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辉（1195年-1274年），字耀卿，号颐斋。元太原交城（今属山西）人，元初儒臣。

张德辉，字耀卿，冀宁路交城县人（今山西省交城县人）。年少时勤学，多次乡试中举。

金代贞祐年间（1213~1216），国乱兵兴，家业毁于兵火，于是张德辉向御史台谋求一官半职，恰逢有强盗杀害占卜先生的案件，官府追查案情线索，抓获了一个藏匿妇人的僧人，将他屈打成招。案件审理完毕，德辉怀疑这是桩冤案，遂明察秋毫，后来果真捕获到了杀人的真正盗贼。礼部赵秉文、户部杨綎都很器重他的能力和才华。

金朝灭亡（1233）后，张德辉北渡求官，被正定府史天泽任命为经历官，掌管出纳文稿。多年跟随史天泽南征北战，出谋划策。有一次史天泽要杀逃兵，被张德辉劝阻，救下逃兵，将他们发配穴城，另外曾招降光州荜山农民队自卫，天泽要攻取，德辉建议招降，避免百姓因战争而生灵涂炭。

定宗二年（1247），元世祖忽必烈在王府召见张德辉，议论治国之策与儒家学问。

元世祖问：“孔子已经去世很久了，孔子的精神如今在哪里呢？”

张德辉答：“圣人治世做人的学问与天地共存，无处不在。殿下您如果能行圣人之道，圣人的精神则就在您这里。”

元世祖问：“有人说，辽因为信佛而亡，金因为好儒学而亡，是这样吗？”

张德辉答：“辽朝的事臣未能详尽知晓，金朝末年亡国之事则是亲眼所见，宰臣中虽有一两个儒臣，而其余的都是世袭的武将，军国大事又不让儒臣参与。凭借儒臣的身份晋升为宰臣的，大略只占三十分之一。金国灭亡，自当有人承担罪责，儒臣有什么过错？”

世祖认为他说的正确，又问德辉：“祖宗的法度俱在，然而有很多都不能付诸实践，应该怎么办呢?”

德辉手指银盘比喻说：“开创国家大业，就像制造这银器，要精选白金良匠，按一定规矩制作完成，交给后人，永传后世。但应交给谨慎敦厚的人掌管，才能永为珍宝使用。否则不仅会被损坏，恐怕还有被偷去的危险。”

世祖沉思了良久又问道：“这正是我所不能忘怀的。”

又问：“农家辛苦劳作，为何衣食不充足？”

德辉回答说：“务农种桑是天下的根本，衣食的来源。农民男耕女织，终年勤苦，却挑选其中最好的上交到官府，剩下下粗糙不好的来赡养父母，养育子女。而地方官吏又横征暴敛，搜刮一空，人民哪有不受冻挨饿的？”

定宗三年（1248）春，朝廷行祭奠孔子之礼。

世祖问德辉：“为何要对孔子行祭奠礼？”

德辉回答说：“孔子为万代主宰天下者之师，所以历代君主都尊敬他。把他的庙修建得十分庄严肃穆，按时祭祀。崇敬他与否，对圣人无利也无害，但可以见君王崇儒重道之意如何。”

世祖说：“从今以后，此礼勿废。”又问：“领兵与治民，哪个最危害百姓？”

回答说：“军无纪律，任其残暴，为害固然不轻；但是，治民之官，对人民横征暴敛，毒害天下，使祖宗之民如在水火之中，害处很大。”

世祖沉默无言，过了一会儿又问：“那怎么办？”德辉回答道：“莫若派遣皇族中之贤者如口温不花这样的人，执掌兵权；旧日勋臣如忽都虎这样的人，使他主管民政，这样，则天下均受到皇上的恩赐了。”

是年（1248）夏天，张德辉获准告假还家。将行之时，举荐白文举等数人。向元世祖辞别时，又向元世祖进谏“先务七事”，即：敦孝友，择人才，察下情，贵兼听，亲君子，信赏罚，节财用。

世祖采纳了他的建议，亲切地呼喊张德辉的字（耀卿），赐座，封赏十分优厚。

不久之后，张德辉奉旨教皇子孛罗等人读书。宪宗二年（1252），张德辉与元裕在北方朝见皇帝，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欣然应允，并提调他领导和管理真定学校事务。

元世祖即位（1260），起用张德辉为河东南北路宣抚使。他到任后，便打击豪强，罢黜贪官污吏，平均赋税徭役。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不远百里来看望他，说：“我们六十多年都没有见过如此清明的官员了！”把德辉奉若神明。

西川元帅纽邻又选取一千多士兵，守吏害怕他的威势，没人敢申诉反对，隶属凤翔县来屯田的士兵有八百余人，屯田完毕，士兵不能返回原籍；恰逢标识防戍兵，河中浮梁本来就有守卫的士卒，不应该让他们充数。张德辉全都分条上奏，皇帝答应他的请求。战乱后贫弱小民大多依附于豪强的庇护，有的靠做工换取衣食，时日长久，他们就被掩藏沦为家奴，张德辉悉数释放，将他们恢复平民身份。

