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华（1914-1942），宁夏中宁县人。1930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秘密组织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曾任全国总工会华北工会办事处代理党团书记。后任上海中央局组织部秘书，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七七事变后，受党派遣到宁夏同马鸿逵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因所谓“政治嫌疑”被停止党籍，受审查，1942年病逝。1983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为其恢复党籍，恢复名誉，并对其革命活动作出正确的评价。

张子华是宁夏早期的共产党员。一九三四年秋，曾受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派遣，巡视陕北根据地，积极推动陕北、陕甘两块根据地的联合。一九三五年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年底，受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委托，到南京同国民党人曾养甫谈判两党联合抗日问题，曾四次往返于陕北与南京、广州之间。一九三六年冬调回陕北，任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西安事变时，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随周恩来到西安工作。后又以八路军总部代表的身份到宁夏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历史转变进程中，张子华做出了贡献。

张子华原名王绪祥(王宿翔)，化名王少髯、黄汉等，宁夏中宁县恩和乡王台庄人。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生于当地富绅家庭。祖父和父亲曾多年担任当地引黄灌溉干渠——七星渠的负责人，从天津等处引进过先进技术，为发展七星渠灌区兴办过一些水利工程，同时也经营大宗枸杞等药材到天津出口。三叔王含章赴日本留学过，长期担任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特派员。由于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张子华虽然出生于文化落后的西北农村，但是近代科学文化信息比较容易传进他的耳朵。他从小向往科学文化，是恩和高级小学的优秀学生，曾在全县毕业班会考中得第三名。

一九二六年秋天，大革命的潮流由南向北，席卷神州大地。九月十六日，冯玉祥在内蒙古五原誓师参加北伐，邀请刘伯坚、邓小平等大批共产党员到国民军的各级政治机关工作。在国民军总部进驻银川期间，宁夏城乡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蓬勃兴起。在宁安堡驻军的共产党员刘进、刘开先曾到恩和高级小学开展工作，把校长，老师和高年级学生发动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同当地豪绅和封建势力作斗争。张子华在毕业班，他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提高了思想觉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蒋介石等新军阀重新开战，冯玉祥驱逐了共产党人，把队伍拉到中原打内战，宁夏刚刚兴起的革命运动夭折了，西北地区群雄蜂起，战乱频繁，学校停课的停课，驻军的驻军，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但是，张子华的革命热情没有熄灭。他在兰州读初中期间，继续追求进步。他面对黑暗的社会，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的丧权辱国不胜痛心疾首，立志要走革命道路。

一九三〇年八月，张子华转到北平。叔父王含章为他做留学的准备，送他到教会办的汇文中学续读。但是事与愿违，汇文中学的地下党活动十分活跃，张子华在参加各项进步活动中，找到了党组织，于一九三○年十一月由北平市委职工部大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为了表明立志做中华民族的儿子，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决心，入党时改名为张子华。后来，他给恩和小学张校长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说自己在北平“奔走国是”。

张子华入党以后，在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负责人饶漱石领导下工作，曾经到门头沟煤矿背煤，组织煤矿工人斗争，参加过财政部印刷局工人反对机器南迁的罢工斗争。以后，他调任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秘书，参加了天津码头、纱厂工人运动和唐山五矿工人罢工的斗争，还代理过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党团书记。

张子华到北平不久，他幼年的同窗好友孙殿才也到北平上学。一九三○年十二月，他向党组织介绍孙殿才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从此，他在从事工人运动的同时，和孙殿才一起以学生身份开展学生运动。

张子华性情豪爽，精明强悍，口才锋利，平易近人，善于团结群众，受到同学们的敬佩。因为他长着络腮胡，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胡子”。当时，以雷启霖等为首的宁夏旅平学生会，是联系宁夏旅平学生的群众组织，出版刊物《银光》，宣传爱国进步思想。张子华和孙殿才积极参加学生会的活动，通过学生会团结宁夏旅平学生，开展革命工作。同时，积极支持《银光》刊登揭露宁马集团统治压迫宁夏人民的文章，扩大发行范围。一九三○年冬，他们在学生会的会员中吸收进步青年阎延栋、高立夫、吴介凡、潘钟林、征克非等组织读书会，建立学习制度，阅读进步书刊，如施复亮翻译的《资本论大纲》等。读书会的活动提高了积极分子的觉悟，加强了宁夏旅平学生的进步力量。

