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瓒（1885—1931）是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长沙人。青年时就读兵目学堂和军官讲武学堂，并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14年回国，任北京军需学校总队长兼军事学教员，曾旅德国研究军事学。1916年回国，为逃避袁世凯缉拿，回湘组织独立团。1924年任谭延闿第二军第四师师长。后在鲁涤平部任南昌卫戌司令，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仅1929年即杀害1000余人。被蒋介石委任陆军第十八师师长，晋升中将军衔。1930年衔蒋之命任对苏区第一次“围剿”前线总指挥，与红军恶战，在江西龙冈被红军活捉，交地方政府看管。1931年在东固万人大会公审后被处决。

张辉瓒，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出生于长沙一个地主家庭。青年时期就读于兵目学堂，军官讲武学堂，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14年（民国3年）回国，任北京军需学校总队长兼军事学教员。不久赴德国研究军事学，1916年回国，被袁世凯重赏缉拿，潜回湖南，与一些军人成立独立团，后扩编为第四混成旅，任旅长。1921年10月他任湖南省警务处长时，长沙有一娼妓头目刘李氏，绰号“刘麻子”。她勾结官府权贵，利用权势逼良为娼，即大家闺秀亦能施以引诱胁迫，群众极其痛恨。同年11月，张辉瓒趁湖南军政要员赴南岳参加军事会议之机，将刘逮捕处决，为长沙人民除了一害。

1924年他投靠谭延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四师师长，参加北伐。1927年5月升任第二军副军长，对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恨之入骨，甚至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反感，斥之为“屁三民主义”。1928年鲁涤平任军长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时，张为鲁的心腹，曾率部驻湘、鄂、赣等省，1929年任南昌卫戍司令时，曾杀害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千余人。所部整编为陆军第十八师后，被蒋介石授予中将军衔，鲁涤平委任他为“江西全省剿匪总指挥”。

1930（民国19年）12月16日。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张被任为前线总指挥，采用“分进合击，长驱直入”战法。他曾说：“吾党与共匪势不两立，此番不剿清，誓不生还。”率十八师进入东固后，将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医院、农工银行等烧毁无遗，且到处搜括民财，屠杀群众。29日率师部及五十二旅、五十三旅共计9000余人进入龙冈。毛泽东、朱德下达《红军第一方面军攻击龙冈之敌张辉瓒部命令》。两军相遇于距龙冈街13华里的小别村，激战大半天，红军全歼张部，缴获各种武器9000多件。张辉瓒化装乘轿逃至附近的万功山，遇红军后钻进一个约一人深的土坑里，被红军擒获。红军总部将他交地方政府看管。他妻子朱性芳，千方百计想在上海找到中共中央，用巨款赎回其夫；蒋介石派人送信要求释放，条件是只要将张放回，他就释放大批在押“政治犯”，并付20万元现款。可是人民不饶恕他。1931年（民国20年）1月28日，东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将他处决。

民国10年（1921），张辉瓒任湖南省警务处长并兼省会警察厅长之职，闻刘麻子劣迹，意欲惩办，因派员进行调查。时刘麻子住福源巷20号绘素楼隔壁，闻风后，不稍为敛迹，反大言不断谓：某要人曾来我家，某要人曾来过夜，对我非常客气，我所委托之事，无不应之如响。其对我优厚者，我亦有特别报酬云云。

同年11月16日晚间，警务处派出密探，乔装狎客，并带跟班一名，谎言前往打牌，见刘麻子确实在家，即命随从假买香烟而出，归署报告、张辉瓒即派警察及马弁多人，前往刘宅、将其拿获，连夜审讯，刘――供认不讳，翌日上午七时许，验明正身，即绑赴浏阳门外刑场，立予斩决。子手以未曾杀过女犯，连进三刀，其头始落，一时观者，倾城塞巷，莫不称快，以观者络绎，警署恐有妨秩序，遂移置识字岭，陈户示众，以儆效尤，兹将其罪状全文，转录如下：