中统二年（1261）考核政绩，张德辉在十路中排名第一，皇帝召见并犒劳行赏，张德辉此时上书急务四条：

一、严保举以取人材；

二、给俸禄以养廉能；

三、易世官而迁都邑；

四、正刑罚而勿屡赦。

元世祖嘉赏并采纳，升任迁东平路宣慰使。期间，张德辉惩治赃奸、免除百姓徭役赋税，并用自己的俸禄救助当地的孤儿寡母。

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张德辉升任参议中书省事，凡军国大事，都先咨询张德辉，然后实行。朝廷欲派遣赵彝为使节，出使日本。张德辉听闻后认为，赵彝本是宋朝降臣，委派他出访，可能会妄言朝政，贻笑邻邦。于是协同宰相，奏请皇帝，撤回了决议。

至元三年（1266）秋，德辉参议中书省事。

至元五年（1268）起为御史，张德辉没有接受。当时有传言，戍边将士冒领物质、损耗军费，皇帝下令责惩，张德辉却上奏折说：“我也做过军士，曾与士卒们同甘共苦，深知行军的艰难险阻。如今，官门子弟可以世袭爵位，或者小小的功劳就可以封赏进爵，他们哪里知道军旅之苦？朝廷派遣他们去惩戒士卒，这是朝廷省院的失误。如果严惩将士们，必然会使军中人人自危，正确的做法是改变军队部署，选有武艺才略的人去治军，这样军政自然会焕然一新，又时常委任监察官，痛死改革制度，则军中弊病自然会消除。”

朝廷旨令德辉拟定御史台条例，德辉奏道：“御史是执法官。今法令不明，根据什么来执法？此事行之不易，陛下应慎思考虑。”

不久，皇帝复召德辉入宫，对他说：“朕已考虑成熟，卿当尽力行之。”德辉说：“如果一定要我执行，那就请求设立宗正府以纠正皇族的违法行为，外戚可以受到弹劾。女眷不准来奏事，否则，诸局承办人都得追究查办。”世祖沉默了许久才说：“这事慢慢实行。”

张德辉还谏言改革时弊、均衡赋役、均田编户等，元世祖忽必烈一一采纳，并渐次执行，几十年的积弊得以革除。

张德辉告老还乡时，皇帝命他举荐堪任监察官的人。他举荐任命任风宪、乌古伦贞等二十人。

张德辉天资刚直，博学且有经世致用之才，性格坚毅，不喜嬉笑，不怒自威。晚年与元裕之（元好问）、李冶游封龙山，时人称“龙山三老”。

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张德辉逝世，卒年八十岁。

起为侍御史，遂致仕归。至元十一年，卒，年八十。

中统二年（1261），考绩为十路之最。陛见，帝劳之，命疏所急务，条四事，帝嘉纳焉。迁东平路宣慰使。

击豪强，黜赃吏，均赋役。耆耋不远数千里来见，曰：“六十年不复见此太平官府矣。”

原先，河东歉收，德辉请示朝廷，开常平仓贷粮与民，并减秋税。该地区赋役不均，官吏相互为奸，赋税一征十年，民不堪其苦，相率逃亡。德辉核实户口，均其赋役，钱粮出纳有定规，数十年之弊一旦革除。

德辉年少时勤学,多次乡试中举。一生著有《塞北纪行》、编有《元遗山诗集》传世。

张德辉的生平，应以汲郡王公所撰《行状》为最早、最佳，今已失传。

《元史·卷一百六十三·列传五十》有张德辉传。

元代文学家，史学家苏天爵所著《元朝名臣事略》，卷第十“宣慰张公”有传。

《新元史·列传第六十四》有张德辉传。

现代史学家姚从吾作《张德辉岭北纪行校注》，校注《岭北纪行》并整理张德辉生平史料，收录于姚从《吾先生全集（卷七）辽金元史论文》， 正中书局出版。

初名《张参议耀卿纪行》，也称《岭北纪行》、《边堠纪行》，原文载于元朝王恽秋涧大全集卷一百的玉堂嘉话（八）内。记录地点包括：镇阳、扼胡岭、孛落以北的沙陀、鱼儿泊等。张德辉当年所到的地方，元史地理志统称为岭北行中书省，包括首都和林在内，故后世统称“塞北行记”。

该文作於公元1248~1248年，记述了当年蒙古诸王忽必烈驻居和林的情形，生动扼要，至为难得；可以说是汉文中一篇最早专讲蒙古可汗驻帐和林情形的报告。

[金] 元好问撰，[元] 张德辉编，[清]施国祁笺注，共十四卷，苏州交通益记图书馆道光七年重印。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评：

公天资刚直，博学有经济器。容色毅然不可犯，望之知为端人正士。遇事风生，果于断决。庭议剀切，矫矫然有三代遗直。其扶善良、疾奸恶、革弊政、美风化、要以济时行道、尽忠所事，以实惠及民，成败利钝，初不计恤。

其为两镇巨藩，再入中书，虽权贵素以严厉称者，与之抗礼，往复论难，不毫发相假贷；时或龃龉，其耿耿自信，气终不下。

既为上所深知，凡大政令必咨决焉。论者为省台肇建、进用儒学，开太平之基，公实为启迪之先。故谮毁不行，才退复召，终始眷顾之礼不少衰。

上问八剌：“张耀卿曾受赂否？”曰：“若言其受赂，岂不畏上苍乎！”