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在党的领导下，反帝大同盟地下组织在东城区和西城区建立两个支部，张子华担任这两个支部的联络工作，并且秘密介绍一批宁夏进步青年加入反帝大同盟。他根据地下党和反帝大同盟的指示，发动宁夏旅平学生数十人参加所在学校的抗日救亡运动。阎延栋和潘钟林等还参加了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团，参加卧轨、绝食等斗争，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

一九三二年，“左联”组织北平各院校请鲁迅、施复亮、侯外庐等著名教授讲演。张子华和孙殿才通过宁夏旅平学生会组织宁夏青年参加听讲，做安全保卫工作，还用宁夏学生会的油印机秘密印刷一批宣传品在讲演会上散发。同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在北平进行文化“围剿”时，《银光》等被查封，形势险恶。张子华冒着危险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他有时穿大褂长袍，化装成富商，出没于街市;有时着西装革履，乘黄包车，往来于院校;有时穿学生装，在宁夏同学公寓留宿。有一段时间，他在西城水月庵七号设联络点，和孙殿才、李天才等接头。他白天在这里写传单和稿件，夜里出去写标语、散传单，饿了吃两个烧饼，生活十分艰苦。有一次，反动军警逮捕爱国学生，殴打群众，他腿部受伤，仍不顾个人安危，掩护群众撤退，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

一九三二年冬，宁夏反动当局指控宁夏旅平学生会是“共产党组织”，国民党特务按黑名单缉捕宁夏籍学生。同学们有的回家，有的转移，张子华仍在北平坚持和敌人斗争，和转移在郊外的宁夏学生保持联系。一九三三年春，他冒着危险到香山找吴介凡、阎延栋、殷占雄、征克非等人，动员他们回城里工作;并让吴介凡化装成洋车夫在北平后门建立秘密联络点，供饶漱石、李天才等接头。

一九三三年二月，日寇进攻热河，当地军民奋起抵抗，中共华北特委派一批党员到察哈尔去协助冯玉祥、吉鸿昌组织抗日同盟军;张子华曾带饶漱石的函件到张家口拜见冯玉祥将军。为了饶漱石在北平安全工作，张子华把办事处机关转移到同乡学生张致和寓所。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张子华转到天津工作。不久，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饶漱石与张致和先后迁往天津，住在法租界。张子华在饶漱石的领导下，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在开滦煤矿从事工人运动，组织罢工斗争。

一九三六年三月，张子华第一次从上海到陕北向中央汇报国共两党接谈情况，在瓦窑堡期间受周恩来的委托，介绍白区工作部王幼平到银川利用原来反帝大同盟的关系，在银川、中卫、平罗等地观察白区的形势，原反帝大同盟成员袁金璋、潘钟林、高立夫等冒着生命危险掩护王幼平顺利地完成任务。第二年，袁金璋等在张子华的领导下组成宁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小组，恢复地下活动，掩护中共宁夏工委组织，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一九三四年五月，张子华受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的派遣，化装成商人到天津领导纪念五卅运动九周年的活动，在召开积极分子布置罢工的会议上，不幸被敌人逮捕，关押在天津警察局看守所。敌人从他身上没有搜到任何证据，没有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他利用父亲在天津惠源长货栈经营枸杞生意的情况，在审讯时从容对答，以浓重的宁夏口音，坦然地说：“我是宁夏来的枸杞商，住在天津北大关惠源长货栈，经理叫霍荣轩。我到天津来，人生地不熟，出来看热闹被你们抓起来，不信请你们去调查!”警察局第一次派人查对时，因为霍荣轩没有得到消息，不敢承认。于是，敌人对张子华严刑拷打。但无论刑罚多么严厉，张子华一口咬定自己是宁夏来的枸杞商。他说：“我住在惠源长货栈南院，房子里挂着一个蓝布信袋，内有我宁夏商号天顺祯的来信，你们不相信，咱们去当面对证。”原来，机警而细心的张子华往日去惠源长时就留了神;警察局暗查属实，又找不到其它证据，只好将案子搁起来。

