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1936年12月—2014年9月27日），祖籍江苏盱眙，中国当代作家、收藏家、书法家，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等职，并任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董事长。

1936年12月，出生于江苏南京。抗日战争期间，在四川省重庆市读小学。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家返回南京读中学。1951年，前往北京读书。1954年，高中毕业后，因没有考上大学，自愿报名前往西北地区，在甘肃省贺兰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的农村中当一名文书。1956年，调往甘肃省干部文化学校当文学课教员，并开始尝试文学创作，发表了《夜歌》《黎明时的歌》等60余首诗歌。

1957年7月“反右运动”期间，创作了诗歌《大风歌》，登载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文学月刊《延河》，引发关注，使得张贤亮遭到了猛烈的批判；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斥大风歌》的文章，诗人公刘抨击《大风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思想，于是，《大风歌》成了右派言论的代表作品，张贤亮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被关进银川市附近的劳改农场，过起了与世隔绝的囚犯生活。

张贤亮右派生涯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劳改和劳教中度过的，在这期间，以“书写反动笔记和知情不报”的罪名被判三年管制；在“社教运动”中再次以“右派翻案”的罪名被判三年劳教；“文化大革命”中，升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群众专政；1970年，又被投进农垦兵团监狱，运动一来就抓去劳改，劳改几年又被转移到另一个农场就业劳教。

1979年9月，张贤亮得到彻底平反。1980年，调至宁夏《朔方》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并发表了《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等短篇小说；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1年，开始专业文学创作。1982年，改编自小说《灵与肉》的电影《牧马人》上映。小说《灵与肉》《肖尔布拉克》分别获得1980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3年，被选为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984年，发表中篇小说《绿化树》，小说描写了知识分子处于厄境中的生活和思想历程，并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同年，应邀访问挪威、瑞典、丹麦。1985年，发表长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描写在特殊环境里人的本性受到压抑，扭曲之后形成的与生活的矛盾，引起广泛的争论；同年，应邀前往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

1987年10月，出版《写小说的辩证法》，收录了张贤亮1957年至1986年8月在报刊上发表的33篇文章，这些文章介绍了作者的创作体会、创作思想以及创作小说过程中的思考等。1989年1月，出版长篇小说《习惯死亡》。1992年，下海弃文从商，前往宁夏贺兰经商。1993年，创办华夏西部影视，并担任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建立了镇北堡西部影城。

1995年3月，出版随笔集《边缘小品》。1996年12月，出版散文集《小说编余》。1997年，出版杂文集《小说中国》。1998年2月，出版散文集《追求智慧》。1999年12月，出版小说集《青春期》。2000年6月，出版导游丛书《华夏西部影视城——我与镇北堡》。

2008年2月，出版随笔集《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2009年，发表长篇小说《一亿六》，并于同年出版。2010年初开始，张贤亮以个人名义每年捐赠150万至180万元，对宁夏贫困患者实施“救生行动”；1月，出版语录集《张贤亮经典语录——人很重要》。2013年7月，出版散文集《我的倾诉》；同年，被查出晚期肺癌。2014年9月27日下午，因肺癌晚期逝世，享年78岁。

张贤亮的祖籍在江苏省的盱眙县，祖父张铭早年在美国读书时，就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回国后担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张贤亮的母亲是安徽一个书香门第的才女，在与张友农结婚几个月后，张友农就随张学良回到了西安，而张贤亮母亲已经有了身孕。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开始合作抗日。张贤亮的父亲开始弃官从商，带着一家老小来到重庆。在内战爆发后，张贤亮的父亲又开始到上海经商，

1949年，张贤亮的父亲作为旧官僚被关押。1951年，张贤亮父亲在监狱中去世。1955年，19岁的张贤亮带着母亲和妹妹，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北京，到大西北开荒，在贺兰山下安了家。

“反右运动”期间，张贤亮因发表《大风歌》而被错划为右派，张贤亮被带走，劳动改造了22年。张贤亮在被送进劳改后没几天，张贤亮的母亲就在晾衣服的时候摔断了腿，十岁的妹妹正在上小学，家里顿时没有了生活来源，无奈中，母女俩准备回迁北京投亲靠友。

十年后的1968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张贤亮趁劳作间隙扒火车回北京，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自己已经满头白发的母亲。而此时妹妹早已分配到甘肃工作。和母亲的团聚仅有几天，张贤亮就被发现，强制带离了北京，而这次竟然是同母亲见的最后一面。后来无路可走的张贤亮，只能靠乞讨为生辗转到了兰州。回到农场后，张贤亮又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继续改造。直至1979年获得彻底平反。

