白华。”　但事实上，这些记载的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及泚众频败，遂择精兵五千配光晟，营于九曲，去东渭桥凡十余里。光晟潜使于李晟，有归顺之意。晟进兵入苑，光晟劝贼泚宜速西奔，光晟以数千人送泚出城，因率众回降于晟。”《旧唐书　张光晟传》　“始，张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东渭桥十里，密约降于晟。晟之入，光晟劝泚等出奔，故泚挟令言、廷芝、休、子平、朱遂引残军桅，光晟卫出之，因诣晟降。”《新唐书逆臣传》“先是，泚遣张光晟将兵五千屯九曲，去东渭桥十馀里，光晟密输款于晟。及泚败，光晟劝泚出亡。泚乃与姚令言帅馀众西走，犹近万人。光晟送泚出城，还，降于晟。”《资治通鉴》李晟军进攻长安，“去东渭桥凡十余里”的九曲是必经之路，所以“光晟密输款于晟”，未加阻挡在前，“晟进兵入苑”在后，当无问题。问题是“光晟劝泚出亡”在什么时候？如果是在李晟击败朱泚等的抵抗之后，那么显然朱泚早该知道张光晟已经叛变，怎么还会言听计从？况且，光晟还能“以数千人送泚出城”，重兵在握，这又如何解释？

再看唐人赵元一的《奉天录》：“夏五月二十有八日，右仆射李公晟、金商节度尚可孤、同华节度骆元光、神策制将高秉哲、潼关大使御史大夫唐朝臣等，自东渭桥至终南山，百有余里，南北布兵。骑士行列，前后如鱼鳞焉。李公従苑东北角坏垣而入，泚不之觉。泚用张光晟为门下平章事，委以心膂。光晟势穷，因为内应。李公纵骑至于白华殿，泚方知官军大入，不敢枝梧，策马而遁。李公搜索宫苑，殄扫群凶，然后使之号令，都人不知，军令肃如也。”

从这些自相矛盾的记载分析，在李晟军攻入长安之前，朱泚、姚令言、源休等首脑骨干都已在张光晟的劝说下逃出，叛军方面群龙无首，亦不可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当然小规模的战斗还是有的，但都属于“搜索宫苑，殄扫群凶”的单方面扫荡性质。由此不难看出，张光晟的“内应之功”在收复长安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到了这个时候，张光晟还是希望对得起所有人的：他的反正，使首都长安得以顺利解放；同时把朱泚礼送出境，是不想对这个曾经厚待自己的人反戈一击来换取功劳。但是马上他就要尝到被别人对不起的滋味了。

《资治通鉴》：“秋，七月，丙子，车驾至凤翔，斩乔琳、蒋镇、张光晟等。李晟以光晟虽臣贼，而灭贼亦颇有力，欲全之，上不许。《旧唐书张光晟传》记载的更为详细：“晟以其（张光晟）诚款，又爱其材，欲奏用之，俾令归私第，表请特减其罪。每大宴会，皆令就坐，华州节度使骆元光诟之曰：‘吾不能与反虏同席！’拂衣还营。晟不得已，拘之私第，后有诏言其状迹不可原，乃斩之。”《新唐书》：“李晟爱张光晟才，表丐原死，置军中。骆元光怒曰：‘吾不能与反虏同坐。’拂衣去，晟乃杀之。”跟《旧唐书》的区别，是没有提“有诏言其状迹不可原”。

以上三种史料，导致张光晟被杀的关键人物一是皇帝，二是骆元光，李晟的手很干净，可比把基督钉上十字架的本丢彼拉多。可是实际上，李晟的表现是否那样完美无暇呢？

《奉天录》：“时伪门下平章事张光晟，恃内应之功，辞公先往迎驾，拟立功于众臣之上。李公知其奸诈，乃集三军而让之曰：‘君子蹈道以全身，小人反是以伺隙。吾闻忠不恶君，智不叛上，勇不逃死。光晟且同谋不终其义，佐汉又非纯臣。事迫势穷。返噬其主。晟方扫除妖孽，洗涤宫闱，四凶碎首于王阶，三苗屏除于天外。光晟返覆其君，乱我邦国，将付大戮以戒将来。岂可使首鼠竖子与我同天乎？’付都虞候赐之极刑。”《奉天录》对李晟推崇备至，认为张自己找死，“恃内应之功，辞公先往迎驾，拟立功于众臣之上”。可是却经不起推敲：一个叛臣，势穷反正，夹起尾巴做人还唯恐不及，怎么敢如此招摇？即使他这样做了，又怎么可能达到“立功于众臣之上”的效果？张光晟再傻，会做这样一厢情愿的事么？

《唐国史补》（唐李肇）则明确说：“李令军逼神鹿仓，贼张光晟内应，晟乃得入，先斩光晟。又与骆元光争功，置毒以待。元光方食而觉，走归营，不复更出。然晟功戢兵最大也。”

以上两种史料中，皇帝和骆元光都没有主张杀张光晟，相反，前者认为张光晟一旦得逞，还有可能获得皇帝的青眼；而后者更揭露骆元光罢宴而去的真正原因，居然是因为怕被李晟毒害，而不是什么“不能与反虏同席”！