张子华被捕的消息传到北平，全总华北办事处负责人饶漱石立即派张致和到天津营救。张致和化装成商人，以同乡的身份去探监。张子华喜出望外。他告诉张致和：“你对王蛮子(饶漱石)说，我没啥，一切都好。”饶漱石得到这个口信，知道他没有暴露身份，就派张致和做霍荣轩的工作，由霍荣轩出面将张子华保释出来，暂时住在惠源长货栈。不几天，他按党组织的通知，转移到大同公寓，从此脱离了危险。

张子华出狱以后调到中央驻北方组织工作。一九三四年九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陈铁(孔原)派他到陕北游击区巡视工作。他化名黄汉，于中秋节后到达清涧的河口，住了二十多天，听取了特委负责人郭洪涛和李铁轮的汇报。当时，敌人正准备对陕北和陕甘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因负伤不能指挥作战，只有将两个根据地的红军统一起来，才能战胜敌人。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两块根据地的领导人之间有些分歧意见和误会还没有消除。张子华以巡视员身份给陕甘红军领导人刘志丹写了一封信，分析斗争形势，讲明利害得失，希望两个特委召开联席会议，由刘志丹指挥两支红军并肩作战。同时，表示支持陕北特委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实行坚壁清野的做法和平分土地的政策。他说，这样能使人民自觉行动起来，保卫胜利果实，反对敌人的进攻。他回到北平，向北方代表汇报以后，随即给郭洪涛等人寄了一封密信，传达了北方代表的意见，同意陕北根据地的三个大队扩充为一个师三个团，番号是二十七军八十四师。陕北特委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安定境内正式成立了红二十七军，为反“围剿”作了认真的准备。

张子华给刘志丹的信起了很好的作用。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陕北和陕甘两个特委在安定周家嶮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陕甘和陕北两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刘志丹统率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大批有生力量，于五月间粉碎了敌五六万人的围攻。同时，扩大了根据地，使陕甘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黄汉的名字也由此载入了陕甘宁根据地革命史册。

一九三五年初，张子华调到上海，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兼任联系河北省委的政治交通。这时，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严重，但张子华从不气馁。五月间，因上海地下党连遭破坏，他被派往豫鄂陕任特派员，公开身份是国民革命军四十四师一三二旅旅部参谋。九、十月间，由于留在上海的军委负责人被捕，他的身份暴露，不得已回到上海。这时，上海临时中央局已不存在，人员都已疏散。他拿着离开上海时中央局给的关系，找到了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特科(情报系统)的同志，接上了关系。从此，他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一九三六年一月，经上海地下党组织委派，张子华以中共长江局代表名义同南京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接触，谈判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这是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秘密接触谈判的开始。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又入关南下，向我国内地扩张，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抗日反蒋运动出现了新高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处于前线的北平学生率先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且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南京政府对日寇卖国投降和加紧内战的反动政策更加孤立。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深了英美和日本之间的矛盾，在国民党内部代表英美帝国主义利益的英美派和亲日派进一步分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不得不改变对日本侵略的态度。当时，蒋介石了解到苏联是坚决支持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为了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借以遏制日本侵华势力，不得不表示准备与中共合作抗日，因此，在加紧围攻陕北根据地的同时，又要与中共秘密接谈。蒋介石将这个重大而又秘密的任务交给陈立夫，陈立夫决定由曾养甫负责进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派劳工科长谌小岑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谌小岑通过左恭(地下党员)找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上海党组织派张子华为接谈代表。

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他在四马路的惠中旅社秘密会见特地从南京赶来的谌小岑。这是一次很不寻常的会见。五十年后，谌小岑回忆了这次会面：“我们对面坐下来，他答复我姓黄。缄默了几秒钟，我说明了来意，请他代为转达中共中央，派一位正式代表，同南京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答应说：‘愿为此事奔走。’”

“第二天，他来了，我们在一间清静的房间里谈了两个多小时，主要是他提出关于南京政府是否抗日的问题，由我答复。”

“黄君听了之后，再次表示他愿为此事奔走。第二天，他派了一个交通员来同我联系。交通员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印刷工人。”

“三天后，黄君来对我说，希望南京派一个人到陕北去。这天，曾养甫正好来上海，经考虑，我们一时派不出适当的人来，还是希望中共自己有人为此奔走。几天后，他来表示同意由他自己想办法，我就回南京去了”。

