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典婉，《太平轮1949》作者，资深媒体工作者，联合报两届报导文学奖得主。

原生家庭来自江西南昌熊家，在苗栗头份客家村成长。父亲曾为康有为万木草堂最后门生，曾任职第一届台湾省外交人员，派驻日本、新加坡等地，光复后，回到台湾故乡，长期受「相关单位关爱」，后半生务农终老。

母亲乘坐1948年太平轮到台湾，从上海富家女到苗栗客家媳妇，身分证籍贯改为台湾，生前常谈及太平轮逃难的往事。

2000年母亲过世后，发想写太平轮记事，2004年起参与「寻找太平轮」纪录片采访，2005纪录片发表后，开始写作《太平轮1949》这本书。

帮母亲纪念一个时代的旧梦

从刚记事起。张典婉的生活中“就有一艘太平轮”。

她的母亲司马秀媛，是一位上海富裕糖商的女儿。 1948年12月，司马秀媛和外婆、母亲、阿姨、舅妈等一班女眷一道，乘坐一艘叫做太平轮的船来到了台湾。也就是这艘太平轮，一个月后沉没在了舟山群岛外海。

司马秀媛拎了一个随身箱、抱着两条狗上了船。那两条狗，后来一直被幼年的张典婉称之为“太平狗”，因为“它们是母亲拼了命抱着、挤在太平轮船舱中，一起逃难过来的”。

这是张典婉最早的“太平轮”记忆。

来到台湾后的司马秀媛，随夫来到苗栗客家庄，从此褪下上海大小姐的光环，成了一位台湾乡间农妇。

身份证户籍栏早已改成了“台湾苗栗”，但司马秀媛始终保持着上海大小姐的生活方式：她喜欢穿旗袍，坚持自己做吐司、泡红茶，煮咖啡而又没有滤纸时，她就用白纱布代替。她和上海中西女校的校友们坚持每年聚会，一帮老太太聚在一起，穿着旗袍，用轻柔的声音唱《夜上海》……

“在乡下那间房子里，每当那个上了年纪的上海女人摆下刀叉，总会不厌其烦地重复道‘这是坐太平轮带过来的哟’，而故事的结尾通常是‘还好我没坐那班船’。”

这时候，小张典婉总要私下嘀咕“不知道她为什么老是讲这个”。

直到2000年10月，司马秀媛以“张氏司马太孺人”的身份走完一生，张典婉整理母亲遗物时，才终于明白母亲为什么总是讲“太平轮”的故事。她在一个上锁的书柜里，翻出用布袋包着的三根金条、一张上海身份证、一张上海地契，还有一本写满人名和通讯地址的记事本。记事本上，记满了母亲的上海时光，愚园路、淮海路、金神父路、戈登路……那是她年轻时生活的地图。

张典婉瞬间明白了，“从上海到台湾，终老于客家村落，母亲在人生的下半场丝毫没有忘情上海旧事，但她却最终都没有再回去看上海一眼，从登上太平轮的那一刻起，母亲就永别了上海。”

那一刻，张典婉跪在地上嚎啕大哭：“所有的感觉瞬间都涌上来，我决定要写家族史，写客家父亲和上海母亲的故事，故事里有一艘太平轮。”

张典婉决定开始追寻这艘船，以及随它一起沉没的那些家族故事。而她更大的野心，则是要“讲述我母亲那一代人的流亡”。

那一波迁徙潮中，从起航到沉没，太平轮总共跑了35趟，粗略估算运载了三万五千人来台湾，而整个去台移民人数二百万。这二百万移民，无论原籍何处、身份贵贱，都背井离乡，一起承载了离乱乡愁。在台湾，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外省人”。

六十年后，“太平轮”常常停靠的上海码头已变成了繁华的城市腹地，当年报道过它的报纸也早已停刊。事实上，“太平轮”的惨剧，在当年媒体报道中也只是寥寥数语。近千条生命的沉没，在那个风雨飘摇的乱世中，只是一朵转眼消失无踪的涟漪。

但张典婉坚信，那艘船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它必定仍旧深藏在许多人的记忆里。于是，从2002年起，张典婉开始收集有关太平轮的资料。

拍摄纪录片《寻找太平轮》

上海档案馆里有一些陈年旧档，翻开都布满灰尘。有关法院的判决资料，还有一些口述资料都在上海。

张在上海档案馆找到了当时船上的食谱。因为开船时正是小年夜，太平轮管事在上海采购了很多应景食物，有外国的土司、咖啡、培根、奶油、牛奶、腊肠等等，非常洋化，这让张还原了当时1949年战乱之时上海的生活情况。

2004年，一直想写太平轮与家族故事的张典婉，有了一次参与纪录片的机会。香港凤凰卫视找到张典婉，合作采制《寻找太平轮》。张典婉和另一制片人洪慧真接受委托后，在台湾、香港、内地寻访幸存者和遗属，同时向各地文史、档案馆搜集文件、报纸。

