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知寒（1928-1998），原名张振衡，山东滕州人，中国著名墨学研究专家。在整个20世纪，作为千年绝学的墨学有过两次复兴：第一次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促成这次复兴的核心人物是梁启超和胡适先生；第二次复兴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领军人物是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知寒教授。张知寒作为中国墨子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被中国著名的传统文化研究专家蔡尚思、张岱年、任继愈、杨向奎诸先生赞誉为“墨家传人”、“富有墨子精神的传奇人物”。

张知寒，原名张振衡，后被中共地下党组织改名为张知寒。1928年10月28日，张知寒出生于今山东省滕州市城北顾家庙村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他的祖上在清代曾经出过三个举人、五六个秀才。载入山东史册的鲁南抗战领导人孔昭同、彭畏三、董尧卿等人，都是他的族伯张敬斋、张传举老先生的学生和挚友。由于家庭的影响和熏陶，张知寒六七岁时即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论语》、《朱子治家格言》等，在滕北一带素有神童之称。但对张知寒的一生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两千多年前的墨子，第二是抗日名将王铭章，第三个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素有“布衣大师”之称的刘子衡先生。

投身革命 几度危难见忠诚

1945年秋，张知寒在徐州读师范时经刘子衡先生介绍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以后3年多时间里，他以经商为掩护，来往于徐州、滕县等地，一方面为我党搜集、传递情报，一方面从解放区购买了生猪等农产品到敌占区换钱，然后购买解放区所需的医疗器械、药品等送往鲁南军分区。因他记忆力特好，做事胆大心细，所以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1947年春，他在徐州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追踪和逮捕，敌人对他严刑拷问，他始终未吐露半点党的秘密，后经中共徐州地下党组织营救脱险。组织上让张知寒暂回滕县老家避难，军统特务又带着卡宾枪跟踪他到顾家庙，把他的家洗劫一空。由于惊吓、饥饿等原因，张知寒一家八口人在一年多时间里去世五口，只剩下老母、弱弟和他自己。1947年晚春，党组织派张知寒到滕县乡村师范以学生的身份进行学运。他带领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罢课游行，多次冲击国民党的县政府，结果他和秦文惠等六位同学遭到开除，接着他被国民党宪兵抓进监狱几乎活埋，幸得刘子衡先生托人将其营救出狱。1948年秋，张知寒被党组织保送到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学习，次年春天随军南下接管杭州笕桥机场。1950年秋，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华东空军司令部机械大队分队长，不久提升为空军上尉、正连职。正当张知寒与他的战友们刻苦训练，准备随时入朝参战的时候，一次突发的训练事故使他摔伤。从此遨游蓝天的将军梦破灭，他只有服从部队领导的安排，转业到山东滋阳县（今兖州市）文教科做视导员。

泛舟学海 岗上遗址作见证

1954年，张知寒以调干生的身份，凭优异成绩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坐落在青岛市鱼山路上的山东大学，以文史著称于世，特别是历史系，有陈同燮、童书业、郑鹤声、张维华、杨向奎、赵俪生、王仲荦、黄云眉等著名教授共执教鞭。张知寒有幸得以师事这么多名家，真是欣喜若狂。他牢牢记住了时任山东省政协常委、省司法厅副厅长的刘子衡先生的嘱咐，发自内心地尊崇这些老先生，对他们恭恭敬敬地执弟子礼。那时张知寒真是如鱼得水，他把聪颖的天资与勤奋的努力结合起来，又从老先生那里聆听到了精深的学问和科学的求知方法，学业大进，再加上他心胸豁达，热心助人，被推举为本班班长和历史系学生会工农兵调干生学生代表。

1955年寒假，张知寒回到家乡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滕县岗上村史前文化遗址。他把精心搜集到的几百片彩色陶片运回学校交给老师研究，初步确认：张知寒发现了山东第一片彩陶。接着山东大学派出刘敦愿副教授率队到岗上进行了大面积考古发掘，充分证实了岗上遗址在考古学上的重大价值以及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从而彻底否定了长期在我国史学界流行的“山东无彩陶”的观点。这一重要发现很快引起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的重视，他亲自写信鼓励张知寒，并介绍张知寒去见尹达和夏鼐先生，到中科院考古所工作。当时山大历史系的领导、教授们也对张知寒明确表态，希望他能留校任教。山东省文管会主任、著名文献学家王献唐先生称赞“刘敦愿和张知寒是考古学界的后起之秀”，也表示愿把张知寒留在身边当助手。