“为宣布罪状事：查刘李氏掉号刘麻子，专以媒介秘密买淫为业，其前后勾引良家妇女，已盈千累万，无知妇女，一经失足，即如鱼之吞钓，终身不能自拔，徒以风关门第，难为告发之人，况叉事涉闺帷，苦无确实之据，以致任其置身法外，流毒民间，为所欲为，益无忌禅，本兼厅长，职司缮俗，责在锄奸，欲为被污之妇女，解此孽缘：为忍辱之家庭，去兹隐痛，除呈准省长总司令外，密派干警，将该犯妇拿获到案，验明正身，立予斩决，该犯妇设阱投机，其罪浮于蛇蛊，裂名毁节，造孽甚于人妖，为地方计，则死已恨其迟，为风俗计，则杀之嫌其薄，用是敢置重典，铲此浮魔，惟其有忍人之心，乃出此不得已之举，论心论事，各有歧言，知我罪我，凭之月旦。特此布告，俾众周知”。

1930年12月16日，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开始。身为前敌总指挥的张辉瓒率18师并指挥公秉藩的28师向苏区挺进，所到之处实行“三光”，遍贴“剃了朱毛的头”的标语；向部下训话时，也总不离“剃了朱毛的头”。

张辉瓒的18师长驱直入，没遇到多大抵抗。他不知是计，以为红军不敢恋战而流窜，遂命令公秉藩的28师加速前进，限12月20日占领东固，与他的18师在那里会师。18师走了一天，张辉瓒突然传令休息待命。他有意让公师独自先攻东固，碰碰“硬钉子”。公秉藩不知是计，伤亡了好几百人马，所幸拿下了东固，遂夸大战果报捷。

张辉瓒率18师姗姗来迟，临近东固时正值晨雾弥漫，和公师发生误会打了起来，连小钢炮都用上了，直打到日高雾散，才知是“窝里斗”。张、公互相指责。公放出狠话：“本师长不再受你节制，等打完了仗去南京评说”，带着28师去了富田。

张辉瓒也负气不再与公秉藩联络。这时，张得到了大股红军在黄陂出现的情报，喜形于色，下令追击。29日，张部进入黄陂不远处的龙冈圩宿营，准备第二天与红军决战。

30日上午9时许，迟来的冬日从山后升起，雾霭渐散，张辉瓒下令“攻占黄陂”。当18师先头部队52旅艰难攀爬至半山腰时，遇到了红3军7师居高临下的阻击，龙冈之战的序幕拉开。战至中午，52旅仍不能越雷池一步。张辉瓒并不慌张，计出“奇兵”，调53旅从两侧登山包抄红军。然而，53旅受到埋伏在两翼的红军大部队迎头痛击。

18师死伤累累，至下午3时许已伤亡过半。此时，红军另两支部队又按“朱毛”的事先部署，分别从左右迂回到龙冈侧后，切断了18师的退路，从背后攻过来。18师两个旅顿成红军的“饺子”。

龙冈一仗，18师师部直属队及两个旅九千余人被俘，长短枪近万支、子弹一百余万发成了红军战利品，张辉瓒躲在一个山洞中也被搜出。

以下内容来自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馆员马沈、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秀芬《考辨：张辉瓒到底该杀不该杀？》一文

一、张辉瓒该杀不该杀？

张辉瓒该杀不该杀？这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张辉瓒在1931年1月28日东固公审大会后，遭到处决。往往压倒性的意见是：张辉瓒不该杀，杀他违背了红军的俘虏政策，违背了统战的方针，朱毛都曾答应不杀，中央也曾决定不杀云云。在中国和世界战争中，很早就出现了战争法和战争犯罪的概念，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趋完善，违反战争法反人道的“无军事必要摧毁城镇和村庄，劫掠公私财物，无辜杀害平民、奸淫妇女”的军队指挥官要受到惩处，这已经是通则。这和优待战俘是两回事，不能说你因为做了俘虏，旧恶就可以一笔勾销。