饥荒叙事

张贤亮的作品在其饥荒文本里直面和展示生理饥饿。他率先揭示了“低标准瓜菜代”对整个民族造成了何等惨重的生理损伤，其饥荒书写往往是在平静中见波澜，在滥觞中显沉痛。张贤亮也在创作谈中提及，创作《绿化树》时正值抵制精神污染被执行得最离谱之时，他的全部作品也被进行了专门研究，张贤亮无疑是冒着风险，进行了突破性的创作。他在作品中回顾了以往的饥饿经历：20世纪60年代大饥荒，惨烈的饥饿现实改变了人情伦理，死亡变得太过平常，人心变得麻木冷漠，连悲伤都显得多余，甚至连人的生理结构也能发生转变，对比那些在应对饥饿时所爆发的种种“潜能”，人就算能发展出动物的反刍能力也不足为奇。饥饿年月成天惦念的就是食物和怎样搞到食物，食物确实能够牵引着人的思维、行为方式，所谓的自尊、面子都是吃饱之后的事儿。张贤亮勇于将一个受难的身体呈献给读者，试图把一个长期在政治高压下默默无闻、唯唯诺诺的身体拯救出来，因为身体是苦难的第一现场，敢于直面身体才能直面苦难。

囚禁叙事

张贤亮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都有身处囚禁的不幸命运。章永璘、许灵均、石在等知识分子本可以凭着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在社会上谋得职位，成家立业，但现实中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把他们抛离正常的生活轨道，将之推入绝境，他们被禁锢在西北的监狱或劳改农场里，承受着身体上的饥饿与性的压抑，政治的规训惩戒和精神信仰上的危机，在多重囚禁中苦苦挣扎，最终依靠自身和女性，寻求自由与救赎。在张贤亮小说的囚禁叙事中，描摹、凸显了身体的囚禁，精神的囚禁和作为拯救者的女性。在张贤亮小说的囚禁叙事中，身体上的囚禁与规训既是指人物在政治身份上被划归“右派”或“坏人”，继而被判刑、流放或关押，失去身体自由，也指人物因此而受到的规训包括繁重的体力劳动、食不果腹的物质生存处境，也包括了身体在囚禁中的生理、心理的变异以及扭曲等。张贤亮常常以身体上的饥饿，性的压抑来表现政治对身体的压抑与异化，来揭示政治的规训作用。

人格反思

张贤亮作为“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受难知识分子，潜意识中对自我的政治身份给予了认同，他自认为背负着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伤，在政治文化观念上又承认自己身上流淌着“资产阶级”的血液，难以摆脱知识分子的身份“原罪”，因而本身就怀有被政治所抛弃的心灵创痛和“赎罪”的心理焦虑。基于自我救赎的目的，他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把受难当成是摒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恶习的身份“改造”，是向“筋肉劳动者”靠近的唯一途径。从他的小说文本中会发现，主人公毫无例外地强调自身所遭受的种种磨难和创伤是对自我的锤炼和塑造，无论是《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还是《青春期》《我的菩提树》《习惯死亡》，主人公都主动认同了“极左”政治路线赋予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与文化人格，自觉“有罪”并应该通过种种磨难获得重塑自我和超越苦难的力量。用张贤亮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美和欢乐，必须来自伤痕和痛苦本身，来自对于这种生活的深刻的体验。”张贤亮力图表达他对政治身份的重视与追求人格自我完善的努力。

男性中心主义

从女性叙事角度来看，张贤亮的小说体现出了比较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这种男性中心主义在小说中主要体现在女性主体性的缺失和叙事视角的男性化上。在张贤亮的小说中，男性被作为历史的主体来进行塑造和叙述，无论是饱经磨难的章永璘，还是意气风发的陈抱帖，都是历史的承担者和前进的动力，他们对自身的命运和所处的时代有清醒的判断和认识。而小说中的女性却普遍缺乏主体性，她们没有个人的信仰与追求，她们所爱的男人就是她们的一切，然而她们却又无法理解、也无法最终得到他们。在张贤亮的小说中，叙述者，即使是第三人称的叙述者，永远是站在男性的角度进行叙述，女性只是被叙述者。被叙述的女性无法发声也无法辩白，只能作为男主人公和作家操纵和利用的工具。

生命艺术

作为特立独行的新时期作家，张贤亮的作品彰显出了深刻的生命体验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这两种不同的记述风格在小说中形成了一股自然地内在张力，日记涉及的那部分极为简略，欲言又止；而注释的那部分十分详尽，尽可能还原日记背后的历史真实。如《我的菩提树》中，读者刚开始可能很难把《我的菩提树》作为小说来阅读，毕竟其中既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典型的生存环境和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但作者对生活的艺术处理还是比较明显的。他以当年日记保留下的生活和情感线条为线索，借此重新甄选、编辑生活原象，并通过注释的手法和严峻、深刻的语言准确地表述。此种手法能使小说直逼生活原态的核心地带，产生强大的震撼力，不仅可以使读者体会到当时人们的言论受限，也能通过日记重返历史现场。