然而世事难料，造化弄人。正当张知寒和他的师友们潜心研究岗上文化，准备把相关的系列成果公开发表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横祸压垮了一个史学新星，也击碎了张知寒一跨入山大就笃志追求的“陶行知梦”。他被定为右派，被押送淄博王村劳教所接受劳动教养。而他发现的“岗上遗址”也因为自己的右派身份而失去了在考古学上的应有地位，变成了众多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的一个。一个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就这样形成了。

挑战厄运 鲁南悬壶传美名

从1958年春天开始，张知寒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炼狱般的生活。起初他根本无法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一个从1945年就参加革命为党出生入死的优秀大学毕业生沦为阶下囚。他气血填胸，彻夜难眠，甚至多次想到绝食、自杀等。但是张知寒想起了司马迁说过的一句著名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自问我现在即使抛弃了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他永远不会忘记裹着一双小脚的白发老母对他说过的话：“儿啊，咱们祖上从未做过亏心事，我们无愧于天，无愧于心，哪能不好好地活着？”刘子衡先生也对张知寒说：“自杀是最大的自私！您就是喝凉水也要活下去！活着就是胜利。”经过一段极其痛苦难熬的日子，他逐步战胜了自我，解开了心结，发誓要做世间大丈夫，“宁屈其身，不降其志，”好好自爱，留有用之身以待来日。

1962年10月，张知寒被解除劳教送回原籍务农。政府给他写的结论是：“张知寒本人成分革命军人，家庭成分中农，曾犯过右派错误，没有帽子。”可这个结论没有使他逃脱造反派、红卫兵的批斗和冲击。张知寒凭着对历史的深刻了解，面对各种侮辱、歧视，他泰然处之。虽然没有图书资料，但祖传医书还在，张知寒凭借着深厚的人文学识和古文功底，夜以继日地苦苦钻研，逐步掌握了中医学的理、法、方、药，经过在行医实践中长期的思索揣摩，悟出了许多新见解。他在家乡一带行医十多年，诊治痊愈的病人不计其数，从未收过病人一分钱。朴实厚道的乡亲们齐声称赞张知寒，不时有人带着一些粮食、鸡蛋之类登门跪谢。鉴于张知寒行医的名声越来越大，1976年秋，经滕县卫生局推荐，张知寒受聘为滕县卫生学校医古文、医学史的代课教师。他在认真教书之余，利用卫校丰富的图书资料，细心地总结十多年的行医经验，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草稿，后来经过充实、修改，出版了两本很有分量的专著：一本是《中国妇科识要》，已载入《滕县志》和《枣庄市志》；另一本是《中国医药史精华录》，1987年获国家教委、文化部颁发的全国优秀图书（医药类）一等奖（金钥匙奖）。

执教山大 传道授业结硕果

1978年秋，张知寒长达20年的沉冤得以昭雪。1979年春，张知寒再次回到山东大学。年近80、银发飘然的张维华先生拉着张知寒的手激动得泣不成声。历史系主任王仲荦先生热情鼓励张知寒：你在山大跌到，也一定能在山大站起来，我们都相信你！

1978年，经历十年浩劫后的中国百废待兴。特别是大学作为重灾区，缺少师资，没有教材，许多课程开不出来。而张知寒在许多人疑信参半的目光里接下了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史学史、中国历史文献学三门课的教学以及自编《中国史学史》教材的重任。晚了20年方“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张知寒欣喜异常，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很快进入角色，全身心投入到教书育人工作中去。编写教材时，他自觉地把传授专业知识、传授学习和研究方法与传授道德修养知识结合起来，做到内容精练、语言生动、体系完整。每次讲课前，他都将教材烂熟于心，为学生解疑答难做好详细的准备。在课堂上，他精神抖擞，声震四座，表达充满感染力，善于激活学生的兴奋点和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并且讲得纲目分明，重点突出，可让学生“闻一得三”，因而大受学生好评。