上海党组织鉴于张子华是宁夏人，又去陕北根据地巡视过，所以决定由他去一趟陕北，将南京政府要求谈判的意思及上海地下党的情况一并向党中央汇报这一艰巨而有历史意义的使命落到了张子华的身上，这时他才二十一岁。

怎样才能进入被敌人严密封锁的陕北苏区呢?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上海党组织让张子华与受宋庆龄委托到陕北去的董健吾同行。董健吾即斯诺笔下的王牧师，曾是共产党员，这时是党的同情者。他曾是宋子文在圣约翰的同学，平素与宋庆龄有交往。宋庆龄为了推动抗日，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交给董健吾一封信，请他送到陕北。为了保障旅途的安全，宋庆龄于行前拿出一张由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签发的委任状，任命他为西北经济专员。地下党员徐汉光介绍张子华和董健吾相识，二人结伴而行，于一月上旬离开上海。但董健吾并不知道张子华的真正身份和陕北之行的目的。（亦有观点认为，张子华和董健吾是分批前往西安的，见《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上：“1936年1月上旬，在CC派与中共北方局谈判的同时，蒋介石委托宋庆龄、宋子文找到当时在上海圣彼得教堂做牧师的董健吾（化名周继吾，中共党员）；谌小岑在与中共北方局联系的同时，也通过南京《扶轮日报》副编辑、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征集部主任左恭找到中共党员张子华。董、张二人先后从上海来到陕北苏区，与中共中央直接接触。”）

张子华和董健吾到西安后，盘桓多日，找不到进苏区的办法，只好冒险走最后一条路，去找西北“剿共”副总司令张学良。张学良是东北军的统帅。他集国难家仇于一身，强烈要求抗日，由于在陕北连吃三个败仗，已认识到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已经在考虑是否与共产党、红军联合抗日的问题。他见到董健吾拿着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委任状，知道了南京的意图，觉得可以更加放手地同共产党联系。当时，正值隆冬季节，大雪覆盖道路，无法通行。二月十九日，张学良与陕北电台联系以后，派自己的飞机，把董健吾和张子华送到东北军驻防的延安，并且命令延安守军派骑兵把他们护送到瓦窑堡。

二月二十七日，张子华和董健吾终于到达苏区首府瓦窑堡，受到秦邦宪、林伯渠、张云逸等的迎接。中央领导同志了解了南京各派对抗日的态度，知道蒋介石开始有了同红军实行某些妥协，准备反对日本侵略的动向，随即电告正在山西前线的毛泽东和彭德怀等人。三月四日，毛泽东、彭德怀回电提出和国民党谈判的五条原则：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

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五、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这些原则将中共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具体化，成为国共两党接触、谈判的基础。

秦邦宪将这五条原则密写以后，交给董健吾回上海面交宋庆龄。董健吾南下以后，张子华东渡黄河，到山西省交口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工作。中央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决定派他为联络员。他回到瓦窑堡以后，学习了中央的指示精神，于四月十六日和冯雪峰一起离开瓦窑堡南下。从此，他来往于陕北、西安、南京，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

张子华和张学良交了朋友。他在西安时，常以“南京来的客人”的身份活动，既避开了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又使张学良从中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两党中央联系的情况，更加坚定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决心。张学良常说：既然(国民党)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嘛。四月九日，张学良亲自到延安与周恩来举行秘密会谈，讨论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还就两军停战等问题达成协议。在国共两党秘密接谈过程中，东北军和红军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战斗。

四月底，张子华回到南京，同曾养甫会晤。他要求了解南京方面对联共抗日的具体办法，并希望得到文字方面的东西。五月下旬，张子华从谌小岑手中得到了陈立夫口授的四项条件：

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

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张子华携带此件及覃振给林伯渠的信，星夜兼程，赶赴陕北。这时，红军东征凯旋，在延长一带休整，党中央正在大相寺开会。周恩来听了张子华的汇报后，欣然命笔，分别给张伯苓、谌小岑、时子周等人写信，表示欢迎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敦促他们促成此事，并邀曾养甫等人到陕北来共同“商讨大计”。这是张子华第二次陕北之行。

