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戬（1030—1076），字天祺，张载之胞弟。幼年庄重老成，不善嬉游。稍长，酷爱读书，不喜为雕虫之辞以从科举。父兄告诉他，古人云：“做官不是因贫穷，但有时确因贫穷而不得不为官”，他才勉强应试乡贡。20岁后登进士第，步入仕途，先后任陕州阌县主薄、普润
县令、秘书省著作佐郎，知灵宝、渠州、流江、金堂等县事，改转为
太常博士、监察御史裹行、知公安、蒲城县事，改夏县转运使举、凤翔司竹监。史书称他“爱民以诚，济济有术”。他以恻怛之心深切关怀人民的疾苦，向往古代夏禹、后稷的为人：“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将人民不得其所，看做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他作县官总是先调查了解一县的风俗人情，发现重大问题立即认真研究解决办法，尽力去做。
在代理蒲城知县时，了解到这个大县百姓性情强悍，好争意气，斗殴、诉讼、偷盗、抢劫行为比起临县都要多。以前的县官一贯采用严苛的法律禁令加以惩治，而一些作奸犯科之徒，投机取巧，变本加厉，越发猖撅。戬到后，从治本上下功夫，放宽禁令条例，恳切教导，让人民理解逞凶使气违纪、犯法，损人利己，甚至两败俱伤，正大光明的人决不为此。有人争讼到了县庭，他必根据道理，深入剖析是非曲直、祸福利害，使人不犯法违令。他经常召集父老谆谆劝说，让他们教导子弟读书明理，自省过失，勤勉奋发，进取向上，羞作下流败德的事；又制备“记善薄”，凡百姓有小小的善行，即时予以登载，用以鼓励人民。他还仿效兄长任县令时的做法，捐献薪俸，具备酒食，于每月的良辰邀请邑之高年，聚会县衙，嘉勉慰劳，让他们的子弟陪伴侍奉，以此教导敬老之道。仅几个月，很多人深受教育，孝悌礼让，风俗大变，狱讼顿减，收到了极好的社会效果。
戬以后调到夏县，该县民情号称“健讼”，难于治理。他到任后，从不轻易怀疑人们的行为动机，始终抱定勉人向上，与人为善的态度，尽心开导教诲，决不以小恩小惠笼络，诚恳劝导他们从善去恶、改过自新。许多爱好诉讼的人受到教育，都谢罪引退，不再横生枝节、无理取闹，夏县的社会秩序变得异常良好。
当灵宝的百姓知道朝廷派出考核官吏治绩的使者经过时，围住使者请求说；“现在夏县的张公是我们从前的好父母官，恳祈天使怜悯我们百姓，将他调回！”使者高兴地倾听他们的意见，如实向朝廷汇报。当张戬离开夏县时，百姓四出远道相送，交通为之阻断，无法行走。父老们说：“以往许多人认为我们县的百姓不善良，喜好诉讼。可是自从张公来治理之后，诉讼的事大大减少，几乎绝迹。只有张公了解和相信我们县百姓是不喜欢诉讼的啊！”
戬刚正不阿，尽职尽责。在作御史时，神宗问他治理国家之道，他强调在上者要勤政爱民，以身垂范。皇帝认为极其正确。这时适值王安石变法，题目虽正，但问题很多。特别是一些小人沽名引进，借机渔利，使下面许多措施扰害百姓。他勇于上书，陈诉利弊，请罢除条例司，追还高平使者，弹劾一些人遇事不置可否，不能持正救偏；一些人左右摇摆，缺乏独立见识；一些人相互勾结，彼此包庇；还有的用奸邪献媚的手段，巴结上司，窃取谏官位置；有的本是刻薄残忍的小人，却善于花言巧语，玩弄经书辞语，装饰自己的文章，这样的人怎么在皇帝左右当言官呢？所有这些奸诈邪僻之流统统应该流放远方。他不仅三番五次上书说理，并且亲自去宰相府仗义执言，与王安石辩论。王很执拗，用扇子掩着面孔嘲笑他。他仍奋然讲：“我是天生狂直的人，应该遭到你的嘲笑。可是天下嘲笑你固执，而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好，违反群众意愿的事有没有呢？你大概不知道吧！”于是告了病假，等待处分，终于被罢免了御史职务。他被黜退之后，从不将奏章的底稿让人看，也从不对人讲自己是无罪无辜的人。众多的人听到他的做人准则，起初觉得高不可攀而畏惧他，后来认识到他处事忠厚，就很佩服他了。
戬严于律己而以忠厚诚恳的态度待人接物，从未迁怒别人；乐于称道人的善德，鼓励其上进；不断检查自己平日的思想言行，小有差错，必定认真改正，决不再犯。对胞兄极其敬爱，对贫困姻亲尽力周恤。在任司竹监时，全家不食竹笋。他在将要离任时，看见平日颇为爱护的一个小卒，盗拾笋箨，即对之加以处分，一点不徇情宽恕。处分之后，待之一如既往，毫不介意，同辈都佩服他谨慎的操守和宽容的度量。
张载常对人说：“吾弟德性上的优点是吾所不及的。他勇于任事，处身正道直行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可与孔子门人中子夏相媲美。有这样的弟弟，吾辈之道将得以发扬光大，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当时的人对他们兄弟很尊重，称为“两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