78级的一个王同学写了《推碾的小女孩》这首诗，登在了文史楼门前的宣传栏里。当时“文革”的极左影响根深蒂固，阶级斗争还是观察问题的基本方法，于是就有人推断这首小诗宣传了反动、倒退的观点，应该定为政治事件，准备在寒假留置王同学，给他办学习班，视情况给他处分。张知寒想起20年前自己的悲惨遭遇，根本没有考虑自己可能再次遭到批判的后果，在有关会议上拍案而起，坚决不同意再用极左的眼光看待学生的思想问题；他特别强调，对待青年学生决不能“不教而诛”、“一棍子打死”。他曾多次找到校系两级领导陈述自己的观点，并向系领导提出了“假如他是你的孩子——你该怎么办”的问题让其思考。经过张知寒和风细雨的多次教育、开导，王同学也逐步认识到了自己思想方法上存在偏差，向系领导写出了深刻的检查，最终学校也没有给他任何处分。“推碾的小女孩”事件，作为山大教书育人的成功范例后来常被提起。

由于张知寒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教书育人成绩卓著，他先后两次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教师、一次全国教书育人先进教师。1987年，山东省教育厅和山东省教育工会联合签发一号文件，号召全省高校教师向张知寒教授学习。同年张知寒被选为山东省出席第三次全国教师代表大会的唯一代表，在会上被选为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大会后又出席了中南海怀仁堂座谈会，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

勇斗癌魔 十年弘墨惊世人

1988年底，张知寒退休，开始了他另一个更加繁忙的生命周期，即把早年立下的弘扬墨学的大愿付诸实施。张知寒认为，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问题，不仅是当今中国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而墨家学说所包含的丰富的民主、科学、和平的思想，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现代价值的一个方面，所以大力宣传、弘扬墨家学说，正为当今中国和世界所急需，可以补偏救弊，可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很好的借鉴。

张知寒想起了童书业先生50年代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墨子很可能就是你们滕县人，于是他就下决心首先解决墨子里籍这个千古之谜。张知寒经过缜密考证，先后发表了五篇论文，确认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墨子应为鲁国所属的小邾国（今山东滕州市）人，并得到了我国学术界大部分专家的普遍认同，这为山东大学和滕州市合作推进墨学研究事业提供了重要契机。在山东大学和滕州市的坚决支持下，张知寒在山大南院6号楼一间七平方米的居室里仔细地筹划、运作墨学复兴的各种事务。伴随着彻夜灯光，一个个详瞻的方案在他脑海里形成。为了成立墨子研究学会和筹备墨子学术研讨会，他以“摩顶放踵”、“突不暇黔”的墨子为榜样，跑遍大江南北，遍请海内外专家学者，迎来了首届全国墨学研讨会的召开和中国墨子学会的成立。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墨学研究事业凯歌猛进的时候，张知寒先后患肠癌、肺癌、肝癌。三年之中，三癌加身，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以张知寒的智慧、坦荡、达观，他决不惧死，在以后六年里，两千个日日夜夜，张知寒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巨大的病疼与癌魔抗争，与时间赛跑，在病榻上夜以继日地为墨学操劳。1997年3月，采用介入疗法治肝癌后的第二天，他的胃部大出血七八百CC，经山大附院抢救方脱险境。鉴于他的身体十分虚弱，他的老伴和助手李广星都多次劝他推迟召开第三次国际墨学研讨会，可张知寒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为墨子活着，如果现在把墨子研究停下来，我的生命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直到1998年7月上旬，在他生命垂危之际，他还在口述给中央领导的书信，提出继续推进墨学研究的各种建议。

张知寒英勇不屈的奋斗精神惊天地、泣鬼神，许多知情者被他的殉道者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先生亲临中国墨子学会成立大会，并欣然同意担任中国墨子学会的首席名誉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在首届全国墨学研讨会上高度称赞张知寒教授是“活着的墨子”，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思想史专家、年近九旬的蔡尚思先生，称赞张知寒“富有墨子精神”。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学专家、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全力支持张知寒组织的弘墨事业，一直担任中国墨子学会名誉会长，参与组织和出席了历届墨子学术研讨会。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吴官正，曾两次看望病中的张知寒，亲临1997年夏天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墨学研讨会，并在接见与会代表时说：“我被张知寒同志的精神所感动，希望通过你们的研究宣传，发扬光大墨子精神。”

1998年7月16日，张知寒先生辞世。在他的呼吁、组织和推动下，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墨学研究渐趋高潮，被学术界称为墨家学说的第二次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