2005年，《寻找太平轮》纪录片摄制完成，在台湾各大电视台轮番播映，引起强烈反响，也引发更多的大时代故事呈现在世人面前。这部纪录片获得了海基会“两岸新闻报道奖”。

但张典婉自己对这部纪录片并不满意：里面呈现的故事不够丰富，她甚至还没有找到一个海难幸存者。

敞开闭锁六十年的心扉 《太平轮1949》出版

然而，纪录片播出后，散落五湖四海的故事，许多人沉在心底的记忆，都陆续主动汇集到了张典婉这里：有人在她的博客上留言，更多人则是把信寄到报社，这些信来自世界各地，此外，通过媒体的报道，(遇难者)第二代第三代人，也陆续主动联系张典婉。

从这一年开始，张典婉“每年陆陆续续写几篇”，然后一边“等待更好的故事出现”。随着故事渐多，结集成册的时机也成熟了，此时制片人洪慧真也正在拍摄《寻找太平轮》纪录片续集。

但是“每一次采访，都如同在受访者伤口撒盐，让人万分不忍与不舍。”张典婉说，有些人提供了线索，再联络，却像断线的风筝;有些人勃然大怒，用力甩上门;或在电话那头，冷冷地挂上话筒;也有人不愿重提往事，或者“讲到死去的太太就痛哭流涕”。

张典婉还是坚持了下来。她在《太平轮1949》的自序中这样解释自己的想法：“逝者受苦的魂魄需要祈祷安息，幸存者及后代们的暗夜哭泣需要被聆听。”

更多的故事还是“如有神助似的降临了”。太平轮船东中联公司的后代现身，罹难者吴禄生的孙女吴素萍通过网络找到了，在香港铜锣湾见到了生还者叶伦明老先生……

张典婉自己认为，《太平轮1949》是一本“等出来的书”。

书中又写了无数个等待的故事：有个妹妹一直在打听大哥的下落，将近十年后才得知他想尽办法买到一张退票，登上了最后一班太平轮;有位父亲在登上太平轮前，给已到达台湾的妻子和女儿拍电报，要“与你们一起过年”，从此再也没有音信……

“每一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有他们各自的期待和挂念，一生都在等待”。

2009年10月，《太平轮1949》终于在台湾出版。

新书发布会上，张典婉说，她写这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这些受难家属知道，他们并不孤单。

太平轮之后，梅娘们的等待

《太平轮1949》写完后，张又继续发现了更多故事，但没写进书里。这几年，张还是处在一个寻找、等待、发现的状态。

2011年冬天，张在北京演讲时，突然有个中年男人跑过来抓住张，很激动地说：你认识梅娘吗？认识梅娘吗？

张在档案馆看到过一个罹难名单，其中有一位剧作家，他的妻子，就是梅娘。北有梅娘，南有张爱玲，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有这个说法，她是写小说的。

张当时很惊讶，原来梅娘还活着。然后张在冬至那晚，到北京一个老宅里去看她。梅娘看到张时，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抓了张的手，就说故事。

张当年肚子里怀了孩子，在台北等先生回来，不幸先生在太平轮罹难了，张又坐船回上海，流落街头，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伤害，最后去一户人家家里做工，小孩问她这个字该怎么念，她说：我不识字。

三位幸存者

当年有36位幸存者，张在两岸，一共找到3位太平轮的生还者。

张联系上的第一个生还者是福州籍的叶伦明先生。

当时，他的太太在台湾。叶先生被救起时，才27岁，一辈子留在上海。太太当年只有17岁，她以为先生死了，只好另嫁他人，跟后来的丈夫生了3个孩子，但她不愿叶家无后，在给第一个孩子登记时，父亲一栏，写的是“叶伦明”。

叶与张联系时人在香港，弟弟的小孩在台湾，通过这位亲人跟张取得了联系。让张感动的是，他是一名长跑健将，没有家人和小孩，但他一直不停地长跑，他说要用这种方式纪念在太平轮上去世的人。

三个坐过太平轮的杭州人

张在一次讲座结束后，看到很多人围着自己，还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好像在找张说故事。

这位老先生姓冯，在8岁那年坐过太平轮。他是浙江大学一位老师的朋友，张看到他也很兴奋。

冯1945年到台湾住，1948年回台湾坐的就是太平轮。1984年之后又在台湾住了10年，跟胡金铨做电影工作。

其他两位，王大姐和蒋先生，都是上次来做讲座时找到的张。这三个人都是在1948年——1949年之间，坐过太平轮，刚好没有坐到1949年失事的那一班船，全家有了不一样的人生。

王大姐是家庭主妇，气质非常好，一直住在杭州。1949年，她从上海到台湾，但她妈妈要生小孩，就没有坐上那一班船。

蒋先生的爸爸是银行的职员，当时要押物资到台湾，他决定把全家都带上船，船票都买好了，但是后来一转念，突然又不想去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躲过一劫。

那天，68岁的蒋先生知道张要演讲，特地来看张，他住在西塘，经常写小镇风光。他写了一篇文章给张：《三岁那年，没有上太平轮的人》，就是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