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秋（？-1935），亦作痕秋。大埔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共大埔县附城区委书记。

张恨秋(1905—1935)，原名张高同，又名张杏秋，广东大埔县西河镇麻园村人。自幼跟随父母侨居马来亚。青年时期参加马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在与资本家的斗争中，被当局逮押入狱。民国16年(1927)春遭驱逐回国，返乡后，即与县内的共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从事革命斗争，任岩上支部和附城区委负责人，组织农民赤卫队、铁血团，带队攻打岩上民团，参加福建省平和县长乐乡的农民武装暴动。

他的家成了联络站，其家人节衣缩食，接待来往革命人员食宿。其母陈完英，妻子陈勉英，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传递军事情报和运送药物。致民国17年秋，国民党政府军百余人，突袭搜捕，抢其家财，封其房屋。其母亲、妻子、儿女被迫远走他乡，流离失所。

民国16年(1927)，他参加茶阳县城暴动，迎接南昌起义军入埔，后随军南下潮汕。次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前线委员会秘书长，红四军政治部主任。9月参加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曾起草“敦请书”，要求毛泽东重回红四军担任领导工作，以加强党的政治领导。不久，恨秋改任红四军第三纵队党代表兼纵委书记。民国18年夏秋，他随军转战闽西，出击大埔，击溃石下坝国民党政府军一个营；继克梅县，进军丰顺马图，回师闽西。红四军于9月下旬召开了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张恨秋在会上发了言，他还亲自起草了一份“敦请书”，在大会上宣读，恳请毛泽东返回红四军领导岗位。年底，出席了上杭古田召开的红四军党代会议。

民国19年(1930)春天，他离开军队，到赣西南的边区苏维埃政府任要职，领导广大民众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各级工农政府。

民国21年(1932)，他奉调到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执行局工作。因对王明推行的“左倾”路线有异议而被解职，调任中共上海市区委书记。他穿上工人服装，和工人同劳动，交朋友，秘密组织工人与厂方开展有理有节的斗争。

民国24年(1935)，一天中午下班时，一位工人受到交通警察的欺压，他挺身而出，据理与警方争辩，遭押入牢房。后不幸被日本侵略军杀害于上海。

张恨秋，原名高同，又名杏秋、菊如，1905年出生在广东省大埔县西河镇麻园村。少年时代在家乡小学读书，后随同父母侨居马来西亚，并在当地参加马来西亚共产党。他在马来西亚从事工人运动时不幸被当局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团结难友与当局斗争。他改名为恨秋，以志终生不忘那个“黑色的秋天”——他和一批革命志士被捕的日子。

1927年春天，张恨秋被驱逐回国。他回到粤东山区的故乡后，便和县城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接上了关系，随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不久，就任中共大埔县附城区委会负责人兼岩上支部负责人。根据上级组织指示，他把工作重点放在学校和农村里，积极发展，壮大党、团组织，扩大农民赤卫队、铁血团等革命武装力量。

同年秋天，南昌起义军挥戈闽西、粤东。9月中旬，张恨秋为策应南昌起义军，带领城区和岩上的赤卫队、铁血团，参加大埔县城暴动，攻打岩上反动民团，随南昌起义军南下潮州、汕头。10月上旬，起义军在潮汕和大埔三河坝战役中失利，他再返大埔。

1928年3月8日，张恨秋亲自带领埔东铁血团员数十人配合福建省平和县长乐乡农民武装攻打九峰县城。5月2日，又参加出击埔县百侯区署，镇压了一批民愤极大的反动头子。

同年，由于形势的紧迫和革命的需要，组织上安排张恨秋去苏联学习。临别时，他与母亲、妻儿依依不舍，相互叮咛。又因为他的家还是中共地下联络站，临别之际，他以一个革命者的高度责任感，反复叮咛家人要千方百地保护好联络站。