张子华携带周恩来和林伯渠的信回到南京，请谌小岑代为转送。为了试探国民党联共抗日的诚意，张子华提请谌小岑为他租一间房子，他要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在南京宣传抗日。由于这次谈判在国民党内绝对保密，蒋介石连身边的陈布雷都不让知道，因此，绝不允许共产党在南京公开活动。张子华再三交涉，表示一定要执行任务。曾养甫见劝阻无效，便令谌小岑把张子华关入监狱。张子华在狱中坚持斗争，用剪子剪断铁丝网要越狱。他在狱中还给张学良写信，请他帮助营救。上海党组织见张子华下落不明，也通过左恭向谌小岑要人。曾养甫见来硬的不行，便令谌小岑陪张子华回上海，再商合作一事。

在上海，张子华熟练地编了一份电报密码，要求谌小岑给一个南京电台呼号，以便两党通过电台联系。谌小岑回去请示。曾养甫由于害怕由南京电台联系影响太大，给了汉口一个电台的呼号。同时，曾养甫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张子华带着密码及信件，于七月二十八日赶到党中央所在地——保安。这是他为国共合作第三次陕北之行。

中共中央对两党接谈情况十分重视。中央研究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对“最后关头”的解释是：“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介石对抗日态度的进一步明确同两党接谈的情况是一致的。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信中指出：“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手中。”我们早已准备派出代表同贵党代表一起，“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周恩来也于八月三十日给曾养甫写了回信。

九月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党内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同时，“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

同日，周恩来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希望他们向蒋介石“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并说，我方“早巳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

九月二十日，张子华携带中共中央及周恩来的信件到达广州。当时，南京政府刚刚解决了两广事件，调曾养甫任广州市长，陈立夫也到广东，正在外县视察。张子华将周恩来致二陈和曾养甫的信交给谌小岑，二十七日和曾养甫会晤，曾养甫告之，国民党方面的条件是：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同国军;三、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曾养甫还具体提出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见面，并拿出为周恩来准备的护照，请张子华速回陕北。这是张子华第四次陕北之行。

第二天，张子华发电向中央报告了曾养甫邀请周恩来谈判的建议，并动身赶回西安，详细电告了国民党的四项谈判条件。十月八日，中共中央表示：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飞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不再进攻红军，必须在行动上确实停止内战，准备抗日。事实上，国民党不但没有停止内战，反而认为两广事变已经解决，可以倾全部力量一举消灭红军，再用政治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变本加厉地围攻陕北根据地，两党高级代表谈判条件仍不成熟。中共中央于十月十四日决定周恩来暂不去广州，先由潘汉年做初步谈判。十七日得知蒋介石飞到西安，为了再做一次努力，电令张子华在西安交涉派飞机来接周恩来到西安谈判。因蒋巳决心消灭红军，交涉未获结果。十月二十一日，中央将十四日的决定通知张子华，由张子华转告曾养甫、陈立夫。

张子华完成了和国民党联络的任务，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回到保安。中共中央肯定了他的工作成绩，任命他为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子华随周恩来于十四日离开保安，前往西安。十六日路经延安时，国民党的民团不借路，张子华拿着周恩来手书的便条，再次以“南京来的客人”身份同警卫员邱南章进城交涉。他向延安县县长晓以大义，陈述利害，请他为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赶赴西安提供方便。县长赶忙随他们一同到机场，保证周恩来一行人顺利离开延安。十七日下午，张子华随周副主席到了西安。从此他以周副主席秘书、八路军总部参谋身份在西安进行统战工作

张子华在西安同宁夏驻西安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他主动拜访宁夏省政府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柴成霖，会见到西安的宁夏党政要员。而且，热情接待老同学、老朋友和进步青年，鼓励他们为抗日做贡献，还介绍一些进步青年到延安抗大学习。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侵略者沿平绥线长驱直入，在包头扶持蒙奸、回奸，在阿拉善旗设特务机关，修飞机场，宁夏面临日军侵略的危险。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宁夏工作。一九三七年秋，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取得马鸿逵同意，决定派代表谈判边界和释放红军被俘人员问题。九月间，张子华任谈判代表，与柴成霖乘飞机到达宁夏省会银川。

张子华以八路军总部代表到宁夏来，马鸿逵不得不应付，但他内心却打着一套狠毒的算盘。他完全知道张子华是当年在北平闹学潮，支持孙殿英打宁夏的共产党人，早就恨得咬牙切齿了。他阴谋扣留张子华，派便衣监视了张子华住的银川饭店和王含章公馆。

张子华在银川住了四天，与马鸿逵谈判两次，当面递交了八路军总部的信件，要求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和释放红军被俘人员。马鸿逵只是说些表面应付的话，不谈实质问题。张子华见马鸿逵毫无诚意，就说：谈不成我就回去。马鸿逵蛮横无礼，随即说：“你那天走告诉我，我派车送!”