张辉瓒部进入苏区后，气焰甚为嚣张。张辉瓒命令部下：东固已赤化，石头要过刀，板凳要火烧。40里内凡10岁以上男女格杀勿论。因此，他的部队在东固地区看到老百姓的房子经常不问青红皂白地烧掉，见到粮食衣物就抢，捉到人就当是“共匪”杀掉，抓到妇女就强奸，可以说是无恶不作。

1931年1月28日，苏区政府在东固召开了反“围剿”胜利庆捷大会，会上广大群众提出要公审张辉瓒。可是将在东固富水河坝上提审张辉瓒的消息传出后，十里八乡的群众带着火把拿着干粮纷纷自觉涌来，形成“万人公审大会”的盛况。人们情绪激动，“抽筋”“剥皮”声不绝于耳。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虽然法制不健全，但人们已经有了初步的法律观念，杀人偿命。况且张辉瓒这种罪大恶极、民愤极大者。很多情绪激昂的群众登上主席台揪打张辉瓒，局势很快失控，几位青壮年赤卫队员看到张，联想起张辉瓒进占东固仅仅几天便无恶不作，他们的父母被杀，妻子被辱，房屋被烧，再也按捺不住激愤，便和群众一起拖下了张辉瓒，拉到主席台旁的田间，手起刀落，将张辉瓒身首分家。

张辉瓒以后被俘的国民党师长没有被处死，非常重要的一条在于他们在苏区没有那么大的民愤。

二、张辉瓒之死的负面与正面的政治影响孰轻孰重？

1930年12月初，当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东固发生了“富田事变”，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倾向，使红20军和东固地区的人民群众对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产生了疑虑。第一次反“围剿”特别是龙冈大捷取得胜利后，这些疑虑得到了缓和。但是，人们见到张辉瓒被捉却久未被杀，群众中更是传出“毛泽东主张不杀他的老乡张辉瓒”的传闻。许多人忿忿不平地说：肃反冤枉死了那么多人，都是我们本地的老革命。怎么能放着一个国民党师长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不杀？杀死张辉瓒顺应民心、振奋士气、消除富田事变的负面影响，增加和提高了红军特别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凝聚力与威望，为即将到来的第二次反“围剿”做了最好的群众动员。

杀死张辉瓒赢得苏区群众的支持，不杀张辉瓒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国民党军上层将领对红军的敌视态度，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处死张辉瓒有利有弊，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利大于弊，不可能有两全其美的做法。

三、张辉瓒是否真能成为国共谈判的筹码？

张辉瓒被俘后，其妻立即四处活动，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共产党，表示愿意以巨款赎回张辉瓒。国民党湘籍军政的头面人物程潜、唐生智、鲁涤平等也派代表向共产党传达信息，据说蒋介石也答应以释放关押的100多名共产党政治犯，并提供20万银元、20担西药、两个团的枪弹为条件进行谈判。

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张辉瓒在国民党湘籍军人中有一定影响，可以利用其影响作分化瓦解国民党军的工作，国民党开具的条件也有利于缓解中共中央和红军的经济困难。当即派出通讯员去苏区传达做好准备放回张辉瓒的指示，并派出代表赴南昌谈判。结果由于路途不畅，通讯员无法及时赶到苏区，中央的指示没有及时得到传达。中共代表赶到南昌时，报纸上已经登出了张辉瓒被杀的消息，谈判已经无从进行。

张辉瓒是否真能成为国共谈判的筹码？也无法得到证实。

我们认为，中共中央和红军的沟通不畅，但国民党军和苏区的沟通渠道应该是畅通的。国民党如果真想救出张辉瓒，在20多天的时间里应该去苏区和红军联络，为什么舍近求远？可见其有缓兵之计之疑？难道放了张辉瓒，国民党就能延迟对苏区进行的第二次“围剿”了吗？这也未必！