与人交，重然诺，不戏言笑。在尊俎间，亦以礼法自持。故元遗山呼为畏友，虽亲旧不敢干以私。

恤患难，周困急，至质衣典书无难色。儒士宋子昭羁于豪权家，言于上官，出之。蜀儒古生售于市，鸠银赎焉，仍给据为良。张新轩子琥已结婚，无以成礼，分俸以给。

《新元史·列传第六十四》史臣曰：

游显、贾居贞、李德辉之爱民，赵炳、张德辉之守法，马亨、何荣祖、程思廉之匡君，出任方面，入官台省，譬之缉众腋而成裘，构群材以造厦，此至元之治，所以庶几贞观也。

朱耀廷《正说元朝十五帝》评：

忽必烈网罗人才，北方的著名学者张文谦、张德辉、窦默等相继来到忽必烈身边，深受忽必烈赏识。而张德辉又进一步澄清了当时流行的“金以儒亡”的观念，更使忽必烈树立了改用儒者治国的决心。

张德辉与金末大学者元好问一起觐见忽必烈，恳请他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忽必烈欣然接受了“儒教大宗师”尊号，考选儒士，减免儒户兵赋等负担，这等于公开宣布他将以儒学安天下、治天下。

历史学家姚从吾：

张德辉、元好问、李治，是金朝逸老学人中的经世派。他们以元好问为中心，以封龙山为讲学的聚会处。他们眼见天下大乱了，不得已，只有汇集同志，用种种方法，去说服蒙古新朝，企图得君行道，稍稍挽救金元之际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中原民族与文化的劫运。他们是有救世理想的，旨在努力救济知识分子，进而希望对于民族文化有所保存。他们苦心孤诣，为挽救中原文化厄运所做的种种努力，是班班可考的。

历史学者魏崇武：

“龙山三老”中，张德辉是惟一长期仕于蒙元者。虽然不以学术、文章闻名，但颇有治才，且刚直敢言。他先后受到史天泽、忽必烈的赏识，在历任官职上都有良好甚至优异的表现。

在文化救亡方面，他所做的最引人注目的有以下几件事：

张德辉中统元年（1260）任东南北路宣抚使，十路中考核排名第一，迁东平路宣慰使。任东平路宣慰使的同年九月重阳节之前，自沂州门冒雨出发，第二天到林庙，祭拜三圣墓，甚至到达泰安后，还时雨时停。第三天与州刺史张汝霖、奉符令张俭、司户王天挺及从者一行300余人，拂晓时分向泰山出发“暮至绝顶”。张宣慰见泰山奇景，异常振奋说：“吾此行，凡三见岱宗面目，吾意足矣。”

此行，随行的元曲作家杜仁杰撰有《东平府路宣慰张公登泰山记》。刻立于元至元二年( 1265)，此碑原立于岱庙延禧殿旁，1983年置于岱庙东碑廊内。《岱览》著录有全文。《岱庙碑刻研究》也录有其文。

杜仁杰在文末说：“予自壬辰北渡三十余年，凡九来，未尝睹此奇事，虽欲勿纪得乎?古者有天人之辩，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真知言哉。公（张德辉）纯诚人也，盖无往而不协，无动而不吉，无祷而不应，是行之异乃一节耳，平生如此者盖每每也。虽然天下之事固有邂逅相合者多矣，昔卫旱伐邢，师兴而雨，或者谓适与雨会，则非也，此特纯归之天，乌在所谓由人乎哉!至于挥剑成河，变昼为夜，或有此理，如韩吏部开衡山之云，苏端明借海藏之春，皆吾辈之余事，安用诧为。因公此来，盖不得不辩征，书诸于石，以示来者。”

对于张德辉登泰山的原因，《元史》记载为“春旱，祷泰山”。但《东平府路宣慰张公登泰山记》碑文载，张宣慰就职东平路宣慰使后，认为“曲阜实夫子祖庭，泰山为中原之神岳，此皆在境内，官所当亲祀之者也”，故有此泰山之行。说明张德辉此行泰山的真正用意是“亲祀”泰山。

子 ：张复。

周烈孙、王斌校注《元遗山文集校补》收录有《寿张复从道》一首。诗曰：镇州城中金粟冈，移来河东万卷堂。先生弦歌教胄子，子亦诗礼沾余芳。齿如编贝发抹漆，玉树临风未二十。为渠欲作写真诗，老我惭无敬斋笔。复也美材具，璞玉未雕饰，良工在汝心，苦卓与真积。捧檄毛义喜，受杖伯瑜泣。亲年当喜惧，寸晷真尺璧。桓荣家世传一经，何患不蒙稽古力！彩服庭闱趋，绣衣霄汉立。但愿颐斋寿金石，岁岁年年作生日。

诗中所泳，乃赞张德辉（号颐斋）子复，并祝张德辉之生日。诗中的“但愿颐斋寿金石”的“颐斋”正是张德辉的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