性爱描写

文革过后，文学创作已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唯有“性”这一领域似乎触及了人类最敏感的神经，无人过多的涉及。张贤亮1979年得以平反，随后便致力于文学创作之中，他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创作最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勇于冲破言论禁区，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有大量体现。张贤亮大胆越轨的性爱描写，探析了人类最低层次的生存需求，真实呼唤人性，推崇人道主义。他在小说中提到：“政治引发的激情近似于情欲诱发的冲动，都源于体内的内分泌。”小说中主人公通过这两个方面去体验，去感觉，去“自由选择”。他试图将人类最隐秘复杂的心绪、情感、渴望全部倾吐出来，可以说他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位认真描写“性”的作家，因此其作品一问世就引起轰动效应，评论界对此争鸣不止，褒贬不一，而正是此时期的小说才真正凸显了张贤亮的独特气质与文风。

人性关怀

劳改干部通常会被描述成为阴险狠毒、凶神恶煞、对待劳改犯人十分严苛的面貌，但在张贤亮的小说中，这类干部形象鲜有出现，即使有个别被当做反面管理干部形象也并非大奸大恶，诸如《土牢情话》中的王富海、《绿化树》里的瘸子管理员等，作者对这类管理干部的刻画着墨不多。而《绿化树》中的谢队长，《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中的魏队长、《河的子孙》的魏天贵、《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曹学义、《我的菩提树》中的马队长等，无疑都是具有人性美、令人难忘的劳改干部形象，他们在张贤亮文学世界的建构之中，以淳朴直观的是非观念和价值判断感染着小说中的受难主人公。

地方色彩

张贤亮在小说中，曾多次提到一种广泛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黄河湟水沿岸的一种高腔民歌，理论上称为“河湟花儿”。这种民歌用词俏皮生动，颇有灵动之意。在属性上，它是一种方言。张贤亮选择这一种生动又易懂的方言来增强语言的生动性和地方色彩，同时这些语言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可感。例如，唱“河湟花儿”时的马缨花就比平时更为娇媚动人。这种民歌，可以用或婉转或豪放的语调，把自己的情绪与心意表达出来，作为一种释放的形式。同时，这种极具地方特色的民歌，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文化归属感的象征。

爱国色彩

作为张贤亮早期的伤痕文本，《灵与肉》有着具有爱国主义性质的结尾：主人公婉拒了生父邀他共赴美国的心意，而选择留在大西北农场。主要原因是大地和妻子是他魂牵梦萦，难以割舍的，可见，大地和母亲情结根植在他的无意识世界里。艾华指出许灵均是新时代的新人，关键在于：“在多年艰辛的劳改生涯中，他未曾变得麻木不仁，他从未停止过探求，终究探寻到了真正的人生道路——永远与祖国、人民在一起。”在极端年代里，他并未沉浸在个人的不幸与痛苦中，因为这并不是个人悲剧，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酿成的具有普遍性的错误。中国知识分子秉持的人生信念就是将个人命运同祖国、人民的理想紧密相连，以此作为人生救赎的依据。以致于当时“毫无保留地将自己交给党”，“一切听党安排”等口号足以赋予他们稳妥的形态，乃至人生归依感。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并非个体获取何种实利，而是能获得所依赖的群体的承认，即家国党派的承认成为救赎的终极之道，由此实现最高的人生境界——由人格的完成达到精神上的救赎。

“张先生是中国作家中少有的真土豪。将写作、行商、参政、行乐结合得那么无隙，卖出西北的荒凉，很难得。”（中国当代作家陈村评）

“这个人很可爱，直来直去，不掩饰，喜欢女人，也不装，很直率，少见。总之是个讨人喜欢的人。”（当代作家虹影评）

“张贤亮并非单纯写性，而是以性爱和欲望为载体，发掘政治内涵，书写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中国当代作家雷达评）

“张贤亮的作品在于（通过描写性）淋漓尽致的写出人的灵魂间的巨大痛苦，进而揭示自然的文化生态，这才是他（作品）的精髓所在。身为老一代作家，张贤亮对性的描写是美化的。在他的书中，将女性作为女神和美好的象征，代表走向精神自由和光明，而非欲望对象。这相较当代很多作品仅把女性当做肉欲象征，反而高雅的多。”（《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叶开评）

“张贤亮的思想认识比较超前，作品也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有自我作为支撑。即便在张贤亮的后期创作中，都维持了对社会的批判性思考、对社会各阶层的认识，这是他后来能在文学界独树一帜的原因所在。”（批评家吴义勤评）

张贤亮的小说感情深沉、富于哲理，文笔俊逸。（中国作家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