张子华发觉了马鸿逵扣留他的阴谋，但在马鸿逵严密控制下的银川城随便离开也不容易。他趁王含章不在宁夏之机，借口先回中宁老家看看，便找三婶黄清芳，请她派长工王德顺送他回中宁。就这样，他和警卫员一行三人离开了银川。

张子华回到家里住了三天，一家人都非常高兴。母亲只生他一个儿子，更是亲切万分，一次又一次地说，家里置了许多财产、房屋，这次回来不要走了，在家过荣华富贵的日子。张子华说：“我还没有看上你那些呢，你也不要置那么多了。有钱要多照顾自己的身体!”许多同学、亲友来看他，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他们为抗日做贡献，动员青年人到延安去学习。第四天晚上，他托人雇了一辆马车，从宁安堡直奔海源县干沟，在表哥张自箴的帮助下，顺利地通过了马鸿宾的防区。等马鸿逵发觉张子华失踪的时候，他早已翻越六盘山到达甘肃平凉八路军的接待站了。

张子华回到西安不久，曾在北平一起搞学生运动的同学阎延栋来找他，正好王含章路过西安，住在西京宾馆。王含章先动员阎延栋回宁夏，答应向马鸿逵推荐重用。随后，又把张子华和阎延栋邀到自己的房子里，以长辈身份劝说张子华脱离共产党。他说：“昨天我到你们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处长说，我们叔侄是两党，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说得我脸发红。我看你这些年跟着共产党也没有混出个啥名堂，宁夏工作、生活都好，我们家什么也不缺，还闹什么革命?东初(阎延栋的号)过去和你们一起，现在已决定回宁夏，我劝你离开这里，否则马主席、蒋公追究我串连共产党，全家跟着你受累。”张子华听了，反驳说：“离开这里，那才是笑话。你应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拿你的身份劝马鸿逵多做些有益于抗战的事。”一席话说得王含章哑口无言，叔侄不欢而散。

张子华在宁夏短短的十几天中，广泛接触宁夏各界人士，有不少过去在北平的老同学专程到银川来看他。他利用这个机会秘密联络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民主人士袁金璋等组成宁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小组，布置张致和、潘钟林在当地做抗日救亡工作。回到西安以后，他介绍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到宁夏找袁金璋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找到职业掩护，顺利地站稳脚跟，开展工作，使宁夏抗日救亡工作打开了新局面。当时，有不少宁夏进步青年以张子华为楷模，通过宁夏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到延安去，张子华家乡恩和堡一带先后去抗大、陕公学习的有十余人。从抗大回宁夏做地下工作的孟长友在回顾自己成长过程时写道：“张子华是我的导师”。抗日战争时期到边区参加工作的中宁籍干部张俊也说：我是由于张子华的影响才走上革命的道路。

一九三八年一月，张子华到武汉，在中共代表团民政部担任文化组主任。二月调回延安，四月到抗大担任政治教员。

一九三九年九月，突然横祸飞来，有人说张子华在天津被捕时有叛变嫌疑，到宁夏谈判时有通敌嫌疑。当时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组织上决定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但是，当时交通不便，地区分割，了解情况的同志远在千里之外，又无法派人到天津、银川等地调查，问题一时难以搞清。

张子华相信组织，在隔离期间，给党的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写信申诉，希望尽快做出结论。他曾托人给妻子李德贞送出一张照片，背面写：“赠给我们的孩子：延军”。他对革命事业始终是充满希望和信心的。但是，他隔离不久就身染肺病，不幸于一九四二年去世。终年只有二十八岁。

一九八三年九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张子华的历史做出了公正的结论，承认其党籍。一九八五年五月，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和银川市委召开会议为张子华恢复了名誉，在八里桥革命公墓安放了他的遗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