综合以上史料，我们或许能够看清这位“功高盖世”的“李令公”的真面目：他确实是个可怕的敌人，但更是个可怕的“战友”，为了争功，他是可以不择手段的。看他对张光晟的处置，亦不难发现其卸磨杀驴、两面三刀的伎俩。先是利用光晟无心为逆、希望反正的心理许愿，促其内应；然后抓个借口，翻脸杀人，于是顺理成章将其“内应之功”据为己有。而两《唐书》及《资治通鉴》（成书都要晚得多）有关记载，只是后来为胜利者贴金之说。

张光晟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幕，扮演的是一个悲剧角色，先是被利用，然后被出卖。他的临终遗言是：“传语后人：第一莫作，第二莫休。”（这就是“一不作，二不休”的出典）尽管这句痛切直言被轻蔑地斥为“贼臣之词”，却是他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痛苦的智慧”。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张光晟在想什么呢？他在怨恨翻云覆雨的李晟，还是在怨恨无情冷酷的皇帝？也许是，也许不是，因为此刻他可能意识到，比这些人更险恶的，是冥冥中的神灵。

多年以后，当张光晟面对刽子手的屠刀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起在华岳庙度过的那个炎热的下午。那时他还是一个身份低微的潼关骑卒，经常受到主将的欺凌鞭笞。这一天他奔波于潼关至华州的官道，炎热的天气让他难以忍受，但对这个“有才用，性落拓嗜酒”的年轻人来说，更难以忍受的是心中的屈辱和迷茫。在经过华岳庙时，他下了马，脱衣换酒，进庙祭祀金天王，朗言：“张光晟身负才器，未遇知己。富贵贫贱，不能自料，唯神聪鉴，当赐诚告。”酒入愁肠，极饮大醉，睡在祠庙的碑堂里。在梦中，他忽然听见有人在召唤他，在声声催促中，他进入一座森严府第，远远看见一位尊贵威严的王者。这位大人物对他说了一段谜一样的话：“欲知官禄，但光晟拜相，则天下太平。”　他猛然惊醒，身上的衣衫已经被汗水浸透，让他感觉彻骨的寒冷，而梦中的预言却又在他心中燃起了一盏希望之火。在这盏火光的照耀下，他一次次挺身迎接各种危难，不曾有任何退缩，也许他把这些都看作“天降大任”之前的种种考验。可是纷纭乱世中，这盏“指路明灯”的轨迹又是如此诡异，如此令他难以把握。直到他被已经穷途末路的朱泚拜为“仆射平章事”（相当于丞相），才悟到“但光晟拜相，则天下太平”的反讽意味。　命运就是这样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张光晟，京兆盩厔人，起于行间。天宝末，哥舒翰兵败潼关，大将王思礼所乘马中流矢而毙，光晟时在骑卒之中，因下，以马授思礼。思礼问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礼阴记其形貌，常使人密求之。无何，思礼为河东节度使，其偏将辛云京为代州刺史，屡为将校谮毁，思礼怒焉。云京惶惧，不知所出。光晟时隶云京麾下，因间进曰：“光晟素有德于王司空，比不言诸，耻以旧恩受赏。今使君忧迫，光晟请奉命一见司空，则使君之难可解。”云京然其计，即令之太原。乃谒思礼，未及言旧，思礼识之，遽曰：“尔岂非吾故人乎？何相见之晚也！”光晟遂陈潼关之事，思礼大喜，因执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颇久，竟此相遇，何慰如之？”命同榻而坐，结为兄弟。光晟遂述云京之屈，思礼曰：“云京比涉谤言，过亦不细，今为故人，特舍之矣。”即日擢光晟为兵马使，赉田宅、缣帛甚厚，累奏特进，试太常少卿，委以心腹。及云京为河东节度使，又奏光晟为代州刺史。

大历末，迁单于都护、兼御史中丞、振武军使。代宗密谓之曰：“北蕃纵横日久，当思所御之计。”光晟既受命，至镇，威令甚行。建中元年，回纥突董梅录领众并杂种胡等自京师还国，舆载金帛，相属于道。光晟讶其装橐颇多，潜令驿吏以长锥刺之，则皆辇归所诱致京师妇人也。遂给突董及所领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伏甲尽拘而杀之，死者千余人，唯留二胡归国复命。遂部其妇人，给粮还京，收其金帛，赏赉军士。后回纥遣使来诉，上不欲甚阻蕃情，征拜右金吾将军。回纥犹怨怼不已，又降为睦王傅，寻改太仆卿，负才怏怏不得志。

贼泚僭逆，署光晟伪节度使兼宰相。及泚众频败，遂择精兵五千配光晟，营于九曲，去东渭桥凡十余里。光晟潜使于李晟，有归顺之意。晟进兵入苑，光晟劝贼泚宜速西奔，光晟以数千人送泚出城，因率众回降于晟。晟以其诚款，又爱其材，欲奏用之，俾令归私第，表请特减其罪。每大宴会，皆令就坐，华州节度使骆元光诟之曰：“吾不能与反虏同席！”拂衣还营。晟不得已，拘之私第，后有诏言其状迹不可原，乃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