就在这年秋天，设在张恨秋家里的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站被破坏。大埔县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军警百多人，突袭麻园村，抢劫其家财，封闭房屋。张恨秋的母亲、妻子、儿女被迫远走他乡。这一切都是张恨秋回国后才知道的。

1929年春天，当映山红开遍山野的时候，张恨秋从苏联军事学院学成归国，由中共中央派到江西苏区。他先后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前敌委员会秘书长、政治部主任及第二纵队党代表等职。张恨秋到红四军后，即参与闽西上杭、龙岩、永定等地的战斗，随后又出击粤东江地区，攻克梅县，进军丰顺，再回师闽西，为打通闽西苏区与粤东江苏区的联系，艰苦转战。同时，他在战斗中也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正确性。当时，在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干部中，对于党应如何领导军队，如何对待各种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等等问题，认识尚未统一，红军中的地方主义、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倾向等等，影响了红军的战斗力。就在此时，中央派到苏区工作的刘安恭，自恃曾在苏联学习，以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中央代表自居，到红四军任临时军委书记。他热衷于抓权和搞宗派主义，从而加剧了红军建设问题的争论。在刘安恭的错误影响之下，有的领导干部侧重于军事工作，对毛泽东强调政治建设，强调党的领导，强调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组织纪律性，以及强调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等等，不予支持。有的人还攻击毛泽东为“书记专政”、“家长制”，等等。加之刘安恭的挑拨，引起了红四军思想混乱。1929年6月8日，刘安恭在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借口毛泽东不服从中央决定，进一步挑起党内斗争。毛泽东为了寻求一种新的解决问题方法，在会上提出了更换前委书记，让他离开前委的要求。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未能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毛泽东很不满意，于7月初离开红四军，前往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后，新任前委书记陈毅不久即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8月间，红四军主力冒进闽中，并企图北渡闽江，往浙、赣、皖边境打游击。可是，闽中反动势力很强大，党在当地又缺乏群众基础，加之沿途多是崇山峻岭，行军困难，病号日渐增加，被迫退回闽西苏区，引起红军内部的怀疑和不满。为了稳定指战员的思想，红四军于9月下旬召开了第八次党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争论激烈，许多代表对军事指挥的失误公开表示不满。会上，罗荣桓发言，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但刘安恭坚决反对。张恨秋在会上发了言，他用在苏区几个月的亲自体验，说明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正确性，指出了毛泽东离开红四军这段时间，指战员的思想混乱和军事决策的失当，使红四军面临着危机，解决红四军的领导权已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了。他还亲自起草了一份“敦请书”，在大会上宣读，恳请毛泽东返回红四军领导岗位。罗荣桓、张恨秋终于说服了大多数与会人员，前委也接受了多数人的意见，致信毛泽东，请他回到红四军。

在上海的党中央也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研究解决红四军的问题，并由陈毅代表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批评了红四军七次党代会的错误决定，并指出毛泽东应仍回前委工作。陈毅回到红四军后，亲自召开前委会议，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并作了自我检讨。他写了亲笔信请毛泽东返回红四军的领导岗位。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军部，12月28日在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张恨秋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所作的《古田会议决议》，把几年来红军建设问题作了一个基本的科学总结，解决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如何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张恨秋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中，坚持正义，刚直不阿，体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远见卓识。

1930年春天，张恨秋离开军队，奉命到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他领导江西南部苏区民众打击土豪劣绅，分配土地，建立各级工农民主政权，支持中央红军开展反“围剿”斗争。

1932年，张恨秋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因对“左”倾错误领导有异议，被解除职务，留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张恨秋在上海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3年，张恨秋任中共上海市委一区委书记。他发动工人参加抗日救亡及反对资本家的各种斗争。1935年，因对一个交通警察欺压工人的事打抱不平，张恨秋被警方关押于狱中。随后被侵占上海的日本侵略军所杀害，时年仅30岁。

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张恨秋为革命烈士，号召后人学习和发扬他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